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彪
第1199期
（本文原载《宣城历史文化研究》2022年第3期）
按籍贯或出生地论，我不能算是绩溪人，但从幼儿园开始，直至高中毕业应征入伍，我在那个不大的地方生活了十三四年，跟着同学们练就了一口还算地道的本地话，最持久、最深刻的少时记忆大多来自绩溪。虽然离开四十多年了，绩溪话却从未忘记，这主要得益于这些年无论在哪里落脚，都能遇到绩溪人，我喜欢与他们交流，愿意听他们的故事。
1987年11月从南京调往太原，2003年11月离开太原调至武汉，在这16年间，我和生活在太原的几位绩溪人时有接触。
绩溪邵氏叔侄仨
初到太原时，在某集团军通信团服役，部队驻地位于太原城南一片坡地上，往坡下步行十多分钟，有一个23路公交车站，车站附近聚焦着好几家工厂。因相距很近的缘故，这几个厂子与我们部队关系比较密切，有些女工还成了军嫂。某日，听一位军嫂说起灯泡厂生产科长叫邵名震，是安徽绩溪人，我立即抽空跑到灯泡厂办公楼里找到他，他先是一脸惊讶，随后一脸惊喜，几句对话下来，就有了相见恨晚的感觉。
邵名震生于1941年，大我二十来岁，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交往。我和爱人经常散着步就到了他家，也由此认识了他妻子和女儿，有时还会在他家吃饭。邵名震烧得一手好菜，据他说，这手艺来自正宗徽菜馆。他们一家三口有时也会走上大坡，到我家里坐坐，那段时间互相走动比较频繁。后来我调到了集团军军部工作，离他住的地方远了，来往少了一些，但时不时会通过电话联系，他们夫妻俩也到我的新住处来过。
在与邵名震的交往中，得知他有一个亲弟弟和一个堂叔也在太原，他说找时间带我见见他们。
早早地约好一个休息日，邵名震要带我去他弟弟家，因为定好这天他们家要做“包”做“馃”打“点心”。他弟弟叫邵名川，生于1948年，当时在太原煤炭研究分院工作。进得邵名川家，他们夫妻和两个儿子都讲绩溪话，邵名川的妻子招呼我们品尝她忙了一上午做成的绩溪小吃，恍惚间让人难以相信这是在离绩溪上千公里的太原城。“包”“馃”和“点心”，是绩溪人家特有的待客食物，从前还饱含妻子对远在他乡谋生的丈夫一片思念之情。今天，在外的绩溪人也不仅仅把这些当成食物，更是思乡之情的寄托，是家人团聚的美好期盼。席间，邵名川的大儿子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冰箱医院”，当时我还不太理解，后来才知道是专业修理冰箱的门店，那个年代能修理冰箱，应该算是高科技活了。
邵之英（前排左一）、邵名震（后排左一）与上海饭店员工合影
又有一天，邵名震带我去见了邵之英。邵之英生于1937年，他的父亲与邵名震、邵名川兄弟俩的爷爷是亲兄弟，虽然只比邵名震大四岁，但辈分大，看得出邵名震对邵之英很是尊重，一口一个“之英叔”。邵之英在位于太原市钟楼街的“上海饭店”任经理，那天中午，他就是在“上海饭店”请我们吃的饭，聊天中，话题难免涉及到“上海饭店”的一些情况。其实之前我一直有个疑问，这叔侄三人是怎么从绩溪来到太原的，而且一呆就是几十年，虽然与邵名震交流中，也零零星星地了解到一些，但没形成一个清晰完整的线条，那天从邵之英的讲述和邵名震的补充中，我才知道这叔侄三人来到太原，是跟眼前这座“上海饭店”密切关联的。
太原迁来徽菜馆
位于太原传统繁华地带钟楼街上的“上海饭店”，本是绩溪人在上海开的一家徽菜馆，原名鸿运楼，1956年9、10月间，这个徽菜馆所有员工，包括厨具餐具、桌椅板凳甚至笤帚、撮箕全部迁移至太原，“上海饭店”最初那些年保留着徽菜特色，很受支持内地建设的南方人及部分当地人欢迎。
