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3个家庭农场，就像363个果实，挂满了“郎溪农村经济发展”这棵大树的枝头，郁郁葱葱，生机盎然。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颗果实。郎溪“家庭农场”虽然被冠以一个共同的名称，但内里千姿百态，各有千秋，共同构成了“郎溪模式”的丰富内涵。
解读“郎溪模式”，最好的方式，就是走进一个个家庭农场，倾听这些关于“果实”的故事。探寻、描述一枝嫩芽怎样成长为一颗果实，然后从中寻找到某种样本意义。
样本之一：
“白茶大姐”姚维荣的“场市联动”
——什么东西好卖，我就种什么
8月1日中午，烈日炎炎，穿过一片片稻田、一亩亩苗圃，记者来到位于龙须湖畔的——凌笪乡钱桥村“钱晨家庭农场”。
43岁的女主人姚维荣刚从自家农场的果园回来，她告诉记者，农场取的就是小女儿的名字：钱晨。这既富有浓浓的“家庭”情趣，又寓意着农场会有好“前程”。
如今的“钱晨”可真是名声在外。
今年3月7日，央视的“两会直通车”直接通到了这里，姚维荣与央视主持人对话了四十分钟，同步直播。她一下就成了“名人”。
在成为名人之前，姚维荣早就是村里的“能人”了。
8年前，姚维荣干了一件大事。那是2005年，当时社会化办林业的热潮兴起，政府鼓励林权流转、林地租赁。
作为村干部的姚维荣心思活了起来，她把一直在上海打工的丈夫钱庆国找回来商量：“打工不能打一辈子，我们得找个好出路。”出路在哪里？她看准了，就是家门口的这一片荒山。揣着所有的积蓄和向亲戚借来的钱总共30万元资金，姚维荣开始了她的计划。
在顺利租赁下村集体220亩山场后，她和丈夫一起上门向村里的其他农户谈租荒地的事，“前前后后谈了一个多月，与40户农户签下土地流转合同，流转了145亩土地。”
“当时村里好多人觉得我傻！”姚维荣说，“大家觉得，有几十万块钱干什么不好？买这一大片荒山还不如到城里买几间门面房划算。”
但姚维荣有自己的雄心壮志。她要把这365亩荒地，变成“绿色银行”！她瞅准了，白茶市场火热，潜力大。
郎溪是久负盛名的中国绿茶之乡，现在，姚维荣要在自家山场种白茶。当时，她并不知道，自己是全县第一批种植白茶的农场主；更不知道，不久的将来，白茶会是郎溪茶产业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但这位农村的女“能人”，对市场有着朴素却敏锐的感知：“白茶价格比普通绿茶高，又不愁销。为什么绿茶之乡郎溪不能种呢？”
她和丈夫决定，“钱晨农场”就从白茶起步，一期开辟120亩白茶园。
两口子都是种茶新手。从头学技术，姚维荣并不怕，她急的是，种茶是个慢活，真正见效需要3-5年时间，这段时间都是投入，没有产出。怎么支撑下去？面对困难，她相信的还是市场：什么好卖，就种什么。
这些年，姚维荣在茶园里先后套种过山药、菜瓜、小籽花生，个个卖出了好价钱。说起农场的生意，姚维荣很得意：“我们这小农场凭什么做起来？靠的就是，什么好卖，就种什么。”
熬过了最初的投入期，“钱晨”的茶园迎来了丰收。2013年，茶园扩大到200多亩，其中白茶165亩、黄金茶40亩。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绿色银行”，2013年产干茶1300斤，批发价是普通绿茶价格的2-3倍。良好的效益，还带动了周边120户农户种植白茶。姚维荣自己也成了远近闻名的“白茶大姐”。
但如果因此把姚维荣看作是“种茶大户”，她可不一定乐意。“钱晨农场”的特色是“一厂八园”的格局。
这几年来，姚维荣一家又陆续开辟了50亩粮园、60亩林园、15亩果园、20亩渔园、5亩禽园、5亩菜园，还建了一个茶叶加工厂。除了保证自家生活，农场产的粮食、蔬菜瓜果、鱼类家禽，都从农场地里“闯”进了市场。
一厂多园，一主多样，这正是姚维荣的特色，也恰是如今“家庭农场主”不同于“专业大户”的地方。
样本解析：
“钱晨农场”这个样本，是郎溪家庭农场最常见、最自然的模式。除了“钱晨”，我们还看到建平镇的艺和苗木、“鑫源”蛋鸡……也是这种模式。
