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十分特殊而重要的历史时期。其明显的分水岭就在1966年。被后来永载史册的两个震惊中外、波及神州亿万家庭的“革命运动＂就发轫于此。一个就是起始于1966年5月16日以后，经历十年之久的文革；另一个就是自1968年10月后的又一个历时十年的全国17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城市知青向农村、边疆大迁徙运动。
作为1966年高中毕业的那届学生，我们应该是那两次“史无前例”运动的亲身经历者，而且很荣幸地被后来的历史冠以“老三届”的称号（统指66、67、68三届初髙中毕业生，也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主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所谓“老三届”知青中，完整学完整个高中课程，文化程度最高的，无疑就是1966届的高中毕业生。
因为，1966年5月初，我们就都已经完成了髙中学业，考完了毕业考试，进入了紧张的“复课迎接高考”阶段。谁知后来的形势发展就到了“停课闹革命”“暂停大学招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那特殊而又漫长无奈的历史时期。在历史潮流的裹袭之下，我像全国各所中学66届髙中毕业生一样，经过文革，满腔激情，听毛主席的话，响应党的号召，义无反顾地积极投身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伟大历史运动之中，于1968年10月31日下放到本县髙湖公社和平大队。
起初，我们这些城里学生，还有芜湖、合肥和上海的知青，无论文化高低，都得从头做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生产队社员一样，学习和从事各项农活。从拔秧、插秧、耘草、割稻、掼稻、晒稻到送公粮、担塘泥、挑化肥、抓灰粪等等，所有农村生产所必须的农活，都得认真学习，细心体验，耐心实践，以获得生存的更多机遇和博得贫下中农的好评。
两年后的1970年，招工、招生（推荐）开始。政治条件第一，不讲文化程度，哪怕是小学生，或连初小都未上过的，只要是家庭成分优越，都可以招工或推荐上中专、大学。我和那些家庭情况不太好的知青一样，早早地被屏蔽在招工招生大门之外。这种歧视，并不常现于日常生活和平时与社员的相处之中，我们之间仍是那样无拘无束，仍是那样朝夕相处。偶尔有些表现，也只是表现在那招工招生后的关注的眼光中。它主要是在少数掌权者（比如生产队长或大队支委）闭门开会研究知青去向时，才更显现出它的无情和无理。
一直到了1977年，到了中国历史大变革的这一年，到了粉碎“四人帮”，左的禁锢被打碎，“阶级斗争为纲”将被唾弃的这一年，也就是我高中毕业十一年，上山下乡十年后，并随后即将彻底结束的这个重要时刻。随着共和国命运的巨大转折，随着历史风云的彻底变幻，我们才迎来了人生道路上的一片光明前景。
1977年，再度复出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科技教育工作座谈会，透露要在教育战线拨乱反正，恢复停止十年的大学招生考试。10月2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这条重磅消息，举国震荡，世界侧目。
当时，我还在公社中学任代职教师。下乡这么多年，我大多数时间，经同学介绍，在乡下初中任教。书本知识倒没有完全丟掉。直到听到广播、看到报纸上大学恢复招生，并且凭考试择优录取的消息，我那颗蛰伏已久的上学欲望，悄悄地自然而然地萌动了。特别是对66届高中毕业生，年龄放宽至30周岁，婚否不限的优待政策，更激起我毅然决然报名参考的决心。这也是改变我目前状况的唯一最公平的出路。
这时候，离安徽省高考时间也只有不足一月。我一面正常教学，一面利用晩间备课之余，加强复习巩固。主要是数学和史地。我报考的是文科。考试科目有：语文、数学、政治和史地。1977年12月10、11日两天考完。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具拨乱反正的一次冬季高考。由于本人此前曾获得一套发给下乡知青的《青年自学丛书》（上海市革委会委托出版发行，慰问上海知青），语数理化史地以及社会发展简史、辩证唯物主义基础等方面内容都有所涉及，因此对我加深知识印象，扩大知识范畴，更好应对考试起到不少帮助。整个考试下来，我总的感觉不太难，卷面上的内容也大都能答之十之六、七。特别是文科数学，考的基本是初中内容。因此总体自我感觉良好。
果不其然，半个多月后，安徽省高考成绩出炉，初选名单公布，我果然名列其中。我记得我们广德中学66届高中毕业生全县只有33人。在当时全县40多万人口中，可谓是凤毛麟角。但由于十多年后，这届高中毕业生大都工作、结婚、生子，有了家庭，远离课本也已多年，尽管1977年报考条件放宽，真正参加这届高考的也只有两三人，且只有我一人进入初选名单，值得庆幸，值得自豪。
随后得到通知，集中到县医院进行了身体检查。我只看到同公社的一名中专达线女生也参加了体检（后此人录取了芜湖卫校）。此后，我便顺理成章地等待入学通知。然而同时，我还有个十分棘手和焦虑的事困扰于心。当时政策规定，正式职工五年以上，可带薪上学。而代职教师非正式职工，即无法带薪入学。而我已结婚，有了家庭和孩子，真的无薪上学，那经济上的困难和家庭生活的窘迫是无法想象的。如不去上学，那又怎能彻底改变现状？真正到了进退两难，难以抉择之地。
谚云，天无绝人之路。恰在此时，公社因我髙考初选入围，认为文化基础牢固，特推荐我参加全县教师选拔招干考试。当时全县共三十一个公社，每个公社推荐一名民办或代职教师参考，择优录取前十名为国家公办教师。考试地点在县教育局会议室，来自全县三十一个公社的31名考生同堂竞技，共考了政治、语文、数学三门。
一周后，成绩公布，我以第三名成绩成功入选。当年底前就办妥了所有选调、转干、入编手续，成为一名正式的国家公办教师。这是我1977年参加的第二次，也是关乎彻底改变我工作和生活窘况的一次至关重要的考试。后来有知情者告知，当时县里正召开宣传工作会议，为了1977年十个招干指标临近年尾，各公社宣教干事纷纷竞争，相持不下。正好此前高考恢复，于是就决定每个公社推荐一人参加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取，才有了我参加的第二次考试。
1977年，是中国历史进程中最不可忽视的一个年份。是中国由动乱转向大治的转折点，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始点，是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准备点，更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实事求是作风回归的重要节点，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奏年。我有幸躬逢其盛，参加了难得的两次考试，并且取得了较好成绩，现在回想起来，确实值得记录在兹，以纪念那个伟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