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云驾

第1006期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宁国解放、河北干部南下宁国70周年。当年为支援全国解放，1.7万名华北干部浩浩荡荡跟随中原野战军，背起行囊别着枪，抛家舍业，历尽千辛万苦挺进南方，他们如同新鲜血液输向贫血的新解放区，大军打到哪里，他们就留下来参加接管地方政府、建立人民政权，为全国解放和政权巩固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其中，华北南下干部纵队第五支队三大队50多人，在大队政委、望都县委书记张丙申率领下于1949年5月7日到达宁国。

南调决策

干部南下，始于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当时大片新区的开辟急需富有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来建立新政权，前后派出七八批，合计一万多人。这些南调干部大多来自晋察冀和晋冀鲁豫等老解放区，南下地点大多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大别山区的一些新区。

南下最高峰发生于1949年春，也就是华北南下干部纵队第五支队三大队来到宁国的这一次。它是中共中央为顺应全国战略形势的发展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1948年8月24日，中原局书记邓小平的一份报告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新区所需干部数目极大......如在江南开辟一万万人口的区域，所需合格干部当在三四万之间，应请中央预为准备。”[1]

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讨论了为夺取全国政权需要三四万干部随军前进，去有秩序地管理新开辟的解放区。

10月28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指出：需抽调南下干部53000人，其中华北17000人，华东和东北各15000人，西北和中原各3000人。同时，要求各地所调干部均应组成完整的区党委架子，成建制整体调出。从《决议》可见，华北解放区抽调的南下干部占比最大，达1.7万人。

华北解放区能够担此大任，是因为它具备诸多有利条件。1948年5月，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根据地合并，华北局、华北军区和华北人民政府建立，治辖北岳、冀中、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晋中7个行署，290多个县市。而且这一地区有着悠久的革命斗争传统，无论人力、物力，还是政权建设经验方面都有较丰富的储备。

华北局积极响应中央决议，于次日做出《关于外调17000干部及补足干部缺额的决定》，规定北岳、冀中、太行、冀南、冀鲁豫五个区党委，各配齐一个区党委架子（省级单位），再由太岳、晋中共同配足一个区党委。这样每区干部2185人，随行民兵40人，合计13000多人，不足部分由党校、华北大学两次补足（其中有两批人在1949年7月以后跟随大军南下湖南、西南）。

在这之前，主力决战已经打响。11月2日，辽沈战役取得胜利，四天后淮海战役开始，急转直下的战争形势，要求对接管新区的干部人才储备工作加快步伐。

南下准备

华北局接受任务后，面对调出干部数量大，素质要求高的形势，以大局为重，运筹帷幄，精心实施，在调配、动员、集训、家属安置和组织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科学调配，层层落实。首先，在调配程序上进行“层层分配、环环相扣”。具体来说，由华北局先下达任务给各大区，各大区任务分配大致如下：

冀南区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冀南支队，约4000余人；冀东区组成冀东南下干部总队，约3000人；太行、太岳两区合编长江支队，约3000多人；冀中区与察哈尔省合编华北南下干部纵队第四支队，近4000人；晋中、冀中、察哈尔、太行合计抽调约3000人。河北简称“冀”，察哈尔省于1952年包括张家口大部分划归河北，可见今天的河北是当年南下干部的重要来源地。

接着，各大区把任务细分给各地委，他们列出现有干部总数和新提拔的干部数目，还详细规定各县抽调的干部构成类型和数目以及与原有干部的比例关系。各个地委再把任务分配到各县，最后以县为单位调出南下干部，总体原则是“调出一半，留下一半”。这样既满足了新区的需要，又稳定了老区的干部队伍。

其次，在调配方式上实行“全套配备，骨架输出”。比如冀中区，华北局要求配备一个区党委，干部职数80人；6个地委，每个地委60人；30个县区，每个县区75人，每级每套都要成建制，配齐党组、行政、公安、武装、财经、文教等方面干部，争取做到到达新解放区后，各方面工作都有人做，并以此为骨架来构筑和扩充各级党政机构，快速展开稳定社会和恢复经济的工作。针对干部缺乏的突出问题，华北局采取开办干部训练班和增加副职来解决，大胆提拔培养年轻干部，扩大领导干部总体数量。

再次，在抽调条件上采取“严格筛选，择优南调”。组织部门在抽调南下干部上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南下干部的工作能力和思想水平必须高于留下工作的干部，毕竟新区的工作环境更加恶劣，工作任务相对繁重。二是各级党委要对那些自愿报名南下，或组织要求南下的每个干部进行严格审查，认真把关，看条件是否合格。[2]

