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公元937—975年）朝廷委派专人进驻龙尾山，组织开采龙尾石雕琢为砚，作为朝廷、官府的专用之品。如《歙州砚谱》云：“至南唐元宗，精意翰墨，歙守又献砚，并荐砚工李少微，国主嘉之，擢为砚官，令石工周全师之，尔后匠者增益颇多。”南唐时的采石制砚有着一定的规模。而且龙尾砚的美名也开始饮誉砚坛。南唐后主李煜称龙尾砚为“天下之冠”。

南唐歙砚的采制业由官方组织开展，而后歙砚采制业的开展也几乎是由官方组织进行。

宋代，因推行“重文抑武”的政策，促进了文学艺术也包括工艺美术的发展，全国石砚的采制业由此走向繁荣。歙砚也进入了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在龙尾山开发的砚坑最多，各种各样的砚石纹理相继问世，砚的造型也具有多样化，雕刻工艺形成了自己的个性，在我国砚坛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景祐年间（公元1034—1037年），歙州太守钱仙芝，县令曹平组织开采龙尾石。“始得李氏取石故处，其地本大溪也，常患水深，工不可入，仙芝改其流，使由别道行”，然后进行开采。但到后来，“县人病，其须索复溪流如初，石乃中绝。”这次开采就此结束。当时，龙尾砚不仅是朝廷所需的贡品，而且文人墨客到产地求砚者也络绎不绝。不久后，王君玉为守时，又在龙尾山组织开坑采石，“复改溪流，遵钱公故道，而后，所得尽佳石也。”此次开采规模很大，水舷坑、水蕨坑、驴坑、济源坑、溪头坑、叶九坑等，都在这时开发。所得砚石甚丰。继后，嘉祐年间（公元1056—1063年）县尉刁缪在龙尾山组织石工，沿着故坑继续开采。这次开采以史料记载来看，属北宋最后一次开采。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从黄庭坚的《砚山行》中，我们可得到一些启示。黄庭坚的《砚山行》是其亲临龙尾山时，对当时龙尾山所出现采石制砚的繁荣景象有感而发所写下的诗篇，诗中云：“居民山下百余家，鲍戴与王相邻里，凿砺磨形如日生，刻骨镂金寻石髓。选湛去杂用精奇，往往百中三四耳，磨方剪锐熟端相，审样状名随手是。不轻不燥禀天然，重实湿润如君子。日辉灿灿飞金星，碧云色夺端州紫。”这不仅是对龙尾山采石制砚繁忙景象的描述，而且对当时人们的制砚技艺，龙尾石的材质纹理都给了很高的赞誉。而这样的情景又发生在何时呢？从《砚山行》的后几句可找到答案，“自从元祐献朝贡，至今人求终不止。”“愿从此砚镇相随，带入朝廷扬大义。”元祐年间（公元1086—1093年）比嘉祐开采时要晚二、三十年。另外，从“带入朝廷扬大义”一句中，可联想到黄庭坚在宫庭的那段“馆阁生活”，即在汴京以校书郎为《神宗实录》检讨官时（元丰八年至元祐六年），或是修书期间或在修完《神宗实录》后，奉朝廷之命进龙尾山取砚时，有感而发挥毫写下的《砚山行》。由此可见，元祐年间龙尾砚的采石制砚业，是继嘉祐之后的又一个繁荣阶段。

南宋理宗时（公元1225—1264年），徽州知府谢墍将澄心堂纸、李廷珪墨、汪伯立笔、羊头岭石坑砚（即龙尾山旧坑砚）作为“新安四宝”，每年定期进贡朝廷。

宋代，赞赏和评述龙尾砚的诗文甚多，除前面提到的黄庭坚《砚山行》外，还有苏轼的《万石君罗文传》、《龙尾砚歌》和蔡襄的《徐虞部以龙尾砚邀余品第》等。在这些诗文中，对龙尾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表达了对龙尾砚的推崇备至之情。唐积的《歙州砚谱》、曹继善的《歙砚说》、《辨歙石说》这三篇专著，对歙砚的产地、砚石的开采情况、坑名石品、制作砚样等，都有着详细的记叙，并成为后人研究歙砚的重要资料。在砚的造型上可谓是丰富多样，就《歙州砚谱》中记载的就有几十种之多。在《歙州砚谱》的“匠手第九”篇中介绍了当时制砚艺人的姓名：“县城三姓四家一十一人：刘大名福诚，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周四名全年七十，周二名进诚，周小四，周三名进昌。刘二无官名，朱三名明。灵属里一姓三家六人：戴二名义和，第三，第五，第六，戴大名文宗，戴四名义诚。大容里济口三姓四人：方七名守宗，男庆子，胡三名嵩兴，汪大号汪王二。”综上所述，在宋代，无论是龙尾石的开采，还是龙尾砚的制作，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产量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元明清各朝所不及的，当属龙尾砚发展史中的一个辉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