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彪
第1144期
新四军研究会的同志通过各种渠道多次找到我，希望提供爷爷一家在皖南新四军游击队时的史料，以备编辑当地革命斗争史所需。对于这个事，一方面觉得十分有必要，因为我爷爷、奶奶和父亲，虽然都只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但他们参加和见证了皖南新四军游击队的整个战斗历程，记录下来，对逝去的老战士是一种缅怀，对付出巨大牺牲的老区人民是一种交待，对后人是红色基因的传承；另一方面又让我很为难，在我七岁、十岁、十二岁时，他们相继离世，根本没来得及从他们口中了解过往的事，当时大家也没这种意识。
接受这个任务，我只能尽自己所能，查资料、翻阅老战士回忆文章、挖掘当年幼小的我所见所闻留存的零星信息，以及访问健在的知情者，尽力还原他们战斗的一生，同时也是对皖南革命斗争史的一点补充。如有不实、不当、不到之处，可根据新四军研究会现已掌握材料进行多方印证后订正。
01
生 平 点 滴
爷爷汪树芝(1895年9月—1970年12月)，战争年代化名老任（有些新四军研究材料写成汪树之，化名老鹰）。
祖籍旌德县管家村，后生活在旌德县与绩溪县交界处黄高峰下模范村陶环。1938年初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皖南新四军武工队队长、皖南特委路西工委负责人，解放后旌德县第一任县长、徽州专署农工会宣传部长、徽州地委负责人。
记忆中爷爷是个不怎么笑的人，说话时眼睛一瞪胡子一翘，我是有些怕他的，好象也没跟他说过几句话。爷爷爱喝酒，退休后回到旌德老家住，隔些天就有两个人抬着一缸酒送来，顺便把上回的空缸子抬回去。我小时候在老家住的时候见过，那缸子是细长的，农村腌咸菜那种，估计能装三十斤酒。后来大人告诉我，说爷爷喜欢我，小时候常把我抱在怀里，用筷子头沾点酒放我嘴里，但我没这样的记忆，唯一能证明此事的，可能是我现在也爱喝点酒吧。
奶奶吕椿英（1900年3月—1975年8月），祖籍旌德县庙首村。1940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皖南新四军武工队成员，洗衣做饭、侦察敌情、传递情报、掩护地下交通员，裹着一双小脚，蹒跚在深山密林中。奶奶1953年参加安徽省第一届妇女大会，回来时胸前别着参会证，很有点荣耀的感觉。
过去的事奶奶跟我说的多一些，但那时小，记得的也不多，有点印象的是说我父亲吃了很多苦，国民党要抓我爷爷、奶奶，抓不到就想抓我父亲，没办法，父亲13岁就参加新四军武工队了，背一杆小马枪，枪比个子还高，作为武工队队长的通信员，行军打仗时还得给我爷爷背酒壶；还说过敌人搜山时不能生火做饭，只好点小火烤黄豆吃；还说现在当县长的有小汽车坐了，我爷爷当县长时骑一匹枣红马。还有一件事是说我父亲刚参加队伍时，正值45年3月，山上还很寒冷，一天轮到父亲在队部值班，奶奶不放心生了一盆火陪在一旁，看我父亲困得直勾头，怕他冻着，解开腰间大襟盘扣，把我父亲裹在怀里，没想到半夜火星弹到父亲裤子上，闻到糊味赶紧扑打，结果裤腿还是烧了一个洞。
父亲汪忠振（1932年2月—1973年3月），生于旌德县模范村陶环，1945年3月参加皖南新四军武工队，当时刚满13岁。194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皖南新四军武工队通信员、班长、副排长，新兵训练团副政治指导员，芜湖军分区参谋、政治干事、副科长，徽州军分区独立营连长、营长，军分区保密室主任，绩溪县公检法军管组组长等职。1955年授于上尉军衔，1960年晋升大尉军衔。
我刚有记忆时，就觉得父亲特别忙，经常半夜才能回家，那时公检法都停摆了，他是军管组的组长。