民国早期的上海鸿运楼及老发票
说到鸿运楼搬迁至太原，不得不提起邵之林，他是绩溪伏岭下村人。邵之林14岁到叔父邵在雄开办的上海民乐园菜馆当小先生，3年后升为写堂簿，后来到东南楼菜馆任过帐房，在鸿运楼当过经理，成为当时沪上徽馆最年轻的老板。上世纪三十年代后，邵之林与人合股开设大中华菜馆、联手创办大全福菜馆、合资开办大嘉福菜馆，任经理或董事长，做得是风生水起。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与同乡人购下丹凤楼股份，改名大富贵菜馆并亲任董事长，该店在上海至今仍存在，成为享誉百数十年的老徽馆。他还任过徽馆业同业公会会长、老上海的蓬莱区酒菜业同业公会主任。1956年秋，为支持内地城市建设，在国家统一部署下，上海的海华楼、大中华、鸿运楼和大新楼四家徽菜馆，分别迁往郑州、兰州、太原、洛阳等西北大城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邵之林响应政府号召，放下在上海的事业，带着鸿运楼原班人马迁至太原。
邵之英岀生上海，并在上海读到小学三年级，其父邵在雄1946年因脑溢血病逝，家境逐渐衰落，寡母不得已带着五子一女回到绩溪伏岭下村。受过叔父邵在雄关照的邵之林，1953年回乡探亲，不忍叔父一家如此贫寒，就把邵之英带到上海鸿运楼柜台上当小先生，并于1956年随店迁至太原。邵之英绩溪话没问题，上海话讲得也好，个子不高，但很能干，改革开放后擢升“上海饭店”经理一职。他虽没上过几年学，却写得一手好字，太原“上海饭店”牌匾就是他提写的，从小在商场打拼的邵之英，对财经股市有着特殊的敏感和独到见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证券报刊常登载他的文章。
太原“上海饭店”
邵名震到太原来的过程与邵之英不大一样。当初他父亲邵之林带鸿运楼内迁太原时，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把在老家务农的儿子邵名震带到太原，解决户口和工作问题，于是当时15岁的邵名震就到了太原“上海饭店”柜台当小先生，1958年8月调入太原市电线灯泡厂上班，后电线停产，工厂改称太原灯泡厂。邵名震在这里从普通工人一直干到生产科长，直至2001年60岁退休。
邵名川是在父亲邵之林退休后，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顶替工作到的太原，当时在老家务农的邵名川已结婚成家育有两子，他先是在“上海饭店”学厨艺，每月拿25元学徒工资。当时“上海饭店”员工每月需交九元伙食费，他自己又要吸烟，每月还要往老家寄十元钱供养妻儿三人，这样熬了几年，才把妻儿三人户口迁来太原。但“上海饭店”没房子给这一家四口住，只好又想办法调到太原煤炭研究分院食堂和招待所当厨师，直至60岁退休。
独迁徽馆为哪般
绩溪人在上海开徽菜馆曾经有过极为辉煌的历史，多时达136家。新中国成立初尚有30余家，1956年公私合营完成后还剩10家，1956年安排四家徽菜馆迁往内地，这样一来，徽菜馆在上海就剩下不多的几家了。为何独独把徽菜馆往内地迁，而不迁上海本帮菜馆呢？
有一种比较正式的说法是，上海本地人开的菜馆，员工都是拖儿带女，搬迁起来难度太大，当地安置也很困难。而绩溪人开的徽菜馆就不同了，员工大多是绩溪人，老员工孤身一人在外打拼，家眷在老家，小员工是“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男娃，没有家眷拖累，所以搬迁起来容易得多。
