歙砚，全称歙州砚，中国四大名砚之一，与甘肃洮砚、广东端砚齐名。社会的不断进步生产技术的日益提高为歙砚更具观赏性提供了技术保障，砚台已由朴素的实用品演变为精美的艺术品进而成为文人雅士的收藏品。

歙砚为历代文人所称道。南唐后主李煜说“歙砚甲天下”；苏东坡评其“涩不留笔，滑不拒墨，瓜肤而縠理，金声而玉德”；米芾说：“金星宋砚，其质坚丽，呵气生云，贮水不涸”。2004年9月中国轻工联合会和中国文房四宝协会授予歙县“中国歙砚之乡”荣誉称号。

歙砚驰名于唐代，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据宋人洪景伯《歙砚谱》记载，唐开元年间，歙州猎户叶氏逐兽至长城里（地名），见到山溪里，叠石如城，莹洁可爱，携归成砚，由此歙砚始闻天下。李晔《六砚笔记》云，端溪末行，婺石称首。至今唐砚垂世者龙尾也。可知歙砚始于唐代开元年间，是确凿无疑的。唐元和年间，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在《论砚》一文中已把端砚、歙砚、洮砚、澄泥砚列为全国四大名砚。唐咸通年间，文学家李山甫有赞歙砚诗：“追琢他山石，方圆一勺深，抱才唯守墨，求用每虚心。波浪因纹起，尘埃为废侵，凭君更研究，何帝值千金”。

歙砚作为御赐品，始于唐末。《清异录》载，“开平二年”（908），梁大祖朱温赐宰相张文蔚、杨涉、薛贻‘宝相枝’各二十，龙鳞月砚各一。‘宝相枝’斑竹笔管也。鳞石纹似之，月砚形象之，歙产也，南唐后主李煜视歙砚为“天下之冠”，第一次在歙州设置了“砚务”擢砚工李小微为“砚务官”派石工周全之，专门搜集佳石为宫中造砚。由于国主的重视，歙州一带的制砚业就更为兴旺了，歙砚的身价从此扶摇直上。由帝王设置砚务官督采歙石，算得上是破天荒的盛举。可以说，这是歙砚最辉煌的时代，也是中国砚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南唐败亡后，歙石开采停产五十年。到了宋代，歙砚进入大发展期。此时的歙砚雕饰线条光洁明快，整体大方浑厚。所刻人物多为单线阴刻，也有刻线和半浮雕结合的。同时出现了突出石上星眼纹色，并对其加以巧作的技艺。景佑年间（1034-1037），歙州太守钱先芝调查到河水已经淹没了南唐歙砚砚坑，便“仙芝改其流。使由别道行”。由县令曹平主持使老坑坑口重新露出水面，歙石才得以大规模复采。但不久即“县人病，其须索复溪流如初，石乃中绝”。直至歙州太守王君玉继续开采歙石，复改溪流遵钱公故道而后所得尽佳石也，可见此次收获颇丰。水舷坑水蕨坑眉子坑等名坑皆在此次开发。后来在嘉佑年间（1056-1063），县尉刁谬任职期间重拾故坑，又开采了一次，亦属宋代最后一次开采。

元代歙砚的形式基本上延续了宋代歙砚但是略显粗犷和拙朴。由于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时期，大漠马背上的民族粗犷雄浑的审美观念必然对中原文化有一定的影响，从而也会在历史上留下一些特色鲜明的时代印迹。此一时期歙石的开采基本上是在宋代旧坑的基础上进行的。元代至元年（1277）时任县令汪月山为了迎合达官贵人，发数都之夫力去挖掘歙石，结果石尽山压死数人乃己，接着又前往紧足坑挖掘，很快亏空，及至至元五年，此坑亦宣告塌陷。此后便长期停采，砚工们只好沿流拾残圭断壁来制砚，可仍远远供不应求。出现以他山顽黝之石冒充佳石之乱象使歙砚声誉大减、不仅明代到清康熙雍正年间也都无开采记录。直到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才又开采，停采达500年之久。出现如此局面的原因主要是自元兵乱后琢者日拙，战争使得采制业遭受了重创。

明清两代是歙砚成为一种工艺品的重要历史阶段，社会的不断进步生产技术的日益提高为歙砚更具观赏性提供了技术保障，砚台已由朴素的实用品演变为精美的艺术品进而成为文人雅士的收藏品。

道光年间（1821-1850），歙砚仍为定期献给朝廷的贡品。据《歙县志》载：“道光间，每年三贡，每贡两份，六方者四匣，二方者两匣，共二十八块歙砚，定期以贡朝廷。”但自嘉庆至光绪末年，这一段时间至今未发现歙石开采记录。明清时期的歙砚和其他工艺品制作受徽州的砖雕、木雕、石雕影响，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从制砚工艺上来看，无论是造型还是构图，都达到了沉稳精炼的程度，具有端庄敦厚的艺术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