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延军
第1225期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首举义旗的急先锋”，他的故乡为徽州绩溪上庄。
胡适是一个“徽州味”很浓的人，极重乡土情怀，新文化运动翻腾澎湃时期，非常关注家乡绩溪的变化，通过书信和人员往来了解人们对“新文化”的态度，时刻不忘推动家乡社会的发展进步。
年轻的胡适教授，对家乡和青年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是巨大的。民国初年，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传播，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绩溪的青年才俊得到突然“爆发”，形成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学群体，他们有：上海亚东图书馆创办人汪孟邹、“新式标点”第一人汪原放、胡适的族叔“徽州才士”乡贤胡近仁、“湖畔诗人”汪静之、作家及翻译家章衣萍和章铁民、亚东图书馆编辑章希吕、程本海及诗人胡思永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形成了罕见的“绩溪民国现象”。无疑，这些人所获得的成就与胡适的帮助和影响是分不开的，本文把1917年至1923年新文化运动期间的历史记载梳理如下，以便于更深入的认识和研究胡适。
“开风气的新文化传播者”汪孟邹
汪孟邹，绩溪城内白石鼓人，比胡适年长14岁，1903年在芜湖创办科学图书社，因胞兄希颜的关系结识了陈独秀，1904年3月21日帮助发行第一期《安徽俗话报》，之后成为该报的发行机构，这份安徽最早宣传革命的刊物，笔锋犀利，内容新颖，销量曾一度达到3000份，影响遍及全国，二人从此结下深厚的友谊。1913年，汪孟邹在上海创办了亚东图书馆，在这里，胡适结缘了陈独秀，为《新青年》撰写时代的文章，两人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亚东图书馆，当时被人们誉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坚持新书业，出版新文学书籍，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书馆经销北京大学出版的书籍，发行《建设》《少年中国》《新潮》等进步杂志，出版了《孙文学说》《尝试集》（胡适）、《三叶集》（郭沫若）、《胡适文存》《独秀文存》等文、史、哲、数图书11类28种，还有俄罗斯小说等译著。经售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主办的《政治周报》（毛泽东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等革命刊物。
汪孟邹虽然年长胡适，但两人具有共同语言——持有维新思想、倾向进步的有志青年，另一个则是乡亲情谊。胡适充分利用他的人脉资源帮助了汪孟邹的“亚东”。“亚东”艰难地度过了从1913年到1918年这五年困难时期，到了五四前后才有了起色，走上了正路，后来顺利地达到了1926年的黄金时期，这里面就有胡适的大功劳。这些年中，胡适在“亚东”印刷发行好几部高质量的著作，如《尝试集》《胡适文存》（初集、二集）、《先秦名学史》（英文本）、《四十自述》等。据统计，1919—1922年这四年中，胡适著作出版几乎占了“亚东”这几年全部出版物数量的四分之一，其中，《尝试集》是当时“亚东”出版的三种畅销书之一。胡适还介绍了一批当时知名的教授、学者给“亚东”，如朱自清、刘半农、钱玄同、刘文典、俞平伯等。有了这些高水平的作者队伍，亚东出版物的高质量就有了保证。2000年版《上海出版志》记载：“亚东共出版了300多种书，是五四前后出版销售新书刊最多的机构之一。”
晚年的汪孟邹
古典小说使用新标点第一人汪原放
汪原放，汪孟邹之侄。13岁进了芜湖科学图书社当学徒，不久，调到上海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对中国古典小说第一个使用新式标点之创举与胡适先生的关心和指导分不开的。1917年底，他在胡适家（去北京学习打字）住了一个多月，在胡适指导下读了《水浒传》《红楼梦》，从此心中埋下了标点古典小说的“火种”。而在他的标点工作中，胡适始终是最有力的支持者。标点本《水浒传》出版之际，胡适写作《水浒传考证》，开篇便指出这一工作的伟大意义：“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式标点符号把《水浒传》重新点读了一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版。这是用新式标点来翻印旧书的第一次。我可预料汪君这部书将来一定要成为新式标点符号的实用教本，他在教育上的效能一定比教育部颁行的新式标点符号原案还要大得多。”
此后，汪原放标点的几乎每一部古典小说，都有胡适作序。1920年胡适为汪原放标点、分段的《儒林外史》写了《吴敬梓传》放在前面，1921年还为汪原放标点、分段的《红楼梦》写了《红楼梦考证》和《考证后记》载入书中。之后，汪原放陆续标点、分段了《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等古典名著10多部，开创了我国标点古籍的先河；翻译出版了高尔基的《我的旅伴》《流浪人契尔卡》以及《伊所伯的寓言》（即《伊索寓言》）、《一千零一夜》《鲁滨遜漂流记》等外国小说、寓言故事，
