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利妹
第1176期
（本文原刊于《云梦学刊》第39卷第4期）
内容摘要：梅冲《离骚经解》的儒学阐释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本孝作忠；二、正己正人；三、大人格君；四、以身殉道。梅冲以儒家学说阐释屈原的思想和行为，观点鲜明，自成体系。梅冲的儒学阐释不一定符合屈原的实际情况，但它是清代楚辞经学阐释的重要内容，反映出清代楚辞经说的一些特征。梅冲以儒学阐释屈原及《离骚》，有助于加强《楚辞》的经典地位，有利于《楚辞》在清代的发展与传播。
关键词：梅冲；《离骚经解》；儒学阐释；本孝作忠
清嘉庆年间宣城人梅冲作《离骚经解》，[1]在楚辞学界关注不多，未能引起重视。但它是清代为数不多以经学阐释为主的楚辞学专书，在《楚辞》经学阐释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梅冲以儒说阐释屈原的思想和行为，观点鲜明，如其《自序》曰：“屈子之志，比干、夷齐之志也。其修己事君，正己正人，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则孔孟之学也。一篇之中，反复参究，除舍生杀身而外，无可自安焉。盖义精仁熟矣，而曰未学于北方也哉？”驳斥朱熹论屈原“不学北方”之说，认为屈子是真正的孔孟之徒。梅冲受到李光地《离骚经注》、[2]方苞《离骚正义》[3]的影响，以儒家学说来阐释《楚辞》，反映了清代《楚辞》经说的一些特征。本文就这些问题展开论述，以引起学界关注。
一、本孝作忠
梅冲《离骚经解》提出“本孝作忠”的思想，其自序曰：“本朝方氏望溪《正义》，张氏松南《节解》，为能得其大意。张氏更详，而逐节平衍，亦未能会其神明，揭其奥蕴，屈子之真，仍未得也。兹为明画段落，曲批窾会，词不厌烦，并不避俗，期文之明，以明屈子之心，而得人子人臣之道焉。”梅冲在评价前贤的基础上，指出屈原得“人臣人子之道”，并进一步指明：“其为道，则在本孝作忠，先自治然后治人。以尧舜三王所以为君为国，厚责于己而责难于君，正君心植人才，得古圣事君之大端矣。”所谓“本孝作忠”，即以孝为忠、忠孝为一。梅冲认为屈子身上，体现了忠孝一体的特征。
儒家学说里，忠与孝是连在一起的，如明黄文焕《楚辞听直》序言：“五经均劝人以忠孝。”[4]儒家经典里“事君”与“事父”往往同时出现，如《孝经开宗明义第一》：“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5]又如《论语阳货》：“子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6]185《论语学而》：“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6]5再如《礼记丧服四》：“资于事父以事君。”[7]548出则事君，入则事父，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忠孝理想的范式。
梅冲即以这种理想范式来做阐释，如《离骚》首节梅冲论曰：“屈子之事，不死则去，而所以必死者，以无所去之义故也。首明与君共祖，世有令名，与国同休戚，不能舍而他适之故，即定于此。不是漫叙世系，次节重序父命，而别解名字之义，以见己之必精体力行，终身持守不变，有以善成斯义，方为不负父命，尽忠所以尽孝，此骚经之本也。”梅冲认为屈子家国一身，忠孝一体，事父即事君，尽忠即尽孝，并以之为《离骚》全诗的根本。
以“忠孝”思想来阐释屈原，在明末清初比较盛行，如明李陈玉《楚辞笺注》：“屈子千古奇才，加以纯忠至孝之言，出于性情者，非寻常可及。”[8]清刘献庭《离骚经讲录》总论：“屈子即为楚国之宗臣，则国事即其家事，尽心于君，即是尽心于父。故忠孝本无二致。然在他人，或可分为两，若屈子者，尽忠即所以尽孝，尽孝即所以尽忠。名则二，而实则一也。是故《离骚》一经，以忠孝为宗也。”[9]他们的这种思想形成，主观上有时代背景的原因，客观上则是屈原圣人化过程的使然。在这个过程中，清代皖籍学者方苞、吴世尚、梅冲等，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正己正人
梅冲在《离骚经解》里，提出了屈原先正己后正人的观点。如“纷吾既有此内美兮”一段，梅冲论曰：“是自己本领，先自治而后治人，乃正己之学，所以为导君先路之本，即所以不可变之实也。”梅冲阐释的“正己之学”，即为儒家的道德之学，如《论语卫灵公》：“君之求诸己，小人求诸人。”[6]166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6]165《论语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6]136孟子也继承了这种思想，如《孟子离娄上》：“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得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10]156《孟子尽心上》“反身而诚，乐莫大焉。”[10]316他们反复宣扬的正人先正己的思想，是“正己之学”的主要内涵。
