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学良

长三角地区正在加快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空间演化逻辑。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万宏蕾编辑顾佳贇

上海美景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2018年11月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支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标志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今天，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点上，正在向世界级的城市群迈进。从历史维度、现实背景、国际比较、未来趋势等多角度考量，长三角地区应当以怎样的路径向未来进发？就此话题，近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专访了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张学良。

张学良

从宏观视野看长三角

《瞭望东方周刊》：长三角三省一市总面积35.8万平方公里，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总人口2.27亿，GDP总量达23.73万亿人民币。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

张学良：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于长三角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特别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打造创新平台和新增长极。

长三角地区以占全国3.72%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16.22%的人口，贡献了23.94%的GDP。如何看待这组数据？如果将长三角地区视为一个独立经济体，在全球可以排到前五，经济总量与德国、印度相当，也与上世纪80年代我们作为追赶对象的亚洲四小龙相当。

其中，江苏省经济总量约1.4万亿美元，经济体量与西班牙、澳大利亚相当，高于荷兰、瑞士等国家，位居世界第13名。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长三角地区仍然存在着内部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各个城市的经济总量、人口总量与城市化率还存在很大差异，区域协调发展仍有较大潜力与空间。

《瞭望东方周刊》：从历史维度分析，长三角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

张学良：“三角洲”是一个地理学概念。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用希腊字母Δ（Delta）代指尼罗河口的三角形平原，此后Delta一词便用以表示河口的冲击地貌。根据我们团队的研究，Delta一词于19世纪晚期伴随西方地理学知识传入中国。

长三角最早映入我们的眼帘，可以追溯到1862到1865年，当时英国人查理·戈登率领洋枪队以及一批英国工兵在镇压太平军的途中，第一次测绘了长江下游北至镇江南至杭州的这一三角形区域，并于1865年在伦敦出版了题为《Military Plan of the Country Around Shanghai》的地图，该图成为西方人研究长三角地区所依据的最早实测地图。根据该图，《北华捷报》前主笔马诗门撰写了《中国的长三角》一文发表在《地理杂志》上，该文可能是迄今所见西方最早有关长三角的地理学论述。

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我们不仅要知道长三角概念的由来，还要看到它背后经济发展的逻辑。大约从东晋到今天，长三角地区至少经历了“江、河、江、湖、海”五个时代。随着这五个时代的变迁，长三角地区的经济重心不断地转移，并在不同历史时期至少有南京、扬州、杭州、苏州与上海五个城市在长三角经济区成为“首位城市”，并分别形成了在当时相对完整的城镇体系，带动了近代长三角地区村镇体系的发展。

可以说，江南地区历史的传承，包括财富传承、文化传承、商业意识传承、从商精神传承等，集大成和商业文明的巅峰都发生在长三角。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长三角地区从物质上到精神上的追求，一直走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最前列，使得“江南”成为了一张名片、一个符号，一种向往、一种实现，满足了那个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代表着为实现美好愿景的努力付出与制度安排。

2020年5月28日，上海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大数据治理平台（张玉薇/摄）

协同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瞭望东方周刊》：今天的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呈现出怎样的特征？各个城市之间的联系，谁与谁最为紧密？

张学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取得的成绩并非一蹴而就，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长三角区域的发展速度就很快，区域一体化发展就在探索与推进。

今天，在经济体量庞大、人口高度集聚的背后，长三角地区初步形成了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协同发展模式。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在恰当的时候进行引导和规划，而且是市场主导在前、政府引导在后，这是长三角地区几十年来形成的经验。由省级决策层面、市级协调层面、部门执行层面组成的“三级运作、统分结合”的区域合作机制，以及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管委会等创新型机构，构成了长三角地区特点鲜明的区域合作机制与体系。

可以说，长三角地区初步形成了“大树底下好长草，大树底下好乘凉”的跨省域毗邻区协同发展格局。在这一格局下，经济实力较强的城市正在进一步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特别是上海的龙头作用不断显现。

具体来看今天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达到了什么程度，我们的研究表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前十对城市分别为：上海和苏州、上海和杭州、上海和南京、上海和嘉兴、杭州和宁波、上海和宁波、上海和常州、上海和南通、宁波和舟山、上海和无锡。

从中可以发现，上海是名副其实的中心城市。前十对城市中，除了宁波和舟山、杭州和宁波之外，其他八对都与上海相关，大家都愿意与上海“交朋友”。

同时，基于上市公司总部与企业分支机构数据，也可以发现，作为长三角的龙头城市，上海在区域资源配置网络中的核心节点作用较为突出。此外，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专利申请数据，我们可以发现，长三角地区城市间专利联合申请活跃，区域创新共同体雏形初现，G60科创走廊成效也开始显现。

