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达清
第1154期
嘉庆《宁国府志》卷十四记南陵县寺观，有：
开化寺，在县北二里，唐为安贤寺。水池围绕，松萝郁茂，旧名谢家池。杜牧诗：“谢家池上安贤寺，面面松窗对水开。莫道闭门防俗客，爱闲能有几人来。”
显然，嘉庆《宁国府志》的这则史料出自《南陵县志》，嘉庆《南陵县志》卷四《营建志坛庙》记曰：
安贤祠，在开化寺后，旁为谢家池。杜牧诗：“谢家池上安贤寺，面面松窗对水开。莫道闭门防俗客，爱闲能有几人来。”
《宁国府志》与《南陵县志》的记载虽略有出入，但其基本意思一致：唐时，南陵县有座安贤寺，杜牧曾来此游赏，并作有诗。嘉庆《南陵县志》卷十五《艺文志》直录此诗，题为“安贤寺”。
然遍查杜牧的《樊川文集》，并未录有此诗。杜牧曾于大和四年（830）随沈傅师至宣城，任宣歙观察使幕，大和七年（833）离宣城，应淮南节度使牛僧孺之辟，为淮南节度判官，充监察御史里行；开成二年（837），杜牧再入宣歙观察使崔郸幕，为团练判官，充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开成四年（839）离宣赴京。杜牧两度在宣为官，前后凡五年有余，完全有可能多次去过辖下的南陵县，游历过安贤寺。那么，这首《安贤寺》诗是不是杜牧的佚诗呢？
其实不然。北宋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卷九、吕希哲《吕氏杂记》卷下、江修复《江邻几杂志》（阮阅《诗话总龟》卷十五引），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吕祖谦《皇朝文鉴》卷二十七、嘉泰《会稽志》卷七，均明确指出这是吕夷简的《天花寺》诗，只是字句略有不同。其中，吕希哲、吕祖谦均为吕夷简后人，其言当可凭信。
贺家池上天花寺，一一轩窗向水开。
不用闭门防俗客，爱闲能有几人来。
贺家池，即绍兴的镜湖。天花寺，一称天华寺、天华院，“周广顺三年建，号无碍浴院，至道二年十一月赐名天华院。”（乾隆《绍兴府志》卷三十八）吕夷简庆历元年（1041）致仕后，“常慕东南山水佳胜，寓雁（荡）山”（ 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九五），《天花寺》诗当作于此时。
那么，吕夷简的这首《天花寺》诗，怎么会挂在杜牧名下呢？
北宋蔡宽夫《诗史》：“江邻几言‘孟郊死葬北邙山’，非退之诗也。‘贺家湖上天花寺，一一僧窗向水开。不用闭门防俗客，爱闲能有几人来。’此吕文靖诗也。”（阮阅《诗话总龟》卷二十九引）可见早在北宋时，吕夷简此诗已经被冠在别人名下了，只是《诗史》中没有明言其人为谁。
到南宋时，龚颐正编《芥隐笔记》，已经明确将其归入杜牧名下：
诗中用“爱闲”字。多病爱闲，始见《南史王俭传》，乐天有“经忙始爱闲”，刘梦得有“功成却爱闲”，杜牧之有“爱闲能有几人来”。
或许杜牧确曾作过“爱闲能有几人来”之句（这可能是后人将此全诗归入杜牧名下的根本原因），吕夷简作《天花寺》诗直用其成句，亦未尝不可，若是四句全用，那就不是借用，而是盗窃了。清人平步青在他的《眠云舸酿说》诗话里论及“爱闲”之典时说：“杜紫微‘爱闲能有几人来’，俱用其语，吕文靖题《天花寺》诗又用紫微，……则文靖直盗窃小杜，文裕考之未广也。”（《霞外攈屑》卷八）这就不免过于武断了，吕夷简好歹也是北宋名臣，断不会犯此低级错误。文裕，即陆深，明代诗文大家，去世后谥号“文裕”。他在《春风堂随笔》里，也是把《天花寺》的著作权归属吕夷简名下的。平步青讥讽陆深“考之未广”，殊不知正是他自己才有此毛病。
《南陵县志》嘉庆以前的版本笔者未见，不知其内容沿袭情况。从《宁国府志》的编纂情况来看，嘉靖《宁国府志》卷四只是说：“开化寺，县北二里，唐时建，旧名安贤。古诗：‘谢家池上安贤寺，面面松窗对水开。’”并未直陈此二句为杜牧诗。万历《宁国府志》卷五：“开化禅寺在县北二里，唐为安贤寺。水池围绕，松萝郁茂，旧名谢家池。有诗云：谢家池上安贤寺, 面面松窗对水开。不用闭门防俗客, 爱闲能有几人来。”也未系明作者为杜牧。紧随其后，编者已怀疑此诗与南陵无涉：“余尝于别籍中见此诗云‘贺家池上天花寺’，非此寺也，存之备考。”可惜的是，万历《宁国府志》的编者没有加以系统的考证，后人也未对此语引起足够的重视，反而到了编写嘉庆《南陵县志》《宁国府志》时，直接坐实全诗作者为杜牧了。
其实北宋以来，将吕夷简《天花寺》诗系在他人名下的，不止仅有此例。如，钱谦益《列朝诗集》丙集卷十五，就收有明初人木青的《太素轩》诗：“盘陀石畔看云屋，一一轩窗面水开。不是避门妨俗客，爱闲能有几人来。”除首句不同外，后三句完全抄袭吕诗，只是不知道是木青本人作伪，还是后人传抄致误。
吕夷简画像
上世纪八十年代，复旦大学陈尚君先生在编辑《全唐诗续拾》时，也未加考证，即据民国《南陵县志》卷四十二，将此诗辑为杜牧佚诗（见《全唐诗续拾》卷二十九）。钱锺书先生在阅读《全唐诗续拾》后，即加按语指出：
《老学庵笔记》载吕夷简《天花寺》诗，明本书袭之，牧翁不知，选入《列朝诗丙集》。此诗亦吕诗作贼，徐氏为所欺耳。（《钱锺书手稿集》第十册）
钱老之意，正是因为吕夷简借用了杜牧“爱闲能有几人来”的成句，才使后人完全将《天花寺》的著作权归到杜牧名下。古人由于条件的限制，在诗文的传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这就需要后人细心的考订，否则，即使学富五车如钱谦益辈，亦难免“为所欺”了。
（作者系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