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议事厅
从国际城市群科创协同模式看长三角科创协同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 陈海汶团队 摄
城市群科创协同是以创新链为纽带，不同城市专注该纽带上知识增值的不同环节或不同领域，形成知识整合、创新整合和产业整合的过程。
当前，虽然地缘政治格局千变万化，但以国际大都市(圈)为全球创新节点的全球创新网络和格局已基本形成。在城市群创新协同系统中，大学和研究机构是创新的知识源头，而中介服务、政府管理指导是重要的催化剂，市场主体是创新技术向产品转化的开发商，全球用户则承担了创新末端的消费。
当前国际大都市圈和城市群逐步形成了以旧金山湾区为代表的组团式、以伦敦城市群为代表的分工式，和以东京都市圈为代表的融合型三种不同的协同创新发展模式。
本文通过案例分析以上三种协同创协模式，以此总结对长三角一体化有借鉴性之处的特点与建议。
以旧金山湾区为代表的组团式创新协同模式
在人类的创新发展史上，旧金山湾区的发展与近30年来全球电子工业和信息通信革命的发展紧紧绑在一起。北至旧金山、伯克利和奥克兰等传统制造强市，南至圣何塞等新兴产业重镇，这条长不足100公里的都市圈，集中了全球最顶尖的计算机与互联网企业，如苹果、Alphabet、英特尔、惠普等。在2023年胡润全球独角兽企业排行榜中，旧金山市以181家独角兽企业的绝对优势拔得头彩，远高于纽约（126家）、上海（66家）、伦敦（42家）等一众全球顶尖城市。
放眼整个旧金山湾区，俨然是全球独角兽企业的摇篮，湾区的帕洛阿尔托市（Palo Alto）有21家全球独角兽、山景城（Mountain View）有15家、雷德伍德城（Redwood City）和圣马特奥（San Mateo）均有12家全球独角兽、森尼维尔（Sunnyvale）有9家，整个旧金山湾区的全球知名独角兽共250家。这些城市以加州101公路为轴，形成了湾区的创新走廊，走廊上的每一个城市拿出来都可以独当一面，组团在一起便形成了创新“巨无霸”的城市群。
从发展特征看，旧金山湾区体现出两个特征：
一是在组团式创新的城市群中，每个城市都是专注于某一个创新领域或创新链上的某一个环节。比如山景城是谷歌的总部，整个城市的专业技术服务业人口高达20%以上，还有15.8%的人口从事高端制造业；而雷德伍德城是全球最大的信息管理软件甲骨文（Oracle）的总部所在地，当地从业人口中约有10%从事与软件信息服务直接相关的岗位；南部的库比蒂诺（Cupertino）则是苹果的总部所在地，该城市的就业约有20%来自苹果公司。
这些城市都专注于软件信息服务，创新协同能力主要由大型企业主导。可见，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行为直接影响了城市的创新行为。
二是周边城市从辅助功能也逐步向创新功能转变，增强城市群整体创新能力。
比如旧金山湾区的东部三谷地区（Tri-Valley)，因为远离核心湾区，房价相对较低，且该地区的公立学校多、学区普遍较好，曾经一度是湾区程序员们追求居住品质的选择。而随着人口的集聚，产业也开始向三谷地区集聚，目前三谷地区已汇聚了450家高科技公司。
2021年加州政府发布《三谷地区2040远景规划》提出五大目标，包括打造成为全球知名的创新中心、平等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具有全球联通性的合作伙伴、平衡多样的生活方式和解决方案的中心。在三谷地区完成了产业升级和功能转型之后，整个大湾区的每个城市都是信息技术和创新的代表地和中心城。
由此可见，在组团式创新协同的城市群中，大型企业间的合作也是促成小型城市间互动的主要方式，创新的知识流和技术流在大型企业之间流动，使得城市之间的互动协作成为可能。
以伦敦城市群为代表的分工式协同创新模式
以伦敦-利物浦为中轴线，包括伯明翰、曼彻斯特等老牌工业城市形成了典型的伦敦城市群。
伦敦城市群的创新协同模式表现为分工式创新。伦敦作为金融中心，是产业投资和金融融资的中心。伯明翰是现代冶金和机器制造工业的创始地，也一度是英国的“煤都”，但不同于传统的能源型和工业型城市，经历了短暂的“破败期”后，伯明翰迅速崛起为新兴之城。曼彻斯特近年来则成长为英国的电子产业、航空产业以及创意媒体产业的中心。此外，利物浦、利兹、谢菲尔德等大城市也均在产业链或产业领域进行分工协作。
分工式协同创新模式也体现出了两个特征：
一是城市各自分工的传统比较优势和新兴产业方向的综合结果。
在伦敦城市群的创新体系中，伦敦的主要功能就是作为枢纽的节点，成为其他城市资金、人才和技术流动的中枢，而伯明翰定位于现代制造之城既是根植于城市本身的制造业优势，同时又顺应了产业发展的趋势，一旦找准了在创新链和产业链上的方向，就能充分利用自身和周边的资源进行创新要素整合。
比如在伯明翰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就是运河的改造，伯明翰加强与英国水运局（British Waterways）的合作。曼彻斯特打造成为创意媒体中心则是源于根植于曼城文化历史悠久、艺术氛围浓厚的特征，随着数字媒体的发展，曼彻斯特大学专门开设了数字媒体、文化与社会专业的硕士课程，为城市培养更多的专业化人才。
二是城市间互补性的分工机制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
产业是具有融合型的，产业融合在打破产业边界的同时，也会引发创新链上特殊分工城市之间的竞争。比如英国脱欧期间，一众金融类企业曾经试图离开伦敦，而伯明翰和曼彻斯特为争取这类金融类企业在他们的城市保留一部分功能而展开了激烈竞争。