感觉父亲也是特别威严的样子，偶尔高兴了会用满脸络腮胡子把小孩扎得哇哇叫，院子里的孩子见到他就躲。父亲一滴酒都不能喝，但抽烟比较厉害。那时绩溪“胜利台”要开公审大会，连着每年都要枪毙一个犯人，父亲穿一身洗得妥帖的军装，武装带上别把小手枪，枪套上五颗黄澄澄的子弹。袖子一挽，脸色铁青，厉声宣判，站在台前挂着牌子的各类犯人瑟瑟发抖。这事我听不少人说过，城里六十多岁以上的人，都会有这样的记忆。
我母亲当时在屯溪(现黄山市)图书馆工作，家庭成分比较高，父亲因为娶她而被降职降级，即便这样，父亲在当地仍是一位年轻的老革命，倍受众人尊敬。
02
烽 火 岁 月
爷爷汪树芝与同在黄高峰下王家庄的王必达是表兄弟，王必达和王必英又是堂兄弟。这兄弟三人1938年初先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皖南事变后，1月21日，留守皖南的胡明、洪琪（胡明之妻）和孙宗溶奉皖南特委之命，秘密进入旌德县黄高峰下的王家庄，被汪树芝、王必英、王必达三兄弟送上黄高峰，由此点燃了皖南革命斗争的星星之火。
他们在黄高峰上搭起山棚为据点，为皖南事变善后，收留转送失散战友。从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刘奎、熊兆仁、倪南山、黄诚、郎进新、唐辉、吕辉、戴吉祥、甘国忠等人先后被接到山上，使他们重新找到了党组织，回到革命队伍。同时吸收当地青年参加革命，除汪树芝、王必英、王必达三兄弟外，还有王时尚、陈开元父子、王成信、冯水志、舒梦熊、黄义成、唐夏苟、方宗相、董成章等人，以及吕椿英（汪树芝妻子）、汪忠振（汪树芝儿子）也先后加入到这支队伍。
因斗争的需要，这支队伍领导人都用化名，胡明叫老杨，我爷爷叫老任（老鹰），唐辉叫老角（老郭）、王必达叫老马、舒梦熊叫老袁。记得奶奶跟我说有个汪全生，他的化名叫老母猪，这倒是很有点特别。这些化名的来历，现在已经无从查考了。为什么有人是两个化名呢？因为按黄高峰地区的方言，“任”与“鹰”，“角”与“郭”读音是一样的，后来的人以此读音书写下来，就容易出现差异。
1942年5月，旌绩县委成立了一支10余人的游击队，汪树芝、王诚信、舒梦熊等负责人活动在旌绩边境地区，并先后在旌德东乡仕川、百罗园、蓬川和绩溪三都、四都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三年内，摧毁了国民党数处乡公所，组织了鸡公关伏击战，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队伍也逐步壮大，到1945年初，已经有汪树芝、王诚信、戴志祥、舒梦熊（后为王必英）、王宗汉等数支武工队，队伍发展到130多人。
黄高峰上的坚持伴随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艰难日子，很多时候他们穿葛藤草鞋行军、披棕毛御寒，吃草根采野果，如野人一般生存。1945年，我爷爷和王必英部驻扎在绩溪梧村罗仓口时，苦中作乐，摘苦丁树的树叶当茶泡。
他们艰难地创建新的队伍，最大限度地保存、发展、壮大皖南革命力量，开拓红色根据地。抢夺敌人粮食周济饥荒，镇压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保护皖南老区群众。在江南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和一支新型铁军，执行着坚守江南的战略任务。
