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达清

第1021期

中华民国初年，宣城来了位“奇葩”县长（当时称县知事），要说他有多“奇葩”，且听我慢慢道来。

此人名唤章识言，字筠生，浙江上虞人。原本是个监生，屡考举人不得，大概家里有几个钱，就捐了若干吊修建浙江海防，得了个布政司经历的头衔，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掣签分发山东。可他以父母年迈为由，不愿前往山东，于是托了后门，遂改签到福建。三月二十七日引见，七月二十九日到福州报到。试用期满后，他又扔了若干银子，捐了个知县免试尽先补用的头衔。二十七年（1901）署任上杭知县，三十三年（1907）署长汀知县，宣统元年（1909）改任长乐知县。

要说这章识言刚开始做官，头脑大概还算清醒，也想做一番成绩，好继续慢慢往上爬。例如民国《长汀县志》卷三十三就赞他：“倡办县立高小学校，督修城垣，编改警察，严惩藉尸图诈恶俗，勤政爱民，……尽心民瘼，不计利害。汀民德之。”他在长乐也有创办“第六区公立第一国民学校”之举。据说宣城叠嶂楼上曾有他撰写的一幅对联：“欲上青天揽日月，每依北斗望京华。”他既然敢写，且堂而皇之地悬之于高楼上供人瞻仰，想必两个字写得不赖；此联虽是集唐人李白、杜甫的成句，但他能信口拈来，且合情合景，想必也还有点文采。

无如满清倒台，民国草创，福建的知县是做不成了，恰好福建长乐人李兆珍任安徽省长，他不知怎么一来二去就和李省长拉上了关系，民国6年（1917）改到宣城来做县知事，10月6日到任。（《政府公报》1918年1月13日第710号。按，《东方杂志》第十五卷第7号作1919年6月15日任，《安徽近现代史辞典》附录又作1919年5月任，恐均误）

此老是同治六年（1867）生人，本年也已五十出头，恐怕年老精衰，一到宣城，就混招频出，最离谱的就是允许鸦片烟公开贩卖。

本来民国伊始就禁了烟，“在宣城县地面，那些什么卖烟土的呀，什么开烟馆的呀，也都改了行业了。”无如此章知事自己是个大大的瘾君子，江湖绰号“鸦片大王”，“自从他到了任，别的事不曾做得一件，只昼夜的在衙门里对着盏七星宝灯，干他吞云吐雾的事业。地方的绅士们因公事来会他，就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他还睡着没升帐呢！”

要是只有他县老爷一人躲在县衙里吞云吐雾也还罢了，或许他老人家觉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还是“与民同乐”共享这烟霞之福比较好，随即就发布了个什么“县单行章程”，大致内容就是：以普及鸦片烟为宗旨，城里乡下，通通成立鸦片公卖局。有要做这行交易的，只要呈报本区或本镇警察分所，经他许可，就能开灯买卖；不问生意好歹，只要每月完纳“规费”大洋十元，就万事大吉了。

但要是你只顾自己闷头发财，而忘了县衙里的那位，对不起，你就有封门之虞了。1920年春，沈村镇各家鸦片公卖局不肯照章完纳“规费”，企图欺瞒这位县太爷，谁知他老人家虽吞吐于蚊帐之内，却能眼观于百里之外，立刻就要警察所封他的门。后来还是一个卸任的警察所长某老四从中开交，才把此事完结了。9月，章识言干脆自兼警察所长，这下那些有侥幸之心者是彻底收起了自己的小心思。

由于这位知县大老爷的“热心公益”，宣城各乡镇的鸦片公卖局如雨后乱草般纷纷冒出了头。据当时有心人的不完全统计，记录如下：

（表据《安徽》杂志1920年第2期拱北《宣城：县署和烟馆》一文）

当时宣城全县的烟馆多达数百家，鸦片吸食者迅速飙升到一万多人，“以致社会堕落，人民卑贱，有产者变为无产，无产者流为盗贼。”其危害之广之深自不待言，更有甚者，“宣邑有胡某、张某、余某等，为贩卖烟土及枪上丸之罪魁，伊等秘密组织机关，号称公司，分运输、经理、推销各股。运输则往来宣沪，以便源源输入；经理则坐办城中，推销则兜售乡村。”直接干起了贩卖鸦片的罪恶勾当。

章识言的这番倒行逆施，本该人人痛恨，个个喊打，谁知地方上偏有那些“黑籍人民，受章老爷的‘膏’泽，个个替他歌功颂德；就是那邻县的人民，凡在黑籍的，也都扶老携幼的到这地方来，享此世界上找不着的幸福。”

更为滑稽的是，上级政府对章识言的倒行逆施不仅不管不问，而且由于贩卖鸦片，钱如流水价淌向章识言的腰包，章识言倒也识相，不敢独吞，除私下冰敬上官我们不知外，交起税来也是十分慷慨，绝不拖欠，因此，1919年9月18日，安徽省印花税分处奖励他五等金质奖章一枚，1920年1月，北洋政府又奖给他金质棠荫奖章一枚（《政府公报》1921年2月12日第1787号），真是大大的讽刺！可见“奇葩”的不只是章识言，更有那个“奇葩”的社会啊。

1921年3月，安徽省政府改命左海涛为宣城县知事，章识言卷铺盖滚蛋，这才结束了这场长达三年多的闹剧。其后未再见到有关这位县太爷的相关报道，其害己害人，结局想必定不太妙吧，不然，天理何以昭昭？！

（作者系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安徽省档案学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