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振鹏

第1190期

1918年，进入民国的第七个年头，绩溪县政府行政会议议决，入夏后，着手编纂《绩溪县志》。上次修县志是清同治九年（1870）, 距离此时己过去88年。光绪《重修安徽通志艺文志》记载，这部志书是喻肇祥、宋垚金、宋庆嵩修的，但並未刊印，书稿早已失传。再上溯就是清嘉庆十五年（1810）成书的《绩溪县志》，相去已108年。

这次成立的县志局，由胡昭圃任总编辑。胡昭圃（1843—1924），行名成鉴，绩溪宅坦人。幼时受业于名学者汪士铎（字梅村）和胡肇昕，曾应胡传的邀请赴台湾任幕僚，同时教胡适兄弟读书识字。回内地后，在家乡学堂教书，曾任旺川萃升小学、宅坦资政小学校长，受命总编辑时已是76岁高龄。志局的人员有胡子承（分工舆地、沿革、大事）、程铁华（分工图画）、耿履安（分工学校、政治）、胡映江（分工学术、职官）、周栋臣（分工武备、选举下）、曹怀之（分工人物、选举上）、朱石松（分工食货）、胡近仁（分工礼俗、杂志）共七八人，都是当时绩溪县内的饱学之士。

胡近仁在第一时间就写信把县里要修志和志局人员组成、分工情况详细告诉了胡适，并说“老友学识宏富，关于此事倘肯时畀教益，则拜嘉无量矣”。又说“礼俗志中有方言、宗教等子目，足下前于方言亦拟有研究，想当不吝珠玉也”。他很希望他的好友能在修志时出一把大力。这封信影印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0册中，可惜信尾未署写信年月日，只能根据信中内容推定是在胡适和江冬秀婚后江冬秀第一次离开绩溪到北京之后，胡适母亲病逝，胡适夫妇回家奔丧之前。且写信时“天气炎热，蚊子时复撩人”，应是1918年七八月间。

胡近仁先生像

人选确定后，拟定了纲目。安徽省图书馆现藏有一本《续修绩溪县志略例》，23.4cm13.2cm，封面、封底为白页，后衬利用关防文牍的封套裁开，上盖有“凤阳关监督之关防”印，并填写有民国十年二月十九日字样，封面毛笔题写书名，正文十页，毛边纸铅印、对折线装，无刊印年月，从内容可以推知是为这次修志拟订的。

该书有三部分内容：一为修正《绩溪县志》续修纲目；二为《绩溪县志》略例；三为采访细目说明。续修县志的纲目基本参照嘉庆《绩溪县志》，为适应民国当时的情况，将原“恤政”改为“政治”，原“艺文”改为“学术”。下面细目也加以增。前为卷首，后分十二纲。为舆地、建置、食货、政治、学校、礼俗、职官、选举（上）（下）、人物、学术、杂志。

1920年11月6日胡适致胡近仁的信中曾关切地询问：“你们修县志，修得怎么样了？”这一轮续修县志，终以距上次修志时隔过久，志材搜采工作量大，一时难以完备，加上人事变迁，遂告中辍，没有书稿留存，要不是有胡近仁的一封详细书信存世，就完全被人们忘却了。胡近仁对修志一事，一直十分在意，民国5年（1916）皖北人方以南任绩溪县知事，民国7年（1918）离任，胡近仁在《送方鲲三知事以南归楚》一诗中有“临岐定想犹留憾，未竟丹铅续志功”。对方知事在任上未能完成续修县志一事，深感遗憾。民国初年间的这一次续修县志活动，在1998年和2011年的《绩溪县志》中，均没有片言只字的记载。

1928年国民党政府通令各省纂修地方志，安徽于1930年议修省志，原徽州府的各县也先后开始修志活动。1930—1931年间，绩溪县行政会议议过修志的事，但没有结果，后部省下文催修，1933年马吉笙县长到任后将此事提交县政府行政会议，议决：请胡止澄（子承）为总纂，程东屏、胡近仁为编纂。马吉笙县长为督修。1933年5月1日成立县志馆，又一轮修志活动开始。胡止澄（1870—1934）绩溪城内人，为徽州教育做出过重大贡献，是近代安徽省内有较大影响的学者，有“一方硕士，六县宗师”的美名。

首先初拟纲目广泛征求意见。胡止澄在此前曾被聘为安徽省通志馆编纂，他借鉴省通志的编法，这次在纲目上较明清志做了很大的增修，大家还是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在浙江省政府任秘书的绩溪人王振之（字集成）则重拟了一份详细的序目，寄给县志馆，经过馆务会议讨论做了一些修改后被采纳。王振之也因此被增聘为编纂。他撰著的《绩溪县志序目》和《绩溪县志文献志序例稿》分别全文发表在《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1934年第四卷第二期和浙江省立图书馆的《文渊学刊》1936年第二卷第二期上。王振之还在为他的家乡编纂的《绩溪庙子山王氏谱》卷末的后序收入了这两文（该族谱1935年铅印，安徽省图书馆有藏）。王振之（1886—1944），绩溪寺后人。自幼就不喜欢科举考试的制艺时文，后入绩溪县东山学堂学习，因成绩优异，被知县保举入安徽高等学堂深造，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洗礼。毕业后，先后在安徽、浙江两省政府内任职，著作颇丰，惜大都散佚。

虽然县志馆人员分工合作，不遗余力，一方面搜集旧志书，摘编有关文献；一方面编修人员亲自下乡采访，获得了很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但因为县志失修百余年，资料采集量大，经费又十分短缺，因而进度屡屡推延。1934年4月，胡止澄因病逝世。11月3日县志馆第八次会议议决，请胡止澄先生的儿子胡翼谋继承父志，担任编纂，并计划在1935年5月前完成初稿。可惜1935年1月胡近仁又病逝，修志工作一时陷于停顿。

1937年8月，知名士绅唐礼南与旅浙同乡周绥之、陈苏文等商定，请王振之接任编纂。周绥之负担县志印刷费，陈苏文出编纂费，每月一百元。唐礼南任义务会计，胡运中管理事务，统筹一切。不久王振之被任命为铜陵县长。到1940年年底，王振之解任回县接纂，但到职即患病，在县城遭侵华日机轰炸时，王带志稿和所有资料、书籍回庙子山家中编修，无奈疾病缠绵， 1944年去世，志书未成。

北京师范大学存有这一次续修民国《绩溪县志》的部分手稿（目录、凡例、部分人物资料及文牍），已制成缩微胶片。省档案馆存有民国《绩溪县志民群志氏族》手稿。1946年，唐礼南向县参议会提出选举贤才接修县志的提案，同时唐自感年老，请参议会另选人员负责募捐。惜此提案未有结果。

因为距前志編纂时间太长，期间战乱频仍，文献散失，加上时局动乱，人事更迭，又因经济凋敝，经费开支困难，一直需向殷实绅商劝募，诸多原因造成民国期间绩溪县志的续修时作时息、命途多舛，县内一批经旧学浸淫又接受了新知的饱学之士兢兢业业，忙碌多年，最终未留下一部完整的志书，令人叹息。

（作者系合肥市汽车油泵厂退休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