（二）宣传动员，加强集训。南下干部名单确定前，针对北方人乡土和家庭观念重，“宁向北走一千，不向南挪一砖”，和害怕过江后语言不通、水土不服等顾虑，华北局各级党委和政府采取多种形式的宣传鼓动工作，摆事实讲道理，激发干部们“将革命进行到底”“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革命斗志和远征豪情。同时，动员华北大学学生和本地年轻知识分子踊跃参加工作或到新区，使本次选调的青年干部占到80%。广大高级干部纷纷带头报名，也影响带动了大批党员干部南下。对那些不服从调配的南下干部则进行学习教育，甚至给予组织处分。

南下名单确定后，除帮助干部解决好组织问题、工作交接和婚姻家庭等问题，各级党委政府还组织群众慰劳和欢送南下干部，让他们走的风光，走的愉快。

与此同时，为了增强组织纪律性及提高南下干部的执政能力和管理水平，保证南调任务的顺利完成，华北局各地党委、党校等加强了党员干部的学习和集训，开展形势教育、接管城镇和经济政策学习、前途教育及纪律教育，如：学习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关于时局的声明》两个文件，消除小胜即安情绪，增强使命感；开展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服从调动，不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等。

此外，在集训的地点和时间上，各级党委都有严格规定。比如集训地点选在离家较远的地方，以防止干部的思乡情绪和家庭的干扰。时间一般一个月左右，如在正定县西柏棠的集训时间就很长。这样的整训学习在南下过程中，也从未放松，如在临城就学习了七届二中全会会议的精神。

（三）安置家属，后顾无忧。为了鼓励干部南下和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华北局不仅制定了《关于南下干部生活待遇装备暂行办法》，规定了较高供给标准，在经费开支、物质待遇、生活装备等方面都做了精心部署,合理安排，可谓吃穿用行一应俱全。还配备了秘书、警卫员、通讯员、炊事员，规定区级干部可以带枪，地委委员以上干部可以配马一匹，马夫一人；其余干部，每40人由公家雇大车一辆拉行李。还规定南下干部家属一律按军属优待，家庭没有劳动力的，村民可以帮忙耕种，经济困难的予以补助；有条件的可以夫妻一同南下，宁国首任书记张丙申夫人李春罗、副县长甄培德夫人赵淑芬、公安局长窦云霄夫人李同先就是这样随夫来到宁国的。如果是妇女干部还有优待，如伙食按照中灶待遇，大人小孩均发补助费，有两个孩子的可带保姆一人。[3]

（四）完成组队，等待南进。1949年1月三大战役结束，东北、华北连成一片，长江以北基本解放。2月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史称“二月指示”），要求落实“九月会议”精神，并进一步指出：“华北局所担任的1.7万干部，亦应于二月底集中于石家庄，加以训练待命，交华东局率领随华野、中野向江南前进。”这一批华北局有8000 名干部南下，之后还有一批9000 名干部，准备随东北野战军南下湘、鄂、赣及两广方面。[4]

2月5日，冀中区发出《关于执行华北局南下干部提前集中的紧急指示》，指出：我军可能提前渡江，要求以地委为单位整队，所有南下干部务必于2月底到达正定集中待命。同时，察哈尔省也做了动员和安排。

2月初，冀中区和察哈尔省在安国县联合组建“华北南下干部纵队”，下设5个支队，其中一、二、三支队来自冀中，四、五支队来自察哈尔和省委党校，直属队来自察哈尔贸易公司，各级干部共2643人。由察哈尔省委书记牛树才任纵队长，冀中副主任魏明任副纵队长，冀热察副书记马天水任政委，他们都是河北人，时称“牛马纵队”。

华北纵队以军事组织建制，区党委改为纵队，地委改为支队，县为大队，区为中队（下设3个班，每班10人左右），统一着装，以便于学习生活军事化管理。察哈尔省（原北岳区）易水专署编为第五支队，每个县编为一个大队，唐县为第一大队，涞源县为第二大队，望都县为第三大队（县委书记张丙申任政委，张受益任大队长，甄培德任副大队长，13名女干部编为女兵班，甄培德夫人赵淑芬任班长，今年93岁，仍健在），[5]易县为第四大队。

经过3个月紧锣密鼓的准备，1949年春“牛马纵队”跟随刘邓大军二野第三兵团12军（原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风尘仆仆奔赴在来江南新解放区的路上。

参考文献：

[1]《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转引自《邓小平文选》P130.人民出版社，1989.5.

[2] 孙建刚、史红霞:《南下干部的组织调配和动员教育——以1949年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为例》，《邯郸学院学报》，2015.12.

[3]《北岳区党委组织部补充通知》（1948.12.2），转引自《保定南下干部纪实》P30-31. 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3. 中灶标准:1948年华北局规定，即菜金每人每日实物定量：油5钱,盐6钱,肉2两,粗菜1斤,调料费5%,木柴3斤。

[4] 刘玉太：《山西组建的两个南下区党委》，《党史文汇》，2010.2.

[5]李钧：《半生峥嵘路巾帼绘壮美——访淮南市档案局原副局长赵淑芬》，淮南网，2019.7.15.

（作者系宁国中学高级教师，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宁国市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