方社榴的家乡在绩溪荆州乡方家湾，194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皖南游击及陈村、绩溪、渡江等战斗，荣获解放奖章、独立功勋荣誉章。据方老回忆：“1947年11月11日，皖浙工委主力部队两个连与国民党安徽省保安第3团第1大队及旌德县自卫队、绩溪县联防队各一部在绩溪县陈村遭遇。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部队发扬英勇奋战的作风，抗击强敌， 在击溃钟形山之敌后，我部迅速冲过开阔地追击敌人。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我部因弹药不足而向山背一带转移。汪树芝武工队担负掩护部队转移的任务，随后组织当地民兵打扫战场，掩埋我牺牲战士，并把伤员转移到汪树芝武工队驻地隐蔽治疗。陈村战斗，打乱敌人对绩溪路西地区的‘清剿’计划，有力支援了路东地区军民反‘清剿’斗争，为皖浙主力部队南进赢得近两个月的准备时间。”
有一张当年武工队队部人员的合影照，中间立者是我爷爷，其他同志为队部的文书、司务长、警卫员、通信员、司号员，我父亲是通信员，坐在我爷爷右下位置。
他们以黄高峰地域为指挥中心，创建皖南红色根据地，将一个旌泾太中心县委发展成为管辖40余个县的皖南地委。直到1949年2月5日，也就是渡江战役打响前77天，胡明率皖南地委机关和解放军苏皖浙赣边总队司令部进驻绩溪县旺川村，才离开战斗了8年的黄高峰。
到1949年初，游击队基本消灭国民党乡镇地方武装，广大乡村已被我游击队控制。皖南游击队移师无为县，筹备物资，接应渡江战役。有一张照片中我父亲胸佩奖章，就是1949年4月当时的华东军区特别为渡江战役胜利颁发的。
合肥市委1995年、安徽省委办公厅1997年在关于兴建渡江战役纪念馆的请示报告中，都提到“皖南地下党和游击队积极接应大军渡江，配合解放军围歼逃窜之敌，为渡江战役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和重要贡献”。
旌德县解放时，游击队进城。6月南下干部团到达旌德，根据地委指示，对县委、县政府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充实，叶维章担任县委书记，汪树芝担任县长。人们所说汪树芝是共产党政权下旌德县第一任县长，即是由此而来。同时爷爷的两位兄弟王必英、王必达分别任绩溪县、歙县县长。
03
不 能 忘 却
皖南这片土地，是英雄的土地，这里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我们仅以黄高峰区域的模范村（由陶环、王家庄、五百坦、唐川四个自然村组成）为例，据不完全统计，自1940年至1949年十年间，当时总人口不足二百人的模范村，先后有近40人秘密入党，70余人参加新四军游击队以及基干民兵等地方组织，在册烈士8人。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生死存亡时刻，一大批群众自愿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并坚定地交付一生的信念。他们前赴后继，英勇无畏地冲破重重黑暗，在星火燎原中一路前行，用血肉脊梁扛起建立新中国的希望。黄高峰下的模范村成了白色恐怖下支持革命的坚强堡垒，成为皖南游击根据地的发祥地和战略指挥中心。回忆文章《一份沉甸甸的红色名单》中有记载，让我们一起打开这份红色名单：
陶环村：汪树芝（党员）、汪忠振（党员）、汪庭年（党员）、汪三元（党员、烈士）、汪庭生（党员）、汪忠海（党员）、汪炳罗（党员）、汪江山（党员）、徐松兰（女、党员）、吕椿英（女、党员）、程莲英（女、党员）、汪庭富（游击队员）、汪庭木（民兵）、汪太雷（民兵）、汪太乾（民兵）、汪太锋（民兵）、许庭辉（民兵）、王保四（民兵）、曹凤芝（女、堡垒户）。