邵之英（左）、邵名震（中）与同乡师兄唐昭伯（右）合影
邵家叔侄仨，就是因为徽菜馆的搬迁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前面说到，邵之英和邵名震刚进入徽菜馆时，都当过“小先生”，这是徽菜馆的一个岗位，其实就是柜台上最底层的学徒。绩溪以前旅外菜馆业是一种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一般规模徽馆，都有比较固定的组织架构，领导层是董事会，内设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1至10人，有经理、副经理、协理2至3人。董事会之下主要有三个部门，一是柜台，有管帐先生1人，写堂簿1至2人，小先生2至3人；二是餐厅，有正堂1至3人、堂馆5至10人，帮堂1人，写台簿1人；三是厨房，小席师傅1至2人，副刀1人，三刀1人，二炉1人，冲锅1人，冷墩师傅1至2人，点心师傅1至3人，下手5至10人，洗碗1至3人。
一爿徽馆，少则十余人，多的有百来人。鸿运楼搬至太原时，就有近40名绩溪籍员工一同迁往。当时太原去上海接洽搬迁事宜的市饮食公司科长陈良，又在上海大饼油条摊上招了五名小青年作为厨房下手，随鸿运楼一同迁往太原。
以前徽菜馆用人，是一种旧式沾亲带故的机制，如邵在雄把侄子邵之林带出来，邵之林又把堂弟邵之英带出来。经理一般是本家长辈或兄长，员工是亲戚关系，都很听招呼，而且没有家眷拖累，这样的菜馆，自然成了当时完成搬迁这个政治任务的最佳选择。
虽说是亲戚关系，但也是有竞争的。员工十三四岁进店学徒，三年期满，量材录用，然后优胜劣汰。胜者步步升迁，徽馆中大凡当上经理的，大多是业务上出色的骨干，不仅掌握精湛的烹饪技艺，而且深谙菜馆业经营之道，邵之林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而劣者就会吃“茴香豆腐干"。“茴香”谐音“回乡”，就是被打发回老家了。
时过境迁，入乡随俗，以前徽菜馆那些旧式的管理体系和用人方式慢慢废除了。等到邵名川1975年进入太原“上海饭店”，已经没有了“小先生”这种岗位。当然了，随着绩溪老员工逐渐退出，这家太原“上海饭店”，不仅没了徽菜之名，更没有徽菜之实了。
山西老汉伏岭腔
邵之英、邵名震两人今年分别是85岁和81岁，他们在太原度过了56个春秋，年轻些的邵名川74岁，在太原也生活了47个年头。他们在这三晋大地上，经西北风雕琢、受汾河水滋养、被老陈醋浸泡，已经成了地地道道的山西老汉。只有当他们操着标准绩溪口音与家乡人对话时，你才会想起他们都是绩溪人。
不过他们讲绩溪话也是有规矩的。邵之英妻子文宝香是山西孝义人，生有两儿两女，他们都不会讲绩溪话；邵名震妻子刘同生原籍北京，育有一个女儿，母女俩也不会绩溪话，所以不论是邵之英到邵名震家，或是邵名震到邵之英家，只要有家人在场，他们都不以绩溪话交流，讲的是太原口音的普通话。即使打电话也是这样，除非没有家人在旁边时，他们才会不约而同地以绩溪话交流，我想这可能是出于尊重吧。只有邵之英和邵名震到邵名川家时，才可以无所顾忌地讲绩溪话，因为邵名川夫妻平时就以绩溪话交流，他们的两个儿子到老两口这里来，也习惯讲绩溪话。
邵之林（前）与邵名川（后左）、邵名真（后右）合影
他们叔侄仨的绩溪话，与我掌握的绩溪话略有不同，他们的口音顽强地保留着伏岭腔。绩溪以大徽山为界，大致区分为岭北话和岭南话，岭北话响亮悦耳，婉转优美，文化巨匠胡适先生祖籍地绩溪上庄，讲的是岭北话；岭南话音调清脆悠扬，相对大气磅礴一些，“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院士祖籍地绩溪仁里，讲的是岭南话。绩溪城区与伏岭虽同处岭南，相距也就二十来公里，但口音还是有区别的。比如城区把“二”读作“ai”音，伏岭发“en”音;城区“西”读“si”,伏岭发“sei”音。
