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亮
第1237期
古宣州窑，我们到底怎样来逐步认识它、了解它，寻求揭开它层层神秘的面纱呢？近期笔者有了一些新发现及思考。
我们先来查阅古代文献上的有关记载：
《元丰九域志》是北宋宋神宗赵顼元丰年间官修地理总志，该书记载：“宣城，一十三乡，符里窑、水阳、城子务三镇。”从中我们可以了解的信息是，当时宣城县下设三个镇和十三个乡，三个镇分别是符里窑镇、水阳镇和城子务镇。宋代设镇的地方社会经济相对比较繁荣，以窑来命名镇名，应当是该地因窑而兴。
与此文献相印证的是明代汤宾尹编撰的《宣城右集》，该书收录一篇北宋宣城人章国光撰写的《许真君祠堂记》，这是崇宁二年（1103）的碑记，其中有一段文字，是迄今发现对宣城境内陶瓷烧造的最早记载。“若昔东晋有许真君，遍览名山，谓天下福地，共有千余，而符里亦与其一焉。真君尝曰：是地当出至宝。遂于四方各投一符，曰逡遒，曰符城，曰新丰，曰坛湖，皆灵符潜伏之所。至今四符之内，其土可以陶埏为器，贸易泉货金帛，与宝无异也。”
古人记事大都简洁明了，紧扣重点无废话，文字不多，信息量蛮大。这里让我们可读到陶埏为器的以下几个方面信息：一是创烧缘由及年代；这里提及的许真君即东晋著名堪舆家道士许逊，活到135岁，南昌县长定乡益塘坡人，乡举孝廉，于晋太康元年（280）出任旌阳令，人称许旌阳，又称许真君。他于窑旁置铁符，断自四符之内可陶。说明他放置铁符时已经有窑存在，该地烧窑业最早可追溯到东晋。二是烧造规模与窑址范围（四个方向放置的四个符点范围内，至今其土可以陶埏为器）；东面的置符点逡遒，是东晋时期大批移民因北方战乱南迁，东晋朝廷设侨置南豫州淮南郡逡遒县（约327）。地点在今天的水阳镇东，原新河镇东北的岗地，现狸桥镇卫东及以北区域，后经几度行政区划变动，于隋开皇九年（589）废逡遒县并入宛陵县。三是北宋年间持续相同烧造规模且社会经济效益可观。（贸易泉货金帛，与宝无异也）
北宋元丰与崇宁之间仅相隔十几年，两篇文献记载与其他史料均能相互印证，创烧于东晋延续到北宋时期宣州宣城县的符里窑镇陶瓷烧造历史。《许真君祠堂记》中记有创建祠堂缘由：“建中靖国改元，左殿直为柴君巽，被命来此，总辖酒税……一日，与余语及镇真君……然未尝有尺椽片瓦以存其像。于是相地之良，择才之美，与常安之西肇建祠宇。柴君，洛阳人，少慷慨，喜义节，能成是事，此余所以乐为之文。”从这里的记载来看，座落在符里窑镇的许真君祠堂是左殿直柴巽领头创建，这篇记文就是应柴巽所约，为许真君祠堂（万历《宁国府志》记为“真符观”）所撰的碑文。左殿直为皇帝的侍从官，是北宋时期管理朝廷宫中事务的官员。柴巽以左殿直身份被朝廷派来符里窑镇总辖酒税，可见这里的酿酒业或榷酒市场有相当可观的规模和收入。酒属液体，古代主要靠陶瓷容器包装，窑业与酒业相配套共生共荣当在情理之中。
结合东晋南北朝时期宣城特定地名“逡遒”（自东晋327年至隋初589年，仅存在262年后被废）来看，许真君在符里镇占符的真实性极高。特别是在宣城的“逡遒”这个特定地点置符，让我联想到宣州窑研究会的周先生，他在狸桥镇卫东村的唐家嘴和东云村的王冲等多处，发现了东汉时期的古窑遗址，笔者也兴趣盎然地参与现场调查考证。
卫东发现的东汉时期古窑遗址