梅冲在《离骚经解》里提出的屈原“正己”，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正己之德”，即反省自己的道德修为，如“悔相道之不察兮”一节，梅冲引管翼之曰：“横逆之来，君子必自反矣，况不得于君父者乎？故屈子悔其视道之不明，欲退而修其初服，至于芳泽杂糅，昭质不亏，则内省可无咎矣。盖不如是，则君子责己有不至，必如是，则自信乃愈笃矣。”论屈子现实遭遇艰难，反思自己德行无亏，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二是“正己之才”，反思自己的才能，是否具有事君治人的本领。如“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句，梅冲论曰：“‘朝夕’写出若不及之意，圣学‘朝乾夕惕’，汲汲孜孜，必先保其内美，而精修治，以增益所不能，而后可以言事君治人也。”所引“圣学”为《周易乾》：“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11]形容终日谨慎勤勉，不敢懈怠。梅冲论屈原努力增益自己的才能，为事君治人做准备。
梅冲以儒家的正人正己的思想来阐释屈原，几乎贯穿全篇，如其序曰：“屈子之志，比干、夷齐之志也。其修己事君，正己正人。”梅冲的这种阐释，把屈原纳入儒学的系统，冲淡了屈原反抗斗争的精神。如班固论屈原：“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12]49虽有过激但不无道理，梅冲则论以“厚责于己而责难于君”，强化屈原的“责己”，淡化了屈子的“忿怼”。梅冲以“正己之学”阐释屈原的思想和行为，在楚辞学史上比较独特，值得引起注意。
三、大人格君
这是梅冲在《离骚经解》里阐释的事君之道。梅冲在《离骚》第六节引管翼之曰：“武侯之告君，不外三语，曰亲贤人，曰远小人，曰开张圣德（笔者注：应为“听”），不宜妄自菲薄。屈子之道亦如此，法尧舜之耿介，惩桀纣之昌披，开张圣德之说也。植众芳，亲贤臣也；斥党人，远小人也。大臣事君之道不外此焉。然唯君德不开张，然后君子退小人进，故屈子以此事首归责于君听之中，此孟子‘大人格君’之学也。”梅冲把《离骚》中屈子事君之道归结为孟子“大人格君”之学。
据《孟子离娄上》：“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10]174朱熹注：“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10]174赵歧注：“独得大人为辅臣，乃能正君之非。”[10]174梅冲认为，屈子对君王的谏诤，就是“大人格君”。梅冲在《离骚经解》具体阐释为“正君心”，如其《自序》曰：“正君心植人才，得古圣事君之大端矣。”又如“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句，梅冲论曰：“此言己之尽诚以格君，而君心中道变易也。”又如“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余既滋兰之九畹兮”两节，梅冲论曰：“两节各八句，皆用余字起，以伤灵修。哀众芳结，明明对举，盖正君心，植贤才，是大臣第一义故……使大臣事君之道昭著天壤。”又如“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齑怒”句，梅冲论曰：“二句是己事君之正面。奔走先后，欲其君追蹑古圣王遗迹。《孟子》所谓‘责难陈善，能敬其君’者也。”据《孟子离娄上》：“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10]151这些论述在于格君心之非，达君心之道。
梅冲还论述了“大人格君”而“圣听不开”“君心不达”的情况，如论巫咸言：“巫咸之言，隐跃不发，但泛论君臣遇合之道，在矩鑊之同，果有如古圣贤好修之君，自然有合原。”巫咸让屈子耐心等待“好修之君”。又如梅冲总论灵氛、巫咸之说：“设为灵氛、巫咸之说，而己答之之词也。后人所谓‘以彼其才游诸侯，何国不容’。屈子宁不计及……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所谓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并不说父母之邦不可去，盖本无可往，说不到义之不当去也。”据《论语微子》：“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6]192梅冲引圣人之言，认为屈原在“圣听不开”的情况下，仍然要以“直道事君”，不必离开楚国。
王逸《楚辞章句》论屈原对君王的谏诤，给予崇高的评价，“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12]48梅冲以“大人格君”论之，阐释为“事君之道”，弱化了屈子的“激烈谏诤”的精神，“事君以道”应受到方苞《离骚正义》的影响。方苞《离骚正义》强调臣子以“古道事君”，对“君道”却没有提出要求，这是由方苞自身的经历所决定的。孟子的“大人格君”之说，本身就强调“君道”，“一正君而国定矣”，所以梅冲在论述“屈子格君”之时，提出了“首归责于君听”“君心中道变易”“亦愿君之及时并修也”等，论述“事君之道”的同时，也对就“君道”提出了批评。仅就此而言，梅冲以孟子“大人格君”之学阐释《离骚》，有其积极的意义。
四、以身殉道
以身殉道，是自孔子开始就有的儒家的悲剧的斗争精神。孔子曾叹曰：“吾道衰矣。”又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6]43孟子亦明言：“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10]349梅冲在《离骚经解》里，也以这种精神阐释屈原，如其《自序》曰：“迨遇谗而废，则又反复于前世之治乱得失，以明道之无可变，而腾天入渊，千回百折，必欲斯道之上达于君。君终不寤，乃誓以身殉，而痛斥干时变道者之非，以明己之必无可他往，惟以身殉道，明道之无可变。”梅冲具体阐释屈原的“以身殉道”，包含了三个层次。
