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傍晚，天际出现了一道晚霞，我的一名学生在走廊里向远处看去。

3月9日，高考誓师大会现场，我们班的学生举着横幅和班旗，列队准备走过主席台。横幅上写着“同是寒窗苦读，怎愿甘拜下风”。

4月22日，晚自习时，学生在教室里学习。

我让学生选择一样最能代表“高四”生活的物件，这是几位学生的答案。

3月10日，两名学生在课间打盹儿。

4月7日，晚自习时，学生们挤在办公室里找老师问问题。

6月7日上午，高考考点门口，学生们准备进考场，一名老师身穿红色旗袍送考。

6月8日晚，高考结束后，班上组织了联欢晚会，同学们在一起唱歌。

6月8日，同为支教老师的林聪正在为每个学生写寄语。我用这一年拍的照片为学生编辑了一本摄影小书，在第一页贴上了给他们拍摄的单人照。

去年大学毕业后，我如同《江城》的作者何伟一样，选择了中国的西南，来到和书中涪陵相仿的一座四川县城，开启为期一年的支教生活。

小城坐落在长江边上，30多公里的一段江水蜿蜒着穿城而过。橙色的泳圈在江面游弋，人们在江边开露天KTV、跳广场舞，或是坐在花花绿绿的塑料椅上，用大啤酒杯插着吸管喝5元一杯的茶。山水之间，矗立着高高低低的新楼盘，最贵的小区已经卖到每平方米1万多元。

在这所能一眼望到长江的学校，初为人师，我就接到了一个不算容易的任务：给一个82人的文科“高四”班当英语教师。

在这里，复读生只要成绩达标就能免学费，高分考生还有一定的补助，每月最高能拿到1400元。不少学生从市里回到这所县城中学复读，以省下高额复读费。

面对比自己仅小不到5岁的学生，第一次站上讲台的我并不紧张，更多的是兴奋。第一堂课后的晚自习，就有一个学生来找我排解心结，她本来成绩不错，因为想陪喜欢的人复读，故意没考好。对一个陌生老师倾诉隐私，我惊讶于学生对我的信任。

我的班级叫“线下”复读班，大部分是去年高考没有达到本科线的学生。比起考取名校，他们的复读目标更加现实。张伟去年高考成绩比预期低了60分，他不服气，选择再考一年证明自己；陈鹏飞则想今年争取能够考上本科。

林夏在班主任的劝导下选择了复读。她想，即使今年考上本科仍有困难，以后还可以努力实现“专升本”。刘静怡去年被哈尔滨一所大专录取，家里人认为她无法适应哈尔滨的气候，坚持要她再考一次。“应届的时候觉得高考对我来说没什么，没有认真备考，今年才开始觉得学习有用。”刘静怡说。

班上有15名学生来自同一个应届班级，这种陪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心理压力。和我的高中生活相比，这里轻松多了：不公开考试排名，不会将高考生排除在学校的文体活动之外，女孩子们可以化妆、留长发，还有人穿着汉服来上课。

我总是试图将他们拉回紧张中。自习课有人说话时，我不留情面地直接点名；班级学习状态不好时，我也对他们说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在外人看来，我也许是个有些矛盾的老师：纪律管得最严格、批评学生最凶，却花了最多的钱与精力来“讨好”学生。我自费购买了许多小贴画奖励他们，规则是：每次听写全对、改错本写得好可以获得1个贴画，找我打卡背单词可以得2个，集齐15个贴画可以来换一个笔记本，30个贴画换一杯奶茶。学生郑莹在课间悄悄和同学说：“虽然英语老师好凶，但我最喜欢她。”

一开始，学生们的目标大学几乎都在川内。出于稳定、轻松的考虑，绝大多数学生的职业目标是当老师。也有例外，有个学生曾经立志学葡萄牙语，只因在网上看到葡萄牙语能挣钱。但后来听说阿拉伯语更挣钱，又要学阿拉伯语。

一个从小被寄养在亲戚家的女孩问我：老师，您觉得做什么职业比较好？我建议她试试教师、护理、会计，因为这些职业可以考证，实实在在的证书拿在手里，或许更能让她看得清未来。

作为老师，我总希望他们能走进更广阔的世界。我曾跟他们说“上大学是走入大城市最便宜的途径”，也曾在冷得坐立难安的南方冬天里，向他们描述在北方的暖气房里吃冰棍是何等的幸福。我分享过传播学中的“数字鸿沟”理论，提醒他们正确使用互联网；还有怎样才是一段好的亲密关系——恋爱的目的不是贪图享乐，而是携手共进。英国脱欧、“祝融号”火星车，甚至我自己的大学经历，都能够激起他们极大的兴趣。

这些“宣传”似乎有效果。英语课代表杨梦正以到北京读大学为目标奋斗着，希望能够考入外交学院学习英语；刘学知最想去浙江和上海，他的父母都在浙江打工；还有几个学生向往网红都市重庆。而林夏依旧希望留在四川，“一个人离开家乡去别的城市，会感到孤独吧。”她说。

有人早早体会过去与留的滋味。鹿安上高一的时候成绩不好，父母便叫他去自家作坊打工。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做过手机壳，学过塑料染色，其间还独自一人到广州的打印机工厂上过班。

这条路他很快看到了尽头。“没有技能和知识，人是挣不到钱的。”鹿安说，“在流水线上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算上加班，一个月也只有4000元。”打击还来自一个稍显稚嫩的对比：他看着身旁的技术工人，因工作量少可以上班玩手机，羡慕不已。数次挣扎过后，他逃离工厂回到高中，一改先前的玩乐态度，成绩从高一时的300多分提升到今年高考模拟的540分，如果保持这个成绩，他有可能上一本院校。

这一年中，复读班没有开过家长会，“叫家长”也很难成为对付学生的“撒手锏”。当地老师开玩笑说：“给家长打电话，四个有三个在打麻将，叫也叫不来的。”更现实的情况是，很多家长在外务工，有些人几年才回一次家，孩子与祖父母一起生活的“隔代教育”在县里相当普遍。张伟的父母常年在广州打工，他也想以后去广州生活。复读这一年，他一直和考入大学的同学保持联系，不断完善自己对大学的理解。

6月7日上午，我的82名学生第二次走进高考考场。最后一门英语考试结束后，淅淅沥沥的雨停了，有学生满面笑容地跑出来，和我大声汇报：“从来没有过这么清楚的英语听力！”

高考后的联欢会上，我把这一年拍的照片做成的摄影书，送给了每位学生。学生们也每人写了一封信，凑成一大本书送给我。最让我高兴的话是：“老师，虽然我现在的成绩不好，但是我会在未来继续学习，上专科后也要专升本，要考研究生。”

长江水昼夜不停地奔涌，从这座小城出发的学生们，也即将奔赴属于他们的未来。(宋欣然 摄影报道)

（文中受访对象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