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晓明
第1027期
从袁氏宗谱看梓潼阁
据《龙溪西镇袁氏宗谱》记载，元时，水阳西镇袁氏始祖艺原公辞去郑州司马之职，告归故乡宣城南之石磜（今宣州水东）。艺原公途经水阳，“卜其水土可以家也，遂率季弟再兴肇基于溪之西市。”自此，袁氏迁居水阳西镇。年复一年，子孙繁衍，瓜瓞绵延，支分派别。继之，袁氏后世子孙分徙于龙溪两岸市镇和山圩之间，凡八房计千余人口。袁氏家族“秀者古，朴者耕”，兼之居家市镇之便，亦农亦商，遂成金宝圩内望族。
水阳袁氏家族祠村图
据袁氏宗谱之《祠祀记》，至明正德五年，袁氏即创建宗祠于金宝圩之神通垾，历六十余年，期间“每逢水患，浸及神寝。”因此，袁氏宗族为使宗祠神位免受水患之扰，于万历元年，改建宗祠“于溪西之上市”。新建成的袁氏宗祠“背市面溪，南山当户，溪流如带，卜者佥谓吉祥。”
从袁氏《祠堂图》可见，袁氏宗祠高立龙溪西岸，而在袁氏宗祠左之东北方，则高筑三层文昌阁一座。阁西营建平房数间作为家塾，冠名“紫澜书屋”。袁氏宗祠和紫澜书屋之间是“袁氏神道”，即今之当地人所称“袁家巷”。巷道西接水阳街市，东连文昌阁下“袁姓渡”。
龙溪西镇袁氏祠堂图暨文昌社建筑群
据《艺原公房宅总册》，以“文昌阁”为中心，延及南北市房形成的聚落，即为“文昌社”。文昌社以南的聚落为关内社、关外社、大士社，文昌社以北的聚落为井巷社。也就是说，从现今井巷往南，一直延伸到上街及以外的范围，区划为五个居民聚落，约占水阳西镇五分之一的范围。这一带多为袁氏族人的市房、祠产。其中以袁氏宗祠、文昌阁、紫澜书屋和袁氏神道、袁姓渡等袁氏祠产形成的建筑群，成为了水阳东、西两岸独一无二的人文、宗族景观。
尤其是紫澜书屋曾因三次刊印清代著名诗人、水阳袁氏十三世孙袁启旭的《中江纪年诗集》，而使水阳袁氏“紫澜书屋”闻名全国。紫澜书屋与文昌阁相互辉映，成为了文昌阁丰富文化底蕴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昌社建筑群的形成，与袁氏十二世孙袁泮有着密切的联系。
袁泮，名德台，字星脉，号淡庵，考名泮，世居今水阳老街上街，生于康熙二十二年（1682），卒于乾隆十七年（1752），享寿七十。袁氏宗谱《淡庵公传》是这样传叙袁泮懿行的：
督理祠政，历有年所，总其营谋：修宗谱，扩祀田，设义渡于祠前，搆家塾于祠左，阐文艺则刊中江诗，荫祠基则建文昌阁。
袁泮年轻时在官学读书，晚年将一颗桑梓之心付诸家族祠务和地方社务，着力培植家族文化底蕴，热心地方公益事业，邑侯张公赠以额：“高文伟略”。宗谱所传袁泮懿行与县志记载一致，可见，从家族到社会，袁泮的品行是得到一致认可的，显然，他是一位很有文化情怀的乡贤。今天，这位文昌阁的创建者已经稀为人知，但他创建的文昌阁给水阳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成为了水阳地方的文化符号。其懿行应该记载于梓潼阁的碑铭上，以激励后人布行善义，光大地方人文底蕴。
关于袁氏创建文昌阁的更多细节，在宗谱载录袁桂所撰的《文昌阁记》中有详细而生动的记叙。