伏岭是徽菜之乡、徽厨之乡。据载，从清乾隆年间至新中国成立前，伏岭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在外当厨师或在徽菜馆谋生，伏岭下村解放初期不到500户人家，在外开设的徽菜馆竟达100多家，甚至还开到了国外。我大胆猜测，绩溪50%以上的徽厨应该出自伏岭及附近周边，而且以邵氏家族人员居多，因为我有这样的经验，在外地只要遇到有一把年纪的绩溪伏岭邵姓人，不用问，十之八九是做餐饮业的。随着伏岭人开设的徽菜馆在各地生根，伏岭腔的绩溪话也传遍全国，传至海外。
家中老人在世时，他们会常回老家看看，只是那时交通实在不方便。往南边走，只有一趟太原至上海的火车，一般经二十小时在南京站下车，到中华门火车站乘往鹰潭方向的火车，经七个多小时到达绩溪站，再从绩溪搭车至伏岭下村；或乘这趟火车经十七小时在蚌埠站下，转火车到合肥，再从合肥乘汽车或火车到绩溪，中间还要在芜湖上汽车或火车轮渡过长江。不论怎么走，都需要两天两夜时间。现在交通倒是方便了，只是他们已经跑不动了。所有的乡情、乡愁，都沉淀在那藏于记忆深处的伏岭腔里。
结尾几句题外话
我2003年11月因工作调动离开太原到武汉，至今小二十年了，这期间利用去太原的机会拜访过一次邵名震，余下只是断断续续的电话联系，有时也通过邵名震的女儿了解一些情况。今年2月，邵名震给我打来电话，说他正在学习使用智能手机，到了7月初，我们就加上了微信。我怕他年纪大了写字太吃力，教会他在微信上一条一条地发语音，这样既轻松快捷，又省时省力。
早想把太原这几位绩溪人的故事写一写，苦于掌握材料太少，一直动不了笔，自从与邵名震加了微信，我想了解什么，他就一条一条语音给我发过来，当我感觉已经不缺材料，需要对材料进行裁剪拼接的时候，脑子里就已经勾勒出这篇文章的初步模样了。
装饰一新的上海饭店
2021年9月，几经沉浮的“上海饭店”装饰一新又重新开业了，对太原的年轻市民来说，“上海饭店”这个名字或许没太多印象，但对于上了年纪的“老太原”，“上海饭店”简直如雷贯耳。作为当时与林香斋、晋阳饭店齐名的“太原市三大饭店”之一，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如能在那里面吃顿饭，是可以在亲戚朋友跟前显摆好几天的。
曾任“上海饭店”经理的邵之英，在重新开业那天接受了记者采访，说了一番喜庆而又应景的话，但他心里其实很明白，现在这个“上海饭店”早已物是人非，随着来自绩溪的员工散去，这里早已没有了徽菜味道。
邵之林（前）与五儿女合影，左二邵名川，右二邵名震
除了邵氏叔侄三人，那时的太原还有邵培美、邵增庆、唐昭伯等绩溪籍人士，为方便叙述，我以邵氏叔侄三人为主线写下这篇文章，就是想记录那个年代、那些绩溪人跟随徽菜馆走南闯北的经历，他们无论是辉煌还是平淡，都是吃了不少苦的，他们坚忍不拔的“徽骆驼”“绩溪牛”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每一道徽菜都是一段鲜活的历史，每一个离乡绩溪人都有一段生动的故事，那段历史其实并不遥远，不应该象大雪覆盖“徽杭古道”，掩没一切印迹。
邵名震在电话里告诉我，等把几件事情完成，他就回绩溪伏岭下，不再出来了……
（作者系皖南人，现居武汉，文史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