王家庄和五百坦村：王必英（党员）、王必达（党员）、汪家齐（党员、烈士）、王必雄（党员、烈士）、王时尚（党员）、陈开元（党员）、汪家杰（党员、烈士）、汪时旺（党员、烈士）、汪全寿（党员）、汪观生（党员）、汪烈兴（党员、烈士）、汪家灶（党员、烈士）、洪三霞（女、党员）、董寿琴（女、党员）、汪冬九（党员、烈士）、王大相（交通员）、江钦月（女、堡垒户）、汪彩霞（女、交通员）、汪细三（女、堡垒户）、汪花女（女、堡垒户）、王必卫（游击队员）、汪春生（民兵）、汪灶安（民兵）、汪冬石（民兵）、王必才（民兵）、王必正（民兵）、王昌春（民兵）、王连尚（民兵）。
唐川村：唐观周（党员）、唐顺凎（党员）、唐善祥（党员）、唐兴有（党员、游击队员）、唐观象（党员）、唐锡利（党员）、唐文君（党员）、唐福海（党员、游击队员）、唐福兴（党员）、唐义兴（党员）、唐夏苟（党员）、董彩香（女、党员、交通员）、唐立民（民兵）、冯根贵（民兵）、唐花元（民兵）、唐贞元（民兵）、唐世宏（民兵）、唐讨芳（民兵）、唐文海（民兵）、唐观善（民兵）、唐兴堂（民兵）、唐善彬（民兵）、夏安水（民兵、汪月英（女、堡垒户）。
同样在《一份沉甸甸的红色名单》中还记载，陶环的汪树芝毁家纡难，带领妻儿一家三口义无反顾地加入到艰苦卓绝的游击生涯中，持之以恒坚守和壮大以黄高峰为中心的旌绩游击区，劳苦功高。
其实那么小的村庄，大家不是家人就是亲戚。后来在海军部队任职的汪忠海回忆文章中写道：“皖南事变后，新四军主力部队北撤，旌德只留下一些游击队，我的叔叔汪树芝就是其中一支游击队的队长……1945年6月，我和汪树芝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弟汪忠振先后在王家庄参加了新四军游击队”
黄高峰地区是皖南人民坚持革命斗争的一个缩影，为皖南革命壮烈牺牲的军民有2000余人，其中不乏父子、兄弟前仆后继，江福喜父子、汪天泰父子、王必雄翁婿、王士祯父子、郎进新四兄弟、江顺炎三兄弟、曹传忠三兄弟……满门忠烈在皖南不胜枚举。黄高峰是一座永垂不朽的丰碑，共和国将永远铭记！
04
心 系 老 区
解放后，我爷爷、奶奶和父亲，从没有忘记老区人民的情谊，把老区人民的冷暖时刻挂在心上。
原安徽省旅游局长张脉贤及胞弟张脉泽1991年所著《徽州行》（故乡的岭山，我的母亲）一文中写到“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新四军抗日将士活动在我的家乡一带，条件十分艰苦。母亲不顾危险，到根据地给新四军送医送药、曾出诊到东村的白虎顶山巅上，替受伤的战士治伤治病，使新四军抗日将士很受感动，建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被传为佳话。后来担任徽州地委领导的原新四军游击队长汪树芝同志，解放前夕经常送来《黄山报》给母亲看，并宣传革命道理。解放后也经常来看望我的母亲。1968年，在浩劫的折磨中，母亲已病重吐血，汪树芝同志还亲自来看望我的母亲，赞扬她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为革命所做的贡献。”
爷爷退休后坚持回到黄高峰下的陶环村居住，他离不开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离不开为革命做出巨大牺牲的人民。他喜欢喝点酒，我觉得那不仅仅是喝酒，那是把酒邀青山，追忆当年火红的岁月，追思逝去的战友。如果听说哪位老战士遭遇不公，他会拄着老戳拐、端着老烟袋去敲县长的桌子。