新形势下，伴随我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长三角地区发展到了从量的提升转到质、量共抓的新阶段。一方面，面临深化对内开放、率先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机遇；另一方面，需要正视和破解经济密度不高、增长动力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等诸多挑战。

应该看到，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关键在于打破行政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通过新型区域合作与深度对内开放，带来经济的新增量、发展的新动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多赢合作新模式。

从高速迈向高质量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理解长三角地区正在加快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空间演化逻辑？

张学良：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还应该基于国际比较，进一步把握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方位。工业革命首先从欧洲开始，第一次工业革命形成了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中南部城市群。随后，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又形成了欧洲西北部城市群。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经济中心由欧洲转向北美洲，美国成为全球的经济中心，形成了两大世界级城市群，即北美五大湖城市群与美国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崛起，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成为世界第五大城市群。今天，长三角地区正在向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目标迈进。

从上面描述的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轨迹看，似乎是从欧洲到北美洲再到亚洲，但如果我们从长周期看，至少从公元1200年前后到鸦片战争前这600年的时间里，长三角所在的中国江南地区，早就是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区域，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之一。

所以，我理解的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应该是从中国的江南地区，转向欧洲的两大城市群，再转向美洲的两大城市群，又回到了东亚和中国，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闭环”。今天长三角地区的崛起，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复兴，或者是一种回归。从这个意义上说，长三角地区正在加快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我们认为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空间演化逻辑。

但是，将长三角放在今天的国际比较中，我们也要看到其与世界先进城市群还有差距。数据显示，与其他世界级城市群相比，长三角的空间面积最大，但经济密度远不如世界先发城市群。此外，2019年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口分别占据全国总量的23.9%和16.2%，美国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和北美五大湖城市群的面积之和与长三角大致相当，但2010年它们的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就已达到全美的50.4%和37.2%。如果以人均GDP作为对经济效率和人民生活富裕程度的考量，2019年长三角地区的人均GDP为1.51万美元，不及2010年西方先进城市群的三分之一。此外，2019年长三角城镇化率为68%，而世界先进城市群城镇化率近90%。

因此，为了进一步缩小与世界级城市群的差距，我们需要全方位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以先行先试、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为使命，既要注重把握世界城市群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立足现实，充分考虑长三角地区的具体实际；既要着眼于发挥比较优势，又要体现高质量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瞭望东方周刊》：全方位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实现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长三角地区未来如何做？

张学良：“十四五”时期，要把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放在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全局中进行统筹谋划，深入落实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战略定位。

在上述战略定位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建设“强劲活跃增长极”。我理解，“强劲”指的是速度，长三角地区需要更加注重创新，注重技术进步，实现强劲的发展与增长。

“活跃”指的是质量，经济要活跃，发展要有活力，质量就要高。长三角地区要实现在适度增长速度前提下的高质量发展，又要保持高质量发展保障下的适度增长速度，这对长三角地区来说，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使命。

如果以2035年长三角建设成为世界级城市群为期，计算下来，GDP的年均增长率需要保持在6%以上，经济总量才能实现由现在的3.4万亿美元到2035年10万亿美元的跨越。

所以说，发展是量变和质变的辩证统一，不能顾此失彼，经济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更需处理好质与量的关系，要以量的提升来促进经济集聚水平，进而带来质的飞跃。

同时，“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一段时间，长三角地区的增长与发展应该是一种“多彩”的增长与发展，需要做好四篇文章：

一是“生态文章”，要找到实现路径，将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

二是“民生文章”，要找到市场机制，实现教育、医疗、养老等高品质公共服务；

三是“文化文章”，要深入挖掘江南文化，提升长三角地区文明水平；

四是“创新文章”，要在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中实现增长与发展。

一个可行的路径是，深化探索新型城市合作模式，包括毗邻区合作、示范区合作、新型“飞地经济”、城市对口合作、跨区域跨流域生态补偿等。通过城市功能统筹、交通对接、产业与创新协同、公共服务共享、环境共治等，不断完善和提升区域一体化。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不是一日之功，既要有历史耐心，又要有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既要注重谋划长远，又要努力干在当下。归根到底，要将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优势、资源生态优势、文化文明优势、战略叠加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的优势、增长的优势，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提升老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