袁桂，水阳袁氏十四孙，名允珮，字登月，号馥亭，庠名桂，康熙五十五年（1716）生，乾隆三十年（1765）卒，世居今水阳镇新庆村阁基组。
袁桂幼年十分聪敏，凭借优异的成绩被选拔进了官学就读，时人评价其文章 “得苏韩气魄，取经史膏腴，卓然成一家言，不肯降笔趋时之概也。”因此，袁桂被袁泮等家族宗老聘请到紫澜书屋执教，为袁氏子弟传道授业。
作为家族中优秀的读书人，袁桂在家族编修家谱、营建文昌阁、刊印《中江纪年诗集》等祠务中，积极参与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袁氏十六世孙袁永清所撰《馥亭公传》对袁桂的懿行作了记载：
乾隆癸亥年，修谱以明世，次壬申年，建阁以荫基。公尝共襄其事，经营区画，勿矝才智，又岂文学之足概其生平哉？
袁桂因参与了文昌阁的营建，同时又在文昌阁旁的紫澜书屋执教，甚至还在课余时间，带领他的学生登临文昌阁，饱览两岸美景，抒发飞扬激情。因而，他与文昌阁结下了不解之缘，于是，袁桂倾注情感，写下了优美的散文佳作《文昌阁记》，并得以传世。
袁桂《文昌阁记》
在这篇优美的散文中，袁桂开篇即以“漕舸千桅，喧声鼎沸，登阁而望，实掖余宗祊之左臂。”将袁氏宗祠、文昌阁和紫澜书屋建筑群的宏伟气象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
接着，历数袁氏来迁、滨河建祠的家族历史，并介绍了袁氏营建文昌阁的缘由：
每岁时伏腊，祭毕而燕父兄耆老其中，有议于列，曰：“江州印绶、濮氏子午墩，皆培土也。祠左形偏，盍建阁便？”而形家者亦云：“坎艮补陷，莫若高飞重阁，取青龙左绕之势。”会阻于时事，岁久不果。
延洎戊辰，迄今之辛未，四稔落成。
袁氏宗祠滨河而建之后，其右为“江州印绶”和“濮氏子午墩”，这是两个建筑，抑或是两座坟茔？现在还无法考证，总之，它们因为培土的缘故，地势较高。而宗祠之左。即今“梓潼阁”的位置，地势洼陷，因而宗祠当前，右高左低。袁氏宗老对此颇觉不爽，于祠中商讨解决办法，并请来风水先生勘察合议，最终达成“坎艮补陷，莫若高飞重阁，取青龙左绕之势。”的共识。
但营建楼阁的意见形成之后，却未能立即付诸实施。个中原因，可能于河道中建阁，遇到了阻力，因而工程便搁置下来了。直到乾隆戊辰年（1748）方才开始施工，经过前后四年的营建，到乾隆辛未年（1751）前后，文昌阁终于告成。
细读《文昌阁记》，当年文昌阁创建之艰，可见一斑。基座由河脚一层一层用土夯实上来，每夯实一层，周边则用石块围砌起来，待基成，已形成“广袤周遭百步许”的一个大平台了。在这样一个大的台基上，再创建三层楼阁，高达“三丈有六尺”。阁成，还在四周布设“石槛雕栏”，纵使河水暴涨，也不能漫过。高耸的文昌阁与对河的宝塔成西南与东北向隔河对峙，犹如青龙一般护卫在祠左。袁桂赞曰：“其杪与河东之浮屠，盖遥若双碣之相望。”
文昌阁周边的环境是很美的：“春柳秋桐，间而梅竹，佳植名株，次第甲乙。”紫澜书屋里读书的孩子们是很幸福的：“肄业之暇，俎豆莘莘，登临瞻拜，峻可以荡胸襟，洁可以涤肠胃，远可以彻蔀屋，静可以通鬼神。仰有取，俯有拾。有物皆理，无韵不诗。”因此，称这里是水阳东西两岸人文胜景，一点不为过。