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家庭农场直接面对的是市场。这就是“场市联动”的真谛：市场走我也走——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什么好卖，我就种什么。
是火热的白茶市场，催生了当年的“钱晨农场”；也还是市场，让“钱晨农场”发展到现在的规模。
市场的吸引力，毫无疑问是农场主们创业的原动力。每个新市场兴起之初，总有一批像姚维荣这样的人，先人一步，发现商机，抓住商机，因地制宜开展生产经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激发了他们致富的渴望，这是郎溪家庭农场产生、发展最大的内生力量。
“钱晨农场”作为样本的意义，不仅在于解释了郎溪家庭农场产生的直接动力，更重要的启示在于，必须始终坚持市场导向，尊重农民的意愿，让农民自己决定种什么、多大规模，真正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
样本之二：
“田保姆”关明和的“场场联合”
——你会干的你给我干，我会干的我给你干
51岁的关明和，2012年创办了“明和粮食种植家庭农场”。此前，他的身份是“天禾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当了农场主，老关仍是合作社的理事长，而且还带着他的“明和农场”加入了“天禾”合作社。这样做的还有另外5位农场主。
这是“郎溪模式”中不多见的类别，走过的是一条：从“专业大户-合作社”，然后再到“家庭农场-合作社”之路。
这条路，是老关自己摸索出来的。他说：“以专业大户身份发起成立合作社，在运行过程中总觉得‘不得劲儿’。为什么？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我们都是同一种经营模式，能干的大家都能干，不能干的大家都干不了，难以体现互惠互利的紧密合作。”
于是，他以流转而来的330亩土地为依托，成立了家庭农场，“在合作社内部，农场与农场之间是对等的经营主体，擅长种植的搞田间管理，有机械的搞农机服务，各取所长、互补所短，各自干着最擅长的事，这才是真正的合作。”
老关的创新不在于经营方式——他干的还是农业服务；特别之处在于：他通过“场场联合”编织了一张“四代一管”（代育秧、代耕作、代机插、代机收和田间管理）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网。
可别小看了这张网。2013年，合作社共计对县内外1.7万亩农田实行“四代一管”。“天禾”的效益自然也不错，合作社去年收入达到了140万元。
这个“四代一管”有着灵活的操作方式，“就像做选择题一样，五个选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单选、多选或全选。”老关说这种方式其实就是做“田保姆”：“打个比方，把一亩田交给我们，付大约800元成本，然后你就什么也不用管了，到时我们还1000斤稻谷给你。”
这是一笔双赢的账。对合作社来说，挣来了服务费；对农户来说，不仅有了稳定的收益，还能从土地上解脱出来从事其他工作。
这种好处，十字镇水鸣社区周以福体会很深。52岁的老周个头不高，是从重庆市巫山县过来的三峡移民。
经过多年的积累，老周投入50多万元购置了2台收割机、2台插秧机、2台中型拖拉机等农机具。他带着这些“大家伙”加入了“天禾”，签下的是这样一份协议：“老关为我的410亩地提供田间植保，我为老关提供所需要的农机服务。”
去年，老周仅农机服务一项就收入了10万元，他很开心，“我从田里解放出来了，凭着操作大型农机的技术，老关聘我到附近四乡八镇插秧、收割，还得付我工资呢！”
样本解析：
老关的“场场联合”，和姚维荣的模式不一样，它完全是一个新生事物。
这个新生事物其实也不神秘。“农场+农场”的“场场联合”组合方式，最重要的特点是：通过优势互补，通过互利互惠，提供了一种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它的核心内容是“四代一管”。