现场裸露着颇多烧废的各种东汉时期陶瓷器物，其中有胎体严重烧扭曲变形的大罐、大壶标本。我们以生活常识可以分析到，严重烧扭曲变形的这种大罐大壶，先民们是无法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故先民生活遗址中不可能有大面积的这类遗存，只能是古窑烧造遗址。由此看来《许真君祠堂记》中记载，东晋许真君于窑旁置铁符，断自四符之内可陶，说明他放置铁符时已经有窑存在，该地烧窑业最早可追溯到东晋以前。古文献与古窑遗址事实是能够相互印证的。现今卫东多处早到东汉的古窑址被接地气的内行同时发现，可以大胆地把古宣州窑烧造历史提早到东晋以前的东汉时期。这对我们古陶瓷爱好者来说，的确是幸事。
至于《宁国府志》等史料中，对符里镇（今东门渡）陶瓷烧造的记载，多为大同小异，不再赘述。
笔者作为执着的兴趣爱好者，长期坚持去实地考察，也咨询过曾专业在宣城找矿的省808和322两家地质队专家。地质专家们认为宣城地质条件优越，矿藏资源丰富，宣城南部与北部山脉分别分布有两条非金属矿带。这些非金属包括储量丰富且品质高的石灰石、石英、白云母、石墨、煤以及高岭土、瓷石、观音土等粘土资源。宣州古窑之所以能烧造出黑、白、青、青白等各种釉色和质量的陶瓷器，与这些丰富资源有关，至今宣城南部和北部仍各保存有明显的这样的非金属矿带，北边一条串珠式从狸桥、卫东、新河、东门渡一直到繁昌柯家冲；南边一条从宁国竹峰锚渡、水东、新田、周王到泾县窑头岭、琴溪一带，两条矿带其它资源不说，仅高岭土、瓷石、陶土等粘土的分布质量差异很大，高岭土、瓷石内含杂质不同，粘土的颜色有红、砖红、灰、白等五花八门，适合各种粗精档次瓷器的配料，也适合多种釉色瓷器配釉。
下面按我梳理出的矿带分布脉络，重点介绍几处宣州古窑址的简要情况：
1.北边一条矿带从狸桥、卫东、东门渡一直到繁昌柯家冲。目前在这条矿带上陆续发现了云山至慈溪一带古窑址群、小河口至山岗一带古窑址群、东门渡及以西一带古窑址群、古泉邵村古窑址群以及繁昌柯冲与骆冲古窑址群等。
1998年我在狸桥镇政府工作时，利用业余时间开始调查了解这条带上的北山、山岗、东门渡、小河口、黄泥宕、小庄、下窑、窑村等多个古窑址群，它从狸桥镇镇区一直到芜湖花桥镇的东门渡一带，绵延分布超过二十公里，其窑址和堆积层之多之厚令人震惊。之后对此兴趣越来越浓，不断学习实践，积累古陶瓷及烧造专业知识。从多次考察遗址裸露标本的情况分析，产品应为唐五代至明代时期器物，慈溪、卫东至东门渡段以碗、壶、罐等生活日用器为多，产品虽质量优劣不等但数量巨大；狸桥镇区旁的云山至慈溪段以瓷瓶烧造的窑点众多，这种接近瓦胎的瓷瓶大都素胎无釉，似紫砂器，储酒效果好，长年不腐。这种烧废的酒瓶、酒坛在狸桥、卫东一带古窑址堆积层中数量极大，狸桥镇区域内很多村组道路都是挖取窑址废瓷片铺垫。
宣州区北乡古窑址群分布图
《大明会典》记载：“嘉靖七年奏准：宁国府原造送南京光禄寺酒瓶，内一十一万五千个，令仪真厂带运至光禄寺。又一万五千个，照旧解南京光禄寺各供应。”明嘉靖年宁国府（宣州 ）进贡的酒瓶到底什么样？最近笔者再次查寻古籍资料，终于找到答案。嘉靖《宁国府志表镇记》记载：“云山西为大延岭，道通水阳。又西为白鱼岭，由岭而北曰长山，慈溪出焉，今岁陶官酒瓶于此。”
《宁国府志》载：岁贡之目十有二……曰官瓶十二万个，内一十一万五千个解仪真抽分厂转解工部，五千个解南京工部，宣城窑户造纳，复役与园户埒。以上文献解决了三个疑问：一是明确了明代宁国府进贡酒瓶生产基地的位置；二是现慈溪一带窑址大量裸露的烧废的酒瓶原来是明代岁贡的官瓶，考古常识是遗址堆积层表层年代晚，越往下年代越早，可以纠正原大家普遍以为是宋代韩瓶的认知。三是明代期间宣州窑不仅继续在烧造且规模依然很大。咨询窑业烧造内行，南方雨季较长，最佳烧窑时间在秋季九月，所谓七（月）死八活九翻身。
