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贺峰（右一）与几十年未见的乡亲攀谈

“南宣北合”定宣城
   “我是上海市黄埔区人，就读于第67中学。小学五年级时，学校停课，以后再也没有上过学。在接到学校通知下放的消息时，我面临三种安置方式选择，一种是去上海郊区农村，一种是去外地工矿企业，另外一种是去外地农村。”之所以选择宣城，袁贺峰觉得有两个原因：“那年父亲已经40多岁，我又是长子，按理能够留在上海郊区农村。可是我有一个妹妹，如果我选择留下，那么妹妹就要下放到外省农村，作为哥哥，我要把这个机会让给她。当时有不少地方可供选择，如黑龙江、江西等，通过比较，我觉得宣城比较理想，首先它离上海近，其次，安徽正式建省后，宣州在皖南的地位与合肥并提，号称‘南宣北合’。基于这些原因，我选择了宣城。”

义无反顾别上海
   1971年11月的一天，上海市九江中学里面人山人海，当天七零届上山下乡上百名学生要先后奔赴全国各地。时至今日，袁贺峰仍然清楚地记得那个热闹的场面。
  “那天，父母以及弟弟妹妹都赶来送我，鞭炮声、锣鼓声响个不停。数十辆大卡车、大客车整装待发，其中有4辆车开往宣城一带。上午8点半，汽车缓缓启动。就在车队出发的那一刻，整个校园哭声一片。我的双亲以及弟弟妹妹早已泪流满面，而从未离开过父母的我看到此情此景，也控制不住地哭出声来。”他告诉记者，车开了一个多小时后，心情才慢慢好起来。一群平均年龄才18岁的孩子，也不懂事。当时男女生各乘坐一辆客车，每当女生客车超过男生客车时，男生们会调皮地往她们车上扔苹果核、桃核等。一路颠簸，直到夜幕降临，车队一行来到宣城，即现在的东门老汽车站，当地政府组织了锣鼓队欢迎他们，而车队片刻未停，直接从欢迎的夹道里开了过去，车子一直开到黄渡乡公社，下车以后，外面漆黑一片，起码有两百多名农民在那等着。这些农民当中，一部分是来看热闹的，另一部分则是准备帮这些上海知青挑行李的，“那时候的孩子出远门，要带很多行李，不像现在的孩子，上大学提上一个行李包就可以走了。在没来黄渡公社之前，学校对我们进行编班，将我们八个孩子安置在一个叫‘三层楼’的村庄，并让我当班长。不过这也意味着，我不仅要照顾好自己，还要照顾好同伴。从公社到村庄有十几里路程，农民帮我们挑着行李，大约走了五里路，孩子们就走不动了……”

乡亲们纷纷来看望当年知青袁贺峰

一顿丰盛的晚餐
  “最终，我们一行来到目的地。村里几乎没有瓦屋，放眼望去，全是一排排草房。那一夜，我终生难忘：第一次住上草屋、第一次看到煤油灯……所有一切，让我感觉新奇、惬意。”袁贺峰说，村里分配给他们六间草屋，其中四间草屋住着8名知青，剩下的两间，一间是客厅，另一间为厨房。住宿问题落实好后，接下来就要吃晚饭了。那天的晚饭是一位全村公认烧菜最好的大嫂烧的，满满一桌菜肴，十分丰盛，其中还有碗汤，后来袁先生才知道，这碗汤是生产队专门为知青准备的。
  “那顿晚饭在温馨的氛围中进行，当中还出现了一个饶有趣味的‘小插曲’。我看到一碗炒猪肝，入口后才发觉，那不是猪肝。于是我鼓动同伴品尝，同伴尝后，都啧啧摇头道：‘这哪是猪肝，分明是豆渣嘛！’当晚洗完澡后，我睡得很香，没有想家的感觉。”

乡亲们围坐一团，把酒话当年

   次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