汪原放手稿
2000年版《上海出版志》记载：“五四运动以后，亚东图书馆首创新式标点符号和分段的中国古典小说（统称‘亚东本’），风行一时。”2009年，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组织评选“新中国60年杰出出版家”，汪原放光荣当选，评语为：“毕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整理工作和外国文学作品的编译，是中国第一个对中国古典小说使用新式标点并进行分段的整理工作者。”
“徽州才士”乡贤胡近仁
胡近仁，出生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一个没落徽商家庭，世居绩溪上庄，是胡适先生族叔，19岁中秀才，当地人称“神童”，曾任绩溪县佐治员，县署第二科科长，县志馆编辑员，为民国时期绩溪名儒之一，胡适誉其为“桑梓文人魁杰”。胡近仁比胡适大5岁，从小便是“最要好的朋友”，兴趣相近，胡适爱看小说，胡近仁家中有不少藏书，还经常到外面借书来看，由此两人提高了白话文的语言能力。后来胡适走出家乡出国留学，成长为现代学术大师，胡近仁因家庭的原因，一直生活在徽州故里，两人始终保持亲密的关系，一生书信来往不断，已经公开发表的就有60多封，内容从家庭事务到学术研究、史实考证、文字改革、甲骨文研究和诗词唱和等，无所不有。
1920年代，胡适在上庄创办私立毓英小学，募捐、筹集办学经费，担任名誉校长，校长则请胡近仁担任。民国20年（1931），绩溪县成立县志局，聘请胡近仁担任8位编辑之一，“胡适出国之前接到胡近仁来信，得知此事，非常支持，当即提出三点建议：一、地图必须用新式测量，决不可用老式地图，应有地质图与地势高下图；二、县志应注重邑人移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不可令人但见‘小绩溪’，而不见‘大绩溪’；三、县志必须带到上海排印，千万不可刻木板。”开放的视野，敏锐的观察，体现了胡适对家乡文化事业的支持和非同一般的用心。
胡近仁一生的主要职业是教师，在胡适及新文化的影响下，作为乡村学人，涉猎广泛，1920年9月18日，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我的文字研究谈》；1923年在上海《读书杂志》11期发表了《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5000字的以歙县发生的一起冤假错案为素材的短篇小说《刀笔吏》，为徽州最早的现实主义题材的文学作品作者之一。胡近仁一生为徽州的族谱修纂作出了突出贡献。23岁担纲本村《上庄明经胡氏宗族谱》主纂，之后十余年间，修纂了《余川越国汪氏族谱》等4部族谱，编纂手法借鉴县志体例，成为徽州一大创举。其次，借鉴各地旺族谱体例，确定始迁祖为始祖的原则。胡近仁的做法得到了胡适的赞誉。1919年胡适为旺川《曹显承堂支谱》写的序中说：“我希望以后各族修谱，把那些‘无参验’不可信的远祖一概省略。每祖各从始迁祖数起。”
“湖畔诗人”汪静之
汪静之，绩溪上庄余川村人，比胡适小11岁，两家挨的很近。他于1921年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由于深受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第二年3月与冯雪峰等人组织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著名的新诗团——湖畔诗社。汪静之谈到自己的人生历程时，也念念不忘胡适的提携：“五四运动一来，我就马上学写新诗。当然开头写不好，写了几个月，觉得进步一点了。因为胡适之这个提倡新诗的人是我们家乡人，我就寄诗给他看。他看了非常高兴，马上回信，一个最有名的大学教授，给一个中学生回信，这是少有的。……到杭州后我还是继续同他通信，他总是鼓励我写。我全部诗都寄给他的，陆续寄去。他忙得很，不是次次回信的，但是写了两三次信去，他总要回一次信。……我喜欢诗；但是得到他的鼓励，那是很高兴的，这是全国第一个提倡新诗的名人，我就更喜欢写新诗了，因此写得更多了。”
汪静之的第一本诗集《蕙的风》（收集新诗23首）经过胡适审阅删改并作序言，1922年介绍由亚东出版，短期内加印四次，销量两万余本，仅次于《尝试集》和《女神》，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
一群青年才俊，星光闪耀
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并得到胡适帮助的绩溪青年才俊还有章希吕、胡思永、章衣萍、程本海等人。
章希吕，绩溪城内秦家巷人，比胡适小一岁。1913年毕业于复旦公学。在复旦公学学习期间，与在中国公学学习的胡适相识，并成了知己。章希吕毕业后在徽州多地担任教员，两人书信来往不断，胡适叮嘱他“不囿于校内书斋里的学习，鼓励他要将视野投向社会，向社会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不断充实自己。”1921年赴上海亚东图书馆任编辑，同胡适见面的机会更多了。担任编辑期间，帮助汪原放先生完成标点《镜花缘》的工作，使该书于1923年正式出版。还参加了《胡适文存》的校对编辑工作，著有《胡适传》《哀友录》。