在纯手工业时代每年需向朝廷进贡十二万个官瓶，且必须是严格检验后筛选的正品，可以推测到当时有多少各类窑户和各类窑工从事窑业生产。参考《景德镇陶录陶务条目》：陶所资各户：柴户、槎户、匣户、砖户、（白）土户、（釉）料户、铁匠户……盘车户、打篮户；户有工：淘泥（练泥）工、拉坯（做坯）工、利坯（挖修足）工、合釉（上釉）工、挑柴（槎）工、挑坯（抬坯）工、装坯工、烧窑工、开窑（出窑）工、茭草（包装）工等等。对纯手工时代而言，分工协作越细，工效会越高；窑业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分工细致。
古陶瓷烧造技术门槛也高。尤其岁贡的官瓶，质量不过关，数量完不成的话，朝廷会降罪的。参考《景德镇陶录陶务方略》：“瓷器固须精造，陶成则全赖火候。大都窑干、坯干、柴干，则少坼裂色晦之患；土细、料细、工夫细，则无粗糙滓斑之虞。”“窑内各有把庄头，亦为烧夫。烧夫中又分紧火工，溜火工、沟火工。火不紧洪，是不能一气成熟。火不小溜则水气不由渐干，成熟色不漂亮。火不沟疏，则中后左右不能烧透，而生疮所不免矣。烧夫有泼水一法，要火路周通，使烧不到处能回焰，向彼全恃泼火手段。凡窑皆有火眼，照来焰泼去，颇为工巧”。这几段文字让我们了解到古法烧造陶瓷时的技艺秘诀。窑内火候的把控（紧火、溜火、沟火），泼水（泼火）技巧手段等等，都不能出现丝毫差错。
从慈溪一带现存窑址规模看，用十里窑火，火光乍天，是一点都不夸张的，明代慈溪及周边地域窑业兴盛，窑户窑工和供销商户众多，从陶瓷烧造各种原材料供应环节到烧造环节，再到窑货向朝廷进贡环节和在民间销售环节，同样延续着北宋时《许真君祠堂记》中“至今四符之内，其土可以陶埏为器，贸易泉货金帛，与宝无异也”的盛况。由此再联想到清代蓝浦《景德镇陶录》记载“宣州窑，元明烧造，出宣州，土埴质薄色白”时，会豁然开朗。元明时期宣州窑的确仍在烧造，只不过他描述的粘土原料质薄色白，可以用来烧造白瓷的窑址还没有找到。若能发现明代烧造白瓷的窑址，就可以印证王世贞“泻向宣州雪白瓷”的诗句了。
结 语
1.据北宋章国光《许真君祠堂记》中的记载，结合近期宣州窑研究会的周先生提供的重要信息，他在狸桥镇卫东村的唐家嘴和东云村的王冲等多处，发现了东汉时期的古窑遗址，以及笔者通过实地调查认定，有两处确为东汉时期的古窑遗址。古文献与古窑遗址事实是能够相互印证的。现今卫东多处早到东汉的古窑址发现，可以大胆地把古宣州窑烧造历史提早到东晋以前的东汉时期。这对我们古陶瓷爱好者来说，的确是幸事。
2.北宋时期的符里镇窑烧造规模与窑址范围有明确记载，柴巽以左殿直身份被朝廷派来符里窑镇总辖酒税，可见当时这里的酿酒业或榷酒市场有相当可观的规模和收入。酒属液体，古代主要靠陶瓷容器包装，符里镇窑业与酒业相配套共生共荣。
3.嘉靖《宁国府志表镇记》记载解决了三个疑问：一是明确了明代宁国府进贡酒瓶生产基地的位置；二是现慈溪一带窑址大量裸露的烧废的酒瓶原来是明代岁贡的官瓶，考古常识是遗址堆积层表层年代晚，越往下年代越早，可以纠正原大家普遍以为是宋代韩瓶的认知。三是明代期间宣州窑不仅继续在烧造，且规模依然很大。
（作者系宣州区纪委监委四级调研员、驻区教体局纪检组长，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