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也是南宋景炎二年，由婺源县令汪月山组织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开采。“发数都之夫力”集于龙尾山进行采石，其结果损失惨重，“石尽山颓，压死数人乃已。”而后，又开发了“紧足坑”，紧足坑过数年的挖掘后也不幸崩塌。江光启在《送侄济舟售砚序》中，记下了紧足坑崩塌的经过：“今至元五年十月二十八夜，湮声如惊雷，隔溪屋瓦皆震，禽惊兽骇，数年前工人告予，紧足石斫凿已尽，予之不信，至是果然。六十年间两见此事，亦可一慨……”。此后，龙尾石的开采几乎停顿，砚工们只好“沿流掇拾残圭断壁”来维持制砚。而“世人求砚者，率求端方，尺度非是不取”。石工苦于无奈，“采他山顽石，衍于旧坑之下”。然后从坑中取出交差，出售时“反得高价”。这种以次充优、以假乱真的不良现象，无疑严重地损坏了歙砚的声誉。元代开发了紧足坑，应该说是继宋之后的一个新发展。可是，“自元兵乱后，琢者日拙。”（《婺源县志》）战争给人们带来了灾难，采石制砚者日渐减少，歙砚的采制一度出现萧条的局面，从而开始走下坡路。
明代（公元1368—1644年）至今未发现歙砚采制的文字记载。因此，现代许多谈歙砚的文章，都断定明代没有开采龙尾石。带着这个疑问，笔者通过长期对实地和实物的考察论证，终于找出了明代有龙尾石开采的答案。具体从三个方面说明：一、1991年秋，婺源砚石矿的工人们在龙尾山找到一个古砚坑，在砚坑旁发现了当年采石用的一些上锈腐烂了的铁钎等工具。同时在砚坑旁的岩石上，还发现刻有一首朱元璋的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并刻有年号“大明万历”，字刻得很粗糙，水平很一般，可以断定，出自当时采石工人之手，说明在明代万历（公元1573—1619年）年间，曾开采过龙尾石。二、从现存的明代歙砚来看，其规格都比较大，且有一定的厚度，另外明代所存于世的歙砚，在古砚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如果说，明代未开采龙尾石，那么像这类的歙砚双从何而来呢？如果说明代的砚石是前期留下来的话，那么元代至元之后，又为何在在制砚业中出现“沿流掇拾残圭断璧”的残局呢？因此，从现存的实物来看，明代应该有过龙尾石的开采。三、在龙尾砚的制作中，明代也涌现出了如郑长青、叶壤等一批制砚高手，如叶壤，“婺源外庄人，龙尾砚精巧素擅名……，壤巧悟天授，制多独创，精妙绝伦。”（《婺源县志》）可想而知，像这些长期从事龙尾砚制作的刻砚者，光依靠拾“残圭断璧”，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何况砚工们依靠“沿流掇拾残圭断璧”来从事制砚，其记载仅能说明当时笔者所见之元代一个时期的现象，而明代二百多年是否都是这样，则大成疑问了。
清朝乾隆以前，未见龙尾石的开采，可见这一时期，歙砚的生产又处于低落阶段。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年）由于乾隆皇帝“以文明经理天下”，而“诸臣工仰体上意”因此进行了“购求精砚，以备文房”之用。“先是大中丞孙委其事于前太守杨，以余协理，凡绅士家藏古式，与砚山居民所存之老坑旧石，悉用重价征取。”（清徐毅《歙砚辑考》）但民间所藏之砚，数量毕竟有限，不能满足朝廷的需要。因此，官府在龙尾山又组织开展采石制砚。清代学者程瑶田从京城回到歙州时，正巧碰上开采龙尾石。他在《纪砚》中云：“乾隆丁酉夏五月，余从京师归于歙，时方采龙尾石琢砚，以供方物之贡，其石不中绳矩者，砚工自琢之，以售于人。”这次开采的规模大小未见记载，但从程瑶田的《纪砚》中“其石不中绳矩者，砚工自琢之，以售于人”之述，可以看出那些中绳矩之砚则由官方征收，作为贡品。这次的开采规模也就不会太小。
道光年间（公元1821—1850年），歙砚仍定为朝廷的贡品。《歙县志》载：道光时，每年三贡，每贡二份，六方者四匣，二方者二匣，共二十八方歙砚，定期以贡朝廷。但自乾隆之后至光绪末年这段时间，至今未发现有龙尾石开采的记载。究竟此段时间龙尾石有无开采？尚待后考。