但它的作用不可小觑。因为这种创新，改变的不仅是传统农业种植形式，为农业增产增效，更重要的是，促进农民向“职业农民”转变。
“场场联合”是郎溪农民在生产经营实践中的首创。这种发端于泥土的创新精神，是“郎溪模式”最亮的闪光点。
样本之三：
“新烟农”谢再山的“场企联盟”
——企业开出订单，我按订单交货
8月初，对烟农来说，是炕烟季。十字镇十字村“烟叶种植家庭农场”的主人谢再山种的100亩烟叶，到8月6日就全部出炕了。
51岁的老谢是本地人，中学毕业就在家种田，一种便是30多年。附近村民这些年外出务工的多，他一点点地流转土地，“从18亩起步，到今天已有195.8亩。”
种了几十年地的老谢，作为“烟农”还是很“新”的。
2012年，他办家庭农场开始种烟叶。这位和土地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庄稼汉说起种烟感慨不已：“现在才知道，现代农业是这么一回事儿！”
老谢说，得感谢皖南烟叶公司，是这家龙头企业把大伙带进了农业的现代化里。
这是订单化、标准式的生产。从老谢家农场申报的种烟指标确定下来后，公司与农场签订了5年合同——企业开出订单，老谢按订单交货。
一纸订单，农场与企业结成了联盟。
从烟苗、施肥，到种植技术的培训，再到炕烟，直至烟叶分级保管，公司派出了技术员全程指导。生产的关键环节，技术员在老谢家一住就是好几天。
他没想到的支持更多。家里建的6间烟炕，公司每间补助资金1.8万元，老谢总共才投入了3万多元。去年，公司还对他的烟田基础设施进行了水、路改造，“就这一项，公司花了9万多元。”
更让老谢踏实的是，田里产的烟叶销售不用愁，“只要我的质量达标，市场是好是坏，都影响不到我的收成，公司以保护价收购。”这是老谢最称心的地方，“有龙头企业遮风挡雨，农场避免了生产经营的风险，我们农民哪经得起折腾？”
在这个联盟里，企业也是受益方。
县农委烤烟办主任余斌负责的是农场与烟叶公司的协调，他说：“企业为什么更希望农场参与到烟叶种植？因为农场有一定的规模、有一定的积累，便于稳定产量、提高质量。”
在县农委出台的《郎溪县家庭农场认定办法（试行）》中，对此类农场认定的标准是“烟叶种植（烟叶粮食混合）80亩以上”，这一条正是烟叶公司所需要的规模化、标准化的基础。
“场企联盟”的优势，吸引到越来越多的农户创办烟叶家庭农场，目前，全县已注册该类农场44个。“联盟”的经济效益显而易见，据县农委提供的数据：2012年，烟叶农场人均纯收入达31250元，约为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21倍。
盯着自家的烟炕，老谢说，现在最盼望9月1日开秤收购，去年他卖给公司的烟叶均价达到了11.8元/斤，农场种烟的收入约14万元。他仔细算过，是单纯种粮收入的4倍。
他的农场，今年6月25日拿到了工商营业执照，他特地拿给我们看，笑着说，“你看，我的儿子也不用出门打工了，就跟着我办农场，日子好过哩！”
样本解析：
这种“场企联盟”，被郎溪县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张峰称为“最佳组合”。
为什么是“最佳”？最明显的一点是：风险最小。在这个“公司+农场”的联盟中，以订单合同为纽带，农场解决了“市场”的问题，企业解决了“基地”的问题，互惠互利。
对家庭农场来说，本质上仍然一家一户面对市场，力量悬殊。有龙头企业牵头，家庭农场就避免了与市场的直接交锋，有保障多了。姚维荣怕白茶卖不出去，关明和怕收成不好，而谢再山就没这些担心。
还有一点，在“场企联盟”中，农场也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与龙头企业谈判的地位和能力。而这，正是联盟稳固的基石。
363个农场，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故事。
这些故事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郎溪模式”。这个模式还在丰富，还在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