父亲工作之余喜欢打猎，有德国狮毛猎犬“马力”陪伴左右，后来又增加了一只狼犬“虎子”。我想那不仅是打猎，他是想再听一听振奋人心的枪声、再闻一闻渐行渐远的硝烟。追着猎物漫山遍野跑，有一种当年打游击的畅快。那一带的山山谷谷、沟沟坎坎他闭着眼睛都能走，那一带的人们也都认识他，随便到那一个农户家都能和人聊上半天，即使人家下田干活家里没人，他也能推开门进去找点吃的，然后在床上酣然入睡。就像进了当年的堡垒户、交通站。
父亲每年都要和当年的战友聚几场，虽然他不能喝酒，端一杯浓茶看着大家或蹲、或坐、或站地畅快痛饮，想着当年一起在山棚烤黄豆充饥的场景。
05
历 史 回 声
爷爷一家心系老区人民，老区人民、当年的战友也从未忘记过他们。
爷爷去世时，旌德县、绩溪县联合为他立了一块碑，上面并排刻着“旌德县革命委员会、绩溪县革命委员立”几个大字，那时山里交通不方便，告别的队伍竟也达上千人。
父亲虽然因娶了我母亲而被降职降级，他自己没太当回事，当地的人们却心有不平，仍把他看作是当年的“小马枪”，父亲还是人们心目中那位年轻的老革命。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要抢班夺权，一些当年被镇压打击过的人及后代趁机兴风作浪。满街贴我爷爷一家的大字报，说我父亲当年参加的是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土匪队伍，说我爷爷是土匪头子，说我奶奶是土匪婆。当年根据地的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开着几台拖拉机拉人进城，一夜之间所有大字报不翼而飞。
当年芜湖军分区政委程谦武、徽州军分区司令金仕华、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刘奎，虽然都比我父亲年长些，但一直把我父亲当作好朋友，有机会就来家中走一趟。我的记忆中，程谦武政委面容比较和善；金仕华司令瞪着大眼珠，挺着大肚子，让人有点害怕。我曾经去过金司令家，他拿出巴掌大的小手枪，退出子弹给我玩；刘奎副司令有条腿受过伤，走路有些不方便，脸上有伤痕,特别是嘴上有一道又深又长的刀疤，看着挺吓人。奶奶有一次招呼我近前：你看，这位伯大就是皖南游击队那个“打不死的刘奎”，我仰头往上看，伯大低头看我，努力做出和善的样子对我笑，我还是吓得直往奶奶怀里钻。曾任国家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胡明，在自己年迈无法行动时，也不忘让他的后人来我家看望。芜湖行署专员朱农要送徽州地委书记唐辉一套茶具，一年前就专门到景德镇烧制，准备好后就等见面时送给他。谁知没等送出去，唐辉就在赴省委就任新职途中汽车失事牺牲了，年仅37岁。
胡明让朱农把这套茶具转送我家，算是对老战友唐辉的一种念想。现在这套茶具传到了我们手中，从来没用它泡过茶。待合适的机会赠送皖南新四军纪念馆吧。
父亲生病时，当地用当时最好的小轿车（现在知道那是华沙轿车），并派父亲的两位老战友，专程陪同去当涂的八六医院、南京的军区总院看病，一出去就是一个多月。
父亲去世时，当地在大礼堂召开了近两千人参加的追悼大会，由于空间有限，很多人进不去，只好把大喇叭接到礼堂外。
墓地需要一个大墓碑，公安局二话不说，把院子里一张青石板大石桌拉到墓地。送葬那天更是万人空巷，花圈漫山遍野。那年的清明节，各行各业，各年级学生都组织去扫墓。现在当地五十五岁以上的人都会有这记忆。
历史总归成为历史，但红色传统不应该随之而去，今天的安定生活来之不易，是多少先辈浴血奋战的结果，我们不能忘却，要倍加珍惜！
谨以此文，献给在皖南革命斗争中做出巨大贡献的新四军老战士！献给在皖南革命斗争中付出巨大牺牲的老区人民！
感谢在此文写作过程中为我提供历史照片、核实史料、校对勘误的家人及朋友们！
（作者系皖南人，现居武汉，长期在部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