首先是“道不可变”。屈原所坚守的道和儒家一样，都是一种不可更改的理想和信仰，如“不量凿而正枘，故前修以葅醢”句，梅冲论曰：“道不可变，以此事君，虽死不变。余初固未尝误，而无可悔也。”又如“女嬃”一节，梅冲论曰：“因女嬃之言，而历陈古今治乱兴亡之故，以明道之必无可变…道不可变，而与时不合，甘以死守之，至葅醢而不悔。”同时梅冲阐释痛斥贤愚皆变的“无道之世”，如“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句，梅冲论曰：“屈子之世，非自变而从时，则万无见用之理。天下滔滔，贤愚皆变，后段所痛诋者是也，屈子欲用世而断不能自变。”又如第五段梅冲论曰：“盖不变而求进，则宜进而断不能进；变而干进，则无不进而断不可进。痛斥无道之世，仕进者之不堪如此，使第三段不可变之意，从反面激射愈透。”这些阐释皆表现了屈子坚持“道不可变”的决心。
其次是“求道上达于君”，欲能“开张圣听”，而望“君之我用”。如“求下女”节，梅冲论曰：“是君不可见，冀得君之左右而通之。所谓无人乎穆公之侧，则不能安子思也。且欲以为政，必朝有志同道合者，而后可有为。故不惮屈意求之也。”以“求下女”为求能通君侧人。又如“重华陈词”节，梅冲论曰：“而所以死者，非以己之见废也，以君不得此道，则不得用此下土，而同乱亡之辙也。然则一斥而即止，不复求所以自达，岂所以为修道哉？故曰‘不量凿而正枘，故前修以葅醢’，乃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欲效比干之以死诤，是必复求仕进，使斯道上通于君。”向重华陈词，更加坚定屈子达道于君的决心。再如“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句，梅冲论曰：“只有一死而已，然须臾未死，未尝不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则犹望君之我用也。”梅冲论屈子“求道上达于君”，也是表明屈子对道的坚守。
最后是“以身殉道”。道既不可变，又终不能上达于君，屈子只有一死而殉道。梅冲论屈子“以身殉道”的语言逐处可见，如“闺中既已邃远兮，哲王又不寤”句，梅冲论曰：“盖君虽见弃，而己竟无一腔至诚，恻怛缠绵，固结必不可解之意，婉转求达，而决然以死，屈子之心岂若是恝哉？”又如“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节，梅冲论曰：“而己之急抱告君之忱，万不能进达，又不能忍而与之终古也。”又如屈子“上下求索”无果，梅冲论曰：“正孤忠不能自已者，加此一番钻天入地、百折不磨之精诚，而终归无益，庶可以告无憾而即死矣。”又屈子“向重华陈词”节，梅冲论曰：“至于智穷力竭，必不可通，而后死方毕，以身殉道之初志也……前只说所处时势之当死，此乃言以死事君而殉道也。”
梅冲在《离骚》“乱曰”一段，综合了阐释了屈子守道、达道及殉道。梅冲论曰：“乱语直接痛快，收束通篇，别无剩义。国无人莫我知，是灵修数化、哲人不寤、党人娱乐、竞进贪婪、混浊嫉贤、时俗从流、众芳皆变之总结也。既莫足与为美政，则三段四段之正旨，守道不变，冀以中正悟君，上下求索，解佩结言，而莫非蔽美嫉妒之人之总结也。又何怀乎故都，谓死也，非谓往他国也。从彭咸之故，惟在此二者，结出莫足与为美政。屈子之心，昭然若揭日月矣。传称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者，太史公为深得屈子之心。”至此梅冲完整阐释了屈子“以身殉道”的过程。
五、结语
梅冲《离骚经解》用典型的儒家思想进行阐释，并自成体系。此外，梅冲阐释还多用儒家典故和语言，如“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句，梅冲论曰：“《日知录》：尧舜只是耿介，同流合污不可以入尧舜之道矣。非礼勿视听言动，是谓耿介。”用儒学语言解释词语。又如“麾蛟龙以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句，梅冲论曰“西皇”二字，即西方彼美之思也。意唯西周盛天子能济斯世而涉我耳。屈子胸中境界固不在孔孟以下。”再如“前望舒使先趋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句，梅冲论曰：“鸾皇先戒，凤鸟飞腾，犹孔子先以子夏，申以冉有之意。使为之揄扬作先容也。”此论出《礼记檀弓上》：“昔者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贫也。”[7]308
梅冲用儒家学说阐释屈原及其《离骚》，并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但是，《楚辞》的经学阐释从淮南王刘安开始，就从没有中断，到清代更是达到高峰。无论这种阐释是否真实可信，它都是楚辞学史上不可忽略的存在；梅冲《离骚经解》和李光地《离骚经注》、方苞《离骚正义》，共同构成清代《楚辞》经学阐释的重要内容，有助于加强《楚辞》的经典地位，有利于楚辞在清代的发展与传播；清代楚辞的经学阐释和文学阐释都达到高峰，二者有机融合，共同促进了骚旨阐说的发展。由此而言，梅冲《离骚经解》的儒学阐释，也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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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安庆师范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