袁氏于祠左建阁，是为风水计。但阁成缘何要奉文昌帝君于其中？《文昌阁记》最后点题：光大忠孝和友爱的美德，佑护一方文运昌盛。如此，即把一个家族的宗族文化升华到了一个高的境界，也对家族子弟寄予了无限希望，同时也为家族于河道中建阁找到了一个官民都能接受的理由，这是何等的智慧！
至此，水阳袁氏宗祠旁的梓潼阁的由来应该是真相大白了。梓潼阁就是文昌阁，它与丁奉围田没有关系，更与帝王的女人，即所谓“梓童”扯不上边。它从清乾隆辛未年创建，截止2002年1月因火灾焚毁，存世252年。
梓潼阁待证与感怀
尽管梓潼阁的真实身份已经考证清楚，但围绕梓潼阁还有一些有趣的问题没有全部破解。
其一，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钟震阳，他世居水阳西镇，曾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前后到梓潼阁祭拜了梓潼帝君，并留下《梓潼帝君寿启》和《梓潼帝君像赞》两篇文章传世。那么，钟震阳祭拜的梓潼阁在水阳的哪儿呢？
其二，在距文昌阁创成72年前的清康熙十八年（1679），袁氏十三世孙袁启旭的同门师兄弟、著名画家梅清曾作《龙溪水阳》画作，画中东岸浮屠对面已有文昌阁（梓潼阁）。那么，《龙溪水阳》为什么提前72年就把文昌阁画进了画中？是否是梅清将袁氏“会阻于时事，岁久不果。”的建阁规划提前画入了画中？
其三，尽管“梓潼”与“文昌”存在渊源关系，但后世水阳人因何就将袁氏文昌阁称作了梓潼阁？是否为了与水阳中街章祠西之文昌宫相区别，而将文昌阁叫作了梓潼阁以示区别呢？
这些问题还有待我们继续发掘和研究。
如今，被大火焚毁的梓潼阁已经在地方政府的努力下得以复建了，这是水阳地方文化建设的一件幸事。作为根生土养的地方人，我深感欣慰，也为此而心潮澎湃。去岁秋，我曾欣然命笔，为梓潼阁赋：
梓潼阁赋
宣州之北，有泽丹阳，后析五湖，金钱其一。烟波淼淼，向为鼋鼍之薮；蒹葭莽莽，实乃鸢鹭之区。
于惟东吴，丁奉筑圩，金宝之形初具；猗欤大唐，裴休议漕，水阳之镇乃奠。靖康南渡，畚锸再兴，渐成鱼米之乡；洪武北逐，留都是拱，遂为往来之衢。商贾云集，肇始东西两镇；士农勉力，不出耕读二端。邑里祈荫，奉文星于楼台；神灵垂恩，毓灵秀于世代。
梓潼阁，踞江流之侧，形制崇敞；沐晨昏之晖，岁月悠长。嘉宾有访，睹华构于未临；故人远行，寄离愁于曾游。光阴荏苒，历尽沧桑，蠹简尘封，史存文昌。辛巳被禄，木身煨烬，煌煌朱阁，荡为寒烟。父老念念，复建之声不绝；游子殷殷，缅怀之情难泯。
序属新纪，禹甸重化，主政崇文，拟复大观。采舆议，乡贤慷慨解囊；振胜迹，名流高亢援襄。鸠工庀材，擘画营建，经始于庚子二月，凡五月而功成。水阳江畔，重现姿颜。
新制拔地三层，宝刹问天；檐牙参差高啄，风铃致远。遥望飞阁回廊，宏丽堂皇；近观绮户流丹，雍容美奂。龙溪形胜，造化两岸，阁塔相望，璧合襟连。
登斯阁也，凭栏层林尽收，俯川百舸竞帆。回眸沃壤，逢盛世以梦筑；东眺金陵，企一体而翼展。欣矣，子弟奋迅，效先达之勤勉；幸矣，阖圩同心，书水阳之鸿卷。临风抒怀，是以为赋。
时公元二O二O年农历庚子兰秋，里人袁晓明于水阳江畔。
（作者系宣州区水阳镇干部，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