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产业：新制造业高地呼之欲出

近年来，中部制造业频频出圈，六省各自都有叫得响的产业：湖北的光电子、湖南的工程机械、安徽的新能源汽车、江西的航空产业、河南的超硬材料、山西的能源装备。

在历史上，中部有良好的工业基础。湖北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河南洛阳、湖南株洲等地是“一五”“二五”期间重点建设的工业城市。然而，相比于东北老工业基地和被誉为“世界工厂”的长三角、珠三角，中部地区的制造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显眼。

从“不显眼”到“出圈”，偶然中有必然。

专家认为，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让中部制造业享受了一波“市场红利”。新世纪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大兴基础设施建设，中部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现代装备制造和高技术产业基地，众多优势产业正好能对接上国内市场需求。

目前，中部已经集齐我国工业所有门类，制造业“含技量”引人注目。梳理中部各省的产业名片，不难发现一批与此相关的大国重器：湖南的工程机械刷新一项项“全球之最”，产业规模连续13年全国第一；“河南造”盾构机不断打破国际垄断，产销量连续七年世界第一；湖北是全国最大的光电子芯片研发生产基地、全球最大的光纤光缆研制基地，正在奋力打造世界级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在中国城市设计规划研究院院长王凯看来，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下，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制造业体系较为完备的中部地区具有战略性支点的作用。

当然，要发挥好支点作用，中部制造还要弥补几个短板，包括本地配套率不高、资源要素不断流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相对薄弱等。

如何突围？

一是承接“转移”。

当前，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深度重构，新的产业不断迭代，中部地区作为产业腹地，承接产业转移的意义更加突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刘云中认为，从全国范围来看，中部人口规模大、靠近市场、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善，有利于制造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是产业转移的重要“落脚点”。他观察到，近几年，长三角、珠三角企业越来越多地在中部地区布局，中部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比如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产业。

二是“转型”升级。

相比于东部沿海的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中部地区制造业的底色总体偏于传统，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较大，寻求“第二增长曲线”显得尤其紧迫。一些中部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步子迈得更大，原因在于此。

比如，近年来，总部位于长沙的三一集团拿出100多亿元进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打造全球重工行业仅有的两家“灯塔工厂”。正如三一集团董事长向文波所说：“在新一轮竞争中，要么翻身，要么翻船。”

三是科技“转化”。

作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肥打通“科研—转化—产业创新”链条，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一连串产业顺势崛起，这被形象地称为“沿途下蛋”；山西聚焦先进制造、能源和新能源、半导体材料等打造“晋创谷”；长沙提出打造“全球研发中心城市”，背后有着同样的逻辑：在加快推进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具有高校和科研院所优势的中部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之间将加快转化和深度融合。

如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中部制造业还有巨大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