此外，随着伦敦生活成本的走高，为抢夺流出伦敦的人才，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的人才抢夺大战也愈演愈烈。从产业角度，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都将先进制造业作为重点发展方向，对于一些跨国制造巨头的抢夺无时无刻不在上演。
以东京都市圈为代表的融合型协同创新模式
有别于企业为驱动力的组团式协同创新和基于城市自身优势进行分工协同创新的两大模式，融合型协同创新模式首先建立在城市群高度一体化的基础上，城市群或都市圈内的城市个体在产业定位上体现“小重合、大错位”的特征，整个城市群形成完整的产业创新链条。
以东京都市圈为例，日本最大的城市东京为其核心，周边城市主要包括东京都、神奈川县、埼玉县、千叶县、茨城县、群马县、栃木县和山梨县等。东京的产业体系偏重第三产业，但从2023年世界500强的企业来看，东京的29家中大部分仍为制造业，如东京排名首位的丰田汽车（全球排名第19位）。
这说明，在东京都市圈创新体系中，东京虽然名义上已经不再重点发展第二产业，但是制造总部、研发创新等功能仍放置于东京。横滨、川崎等城市在早期承接了东京的产业转移后，主要发展以钢铁和化工为主。而随着产业升级和创新功能的提升，一些工业型研究院所也逐步向横滨、川崎等城市集中，比如川崎市集聚了神奈川科技园、新川崎・创造之森、创新技术基地川崎等孵化设施，并且拥有称为殿町国际战略据点“King Sky Front”的研究开发机关机构等约400所研究机构，进一步推动当地的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后，当地的金融、商务、咨询等现代服务功能随之崛起。融合型创新协同模式下，各主要城市均形成一个具有显著特色的独立创新系统，但都市圈又是一个综合性的创新巨系统。
长三角创新协同之路该如何走？
当前，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创新资源高度集聚，有8所世界一流大学，5所C9名校，28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创新的市场主体也高度集聚。但长三角创新协同也面临一系列短板，比如创新资源分配不均衡问题突出，大部分科研院所、重点实验室还是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创新资源和创新要素的跨城流动面临一定的障碍，创新下游的产业多有雷同等问题。
2020年科技部印发的《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区域科技创新政策有效衔接，科技资源高效共享，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创新主体高效协同”。在此背景下，笔者认为长三角创新协同之路首先应顺应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趋势。
具体来看，从全球都市圈的创新模式中可看出，当前长三角地区已初步形成了一定的分工特色，比如上海专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领域的创新，在制造业向其他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带动了当地的产业升级，逐步形成了融合型的协同创新模式。长三角的每个地级市都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创新生态系统和产业体系。就城市自身发展而言，是一件好事，但是从区域协同创新来看，会造成高度的产业雷同。比如，截至2022年底，在长三角41个城市中，至少有28个城市提出发展生物相关产业。过于雷同的产业方向将带来重复投资、恶性竞争等问题。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未来长三角创新协同应该处理好三大关系。
一是城市自身在创新链中定位与在长三角创新体系中定位的关系。城市自身在创新链中的定位往往由城市自身的产业和人口等要素特征确定，而放在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背景中，既要符合国家战略导向，又要充分体现自身定位，需要统筹考虑和适应。
二是需要处理好政府创新资源和市场创新资源协同的关系。政府掌握的创新资源通常是基础性的、策源性的，比如众多的科研院所、大科学设施等，而市场的创新资源往往是商业性的、实用化的，构建协同创新系统就需要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这两种创新资源，要围绕产业创新链推进创新协同，构建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创新全流程的产业创新链。同时不能忽视专业服务机构的重要作用。
三是要处理好创新合作模式与利益风险共享共担机制的关系。城市间创新风险共担、创新收益共享机制是跨区域创新协同合作的基础，如何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关系到创新协同效应能否充分发挥。建议借鉴最新的国际经验，建立完善的科技创新组织机制、管理机制和应急机制，充分满足合作各方利益。
最后，笔者认为，长三角城市群迈向世界级城市群的过程中，创新协同过程是伴随着一体化过程整体推进的，众多都市圈发展案例表明，市场要素的无壁垒流动是创新协同的重要前提，应以整体推进长三角一体化为契机，实现创新要素在城市间的自由流动，从而打造成为创新一体化的长三角城市群。
（作者戴跃华系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工作室博士、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