1910年左右，安徽军阀马联甲，曾令婺源驻军进山开采龙尾石。因军队不懂采石法，故而收获甚微。民国初期，“砚山鲍氏居之工琢砚，而佳石已竭矣。”（《婺源县志》）此后至解放前夕，龙尾石无人开采，制砚艺人也日渐减少，风靡一时的歙砚，此刻可谓奄奄一息。
从元代至清末，歙砚的衰退主要表现在采制的规模上，而歙砚的雕刻工艺却是历史上发展提高的时期。自明代开始，歙砚在造型、纹饰上注重于砚的欣赏性、工艺化、艺术性的发展。许多精美的歙砚无不体现出其特有的文化内涵与形式美，无不体现出刻砚者的聪明才智。叶壤为明代刻砚家的代表，汪复庆则是清代刻砚家中佼佼者。如《婺源县志》云：“汪复庆，世居龙尾山，善琢砚，一切翎毛草虫花卉，莫不精工，尤长于素石或顽石。”从叶壤的“精巧素擅名”到汪复庆的“一切翎毛草虫花卉，莫不精工，尤长于素石或顽石。”从现在存世的明清歙砚到有关砚谱史料，都体现出了歙砚在雕刻上中所追求的简洁、素雅之美，和歙砚精细秀逸的雕刻风格。
历史上歙砚的采制业出现了时断时续，由盛至衰的现象。究其原因，时断时续与政局动荡有关，每当战乱时期，歙砚的采制业就随之停歇；太平盛世时，歙砚的采制业就得到兴旺发达。由盛至衰与歙砚的采制业历代由官方组织开展有关，与龙尾石开采的艰难和砚自身的作用也有关。总之，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龙尾石开采的情况来看，南唐北宋是砚坑开采最多的时期，元代新开发两坑，明清仍至现代，几乎是在南唐北宋所开的砚坑中续采。南唐北宋在政治上均属软弱朝代，但就文化艺术发展来说，则是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时期之一。而歙砚又深得朝廷与文人雅士的宠爱，其自身又是一种传统的雕刻工艺品，一种传统的文化形式。这对歙砚采制业的发展无疑是一个机遇。于是，轰轰烈烈的采石制砚业的掀起，将歙砚的繁荣推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然而，由于龙尾石的开采难度大，故这种难度又制约着歙砚的发展。龙尾山并非皆山都是砚石，而是出自龙尾山的局部。这些局部的发现，首先需要勘察，然后进行去山皮、控土层、剥顽石，直到出现砚石岩层为止，最后开始凿洞开采。至于要开发出一个理想的砚坑，采出一块上等的砚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宋人曹继善在《歙砚说》中记载了当时采石的艰难程度：“麻石三尺，中隐砚材数寸而已，犹玉之在璞也，坑往往在溪涧中，至冬水涸合，三二十人方可兴工，每打发一坑，不三数日必雨，雨即坑垅皆湮塞，较其工力，倍金银坑中取矿者。”此外，在采石中还会出现坑塌人亡的事故和毒物伤人之患。宋代开采时先后被毒物咬伤至死者就有十余人，当时人们对此认为是老天爷与神灵对采石者的惩罚。因此，为了避免这类灾难的发生，无奈，采石者只得求助于神灵的保佑。“凡取石，先具牲醪，祝版择日斋戒，至山下设神位十余，于擅掸之上，祝乞发之。”“若稍亵慢，必有蜂虿虫蟒毒物，伤人之患立出，盖山川神物，所拥护秘惜。”（《歙州砚谱》）。这样一来，龙尾石在人们眼里似乎成了老天爷所赐之“神品”，有“不欲广传人间”之说。对于龙尾石开采这样的艰难，且又常患有伤人之害，百姓确有望而生畏之感，谁也不愿意也不敢随意进行开采。所以，历史上龙尾石的几次开采，都有是由官方组织进行。如遇上战争岁月，灾难之年，官方停止开采，久而久之，砚坑荒芜。一但官方再度开采，寻找旧坑都是件不容易之事，因此，元明清几代歙砚的采制业就不如南唐北宋时兴旺了。
此外，歙砚虽然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但毕竟不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消费品，而歙砚在南唐北宋时也有不少存于世，已满足了一部分人的需求。加之龙尾石开 采不易，由此会减淡人们对歙砚的所求之欲。以上这些应该说是歙砚的采制业在历史上出现由盛至衰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