胡思永，胡适的侄儿，1919年考进天津南开中学。他从小喜欢文学，受白话文影响，读书之余，致力习作白话诗，18岁时，对写诗已有独到见解。曾在一首诗序里说：作诗“……十首就有八首有努力的意思，前进的意思。”“只求表出我的感触，我的意思，我的所见。”不幸因身患肺痨病于1923年逝世，年龄只有21岁。1924年亚东图书馆由县人程仰之辑成《胡思永的遗诗》(三卷，103首)出版，胡适为之作序。序中说“他的诗，第一是明白清楚，第二是注重意境，第三是能剪裁，有组织，有格式。如果新诗中有胡适之派，这是胡适之的嫡派”。20世纪30年代，胡思永被列为白话诗草创时期的9家诗人和全国作家之一。
章衣萍，绩溪北村人，年纪比胡适小。谈起胡适对他的帮助，在《胡适先生给我的印象》一文中，章衣萍记述了绩溪青年学子与胡适的亲密关系：‘我到北京以后的四五年，从斗鸡坑的朋友穷得散伙以后，简直以钟鼓寺为我的第二家庭。胡先生的书籍，我们可以随便取来看览，他找书找不着，总说我们拿去了，骂了一场，又去买新的。’‘我那时和思永同替胡先生抄书。每千字的价格是二角五分。’”章衣萍以“我的朋友胡适之”出名，没有胡适的提携和帮助，他可能无缘成为作家的。在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读书时，章衣萍就爱读《新青年》杂志，崇尚白话文、白话诗，思想活跃而被学校除名，辗转到上海，投奔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汪孟邹因同乡情缘，把他介绍给胡适，在北大预科学习，做胡适的助手，帮助抄写文稿，给予厚酬，不但生活上得到了照顾，更易接近名教授，得知识匪浅。
章衣萍的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一束情书》《古庙集》、散文集《樱花集》等。1936年版《中国现代文学中国新文学大系》，列全国作家124名，绩溪籍作家有胡适、汪静之、胡思永和章衣萍四人。
程本海，绩溪仁里人，胡适比他年长7岁。1917年下半年（19岁），从芜湖科学图书社转到上海亚东图书馆发行所任编辑。1923年，在胡适、汪孟邹的倡议和发起下，旅居在沪的绩溪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绩溪学社”，“以“研究学术，介绍新思潮，建设新绩溪”为宗旨，办社刊发行省内外。程本海主编《微音》杂志。1924年元旦在胡适、陶行知的关心下，“绩溪学社”正式更名为“徽社”，程本海继续担任《微音》月刊主编，利用业余时间坚持4年出刊35期。《微音》诞生的年代，正值“五四运动”后的大革命时期，《新青年》产生广泛影响，新思想、新文化汹涌澎湃，无形中成为办刊的动力，因此刊物宗旨明确为“联络乡谊，研讨学术，改造社会”“讨论问题皆以建设新徽州为中心”，誓将成为“徽州人的喉舌”。胡适先生非常关心和厚爱“徽社”和《微音》，积极提供文章，多次莅临“徽社”看望社员，指导刊物出版，发表演讲，宣传新思想，传播新文化。程本海25岁担任《微音》杂志主编，29岁考入中华书局编辑所并兼任图书馆部主任，正值青春时期，风华正茂，把一个区域性的小刊物办得风生水起，在报刊如林的民国初期的上海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受到徽州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好评，让人们看到了一个青年才俊杰出的编辑出版能力和水平。
“五四”运动及新文化的深入开展，对绩溪社会风气产生了革命性地影响。1990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徽山烽火》刊文《“五四”运动在绩溪》生动记述：“‘五四’期间，宣传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革命的进步刊物纷纷涌现。其中影响较大的《新青年》《新潮》《创造评论》《安徽俗话报》等报刊通过各种途径传入绩溪城乡，成为进步知识分子争相传阅的读物。胡适、汪静之等宣传反封建和文学革命思想的著作，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的许多进步书刊在家乡广为流传，成为新文化传播发展的媒婆。……在这之前，胡适1917年冬返乡结婚和1918年11月办理母丧期间，破除陈规陋习和封建迷信改革婚丧礼仪的举动，也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给绩溪人民以启迪。”“‘五四’前后，绩溪城区先后创办了‘新新阅报社’‘通俗讲演所’，首次放映卓别林主演的无声电影，开辟公共体育场，并举行了首届新体育运动会。……与此同时，新式教育在绩溪也逐渐发展起来，所谓书院和私塾已大为减少。……据不完全统计，到1923年，小学已经由1916年的25所增加到49所，学生由1271人增加到2491人。”
追寻绩溪民国青年才俊现象，深入研究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胡适先生——觉醒年代开一代风气的启蒙式人物对家乡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富有价值和深刻内涵的课题。
（作者系安徽省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退休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