严高鸿（1948年—2010年）：安徽省广德县人，1968年3月入伍，196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新闻干事、学员队副政治委员、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政治学院学报》主编。从事政治理论教学31年，始终把学习研究、传播践行党的创新理论视为神圣职责，把毕生精力献给了钟爱一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事业，先后荣获军队院校育才奖金奖、第二届军队杰出

“老弟，昨天下午和今早痛得厉害，明天新闻系4个博士生开题，已无法更改，后天能否去八一医院查一下？添麻烦了。”这是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博士生导师严高鸿生前发出的最后一条短信。第二天，2010年12月18日，他因突发心脏病倒在了博士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会上，再也没有醒来。他的生命定格在了62岁。

报告会上突发心脏病，再没醒来

2010年12月18日早上7点半，严高鸿和往常一样，拎着公文包准备出门上班。妻子王建清劝他：“你今天就不要去了，到医院拍个片子，看究竟是什么原因。”

那一周，严高鸿的身体一直不好，尤其胸部和背部疼得厉害。本来八一医院的医生已和他约好，要在那天对他进行一次全面身体检查，但是为了新闻系博士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会，严高鸿发短信给医院的医生推迟了体检。

为了参加这次论文开题报告，白天忙于繁重学报工作的严高鸿，那几天连续利用晚上审阅论文。一篇博士论文开题报告就是一万五千多字，4份论文看一遍下来，再批注上修改意见，需要几十个小时，他天天都要熬到深夜。

那天，严高鸿没听妻子的劝，照常去了学校。王建清再也想不到，严高鸿走到门口时，她看严高鸿的那一眼，就是这一辈子看丈夫的最后一眼。

整整两个小时，严高鸿坐在会议桌前，凝神细听每位学生的论文陈述，不时记下自己的意见。中途休息的时候，严高鸿很难受，去隔壁房间的沙发上躺了一会儿，就又强撑着走回了座位。

大约十点半钟，严高鸿的头突然低垂下去，呼吸变得异常急促。学院救护车火速将他送往最近的医院，虽经全力抢救，但严高鸿还是永远地离开了。诊断书上写着心源性猝死，而他生前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心脏有问题。

放弃仕途，站上三尺讲台

从事政治理论教学31年，学校的三尺讲台是严高鸿生前最热爱的地方。

1978年夏末，在南京大学哲学系深造了三年的南京军区岱山守备区宣传科干事严高鸿，相继收到两份调令：一份是南京军区调他去军区政治部宣传部任职；一份是筹建中的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调他去当教员。

走仕途，还是站讲台，面对这两种人生路径间的抉择，严高鸿做出的决定出人意料，他选择的是到南京政院当一名政治理论教员。一时，身边人议论纷纷，都说严高鸿“傻帽”一个。对此，严高鸿不加辩解。他后来说过，当一名政治理论教员，向广大官兵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更有意义，也更有价值。

带着理想也带着使命，1979年2月，严高鸿走进紫金山下的这所我军政治院校。当时，学校的理论教学力量比较薄弱，哲学教研室为缩短培养周期，将年轻教员分为唯物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三个教学组，要求各组先完成本组业务，然后再准备其他两组的课程，即为“打通关”。怀着对理论教学的无限热爱，凭借对学问的刻苦钻研精神，严高鸿很快脱颖而出，成为教研室第一个“打通关”的年轻教员，摘取“四个第一”：哲学专业第一个登上讲台的年轻教员，第一个介绍授课经验的年轻教员，第一个由讲授单章节内容到讲授整本教材的年轻教员，第一个在核心期刊《哲学研究》上发表文章的年轻教员。

舍不得脱掉军装，婉拒“下海”

作为南京政治学院最早的两名博士生导师之一，严高鸿全身心投入教学工作，先后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开设辩证唯物主义原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等13门精品课程。

上世纪90年代初，严高鸿接到深圳大学的邀请，请他到哲学系担任主要教学工作，并给予优厚的待遇。当时正值“下海热”，严高鸿不少地方朋友经商发了财，身边也有一些人脱下了军装，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深圳是经济特区，待遇又好，去了也是当老师，照样能教学生啊！”有人曾这样劝他。“部队培养了我，咱不能忘了这份恩情！这身军装穿了20多年，舍不得脱啊！”严高鸿一次次地这样回答。2008年，在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群体先进事迹报告会上，严高鸿在题为《三十年不变的忠诚和追求》的演讲中袒露心声：“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我们这一代人恰逢改革开放，在可以有很多机会选择的情况下，我也有过感慨，有过困惑，甚至有过动心，但终究由于对教学工作的挚爱，对南政院的一份特殊感情，始终未能割舍与三尺讲台的情结。”

用笔和思想“冲锋陷阵”

从1997年开始，严高鸿开始担任《南京政治学院学报》的主编，对办刊提出了“不错一个观点、不错一个字、不错一个标点”的要求。每次校对清样，怕眼睛看花，他就用尺子一行一行地压着校。长年笔耕，他的手指肌肉严重劳损，必须用无名指和中指夹住笔管。

整理严高鸿遗物时，同事抱着最新一期学报大样，泪流不止，几十万字的文稿，经他修改的文字达三分之一。正如他的学生们在追思的文章中写的那样：“老师其实就是一个真正的战士，我们知道他的一生都在冲锋陷阵。不过，他的武器不是刀枪，是笔，是思想！”

正是靠着严谨的治学精神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他主编《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3年，从没发生过一起政治观点上的错误，先后获得“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期刊奖提名奖”“全国三十佳社科学报”“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

严高鸿常说，学术的最终价值在于指导实践、解决问题。一个有责任心的理论工作者必须聚焦理论前沿，瞄准社会热点，为解决国家和军队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和舆论支持。为此，严高鸿紧跟党的理论创新步伐，撰写了《构建和谐社会与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立足于“总体布局”谋划国防和军队建设》等55篇理论研究文章。

妻子：他这辈子是我的老师

严高鸿生前说过，这辈子最欠的就是妻子王建清。其实早在2008年4月，严高鸿就到了退休年龄，因为教学和科研需要，组织上特批他将退休时间推迟到2011年4月。严高鸿曾经信誓旦旦地允诺过王建清，等他正式退休后，要把以前欠她的都补回来。王建清说，她都开始了攒钱计划，准备买辆车，老两口一起出去玩玩。可让王建清伤心欲绝的是，离退休只有100天的时候，严高鸿却先走了。

三年过去了，时间仍然没有抚平王建清的伤痛，往事历历在目。王建清总想起严高鸿，做梦也常常梦到他，“他辛苦一辈子，像战士一样倒在自己的阵地上，没能享到福……好多话都没来得及和他说，他怎么可以走？”

严高鸿走后，王建清也渐渐发现，原来严高鸿为人处世的方法已经深深影响了她。“他这辈子是我的老师，教会我很多东西。我现在遇到事情不知怎么办的时候，我总会想高鸿在的话会怎么处理，提醒着自己。”在王建清眼中，严高鸿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没有把握的话他不会说，说出来就一定会做到”。

在严高鸿的墓碑上，王建清特意刻上了这样一段话：“一件事情，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尽力把它做好。”这句话是严高鸿生前常常挂在嘴边的，和学生说，和妻子说，和儿子说。王建清说，认识严高鸿的人，看到这句话，就会懂了：严高鸿就是这样一个认真了一辈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