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达清
第1247期
梅鼎祚是晚明时期重要的文献学家，他一生痴迷于古，勤于纂述，成果斐然，著述等身，且大多被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和《续修四库全书》，可见其价值也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其中他编纂的历代《文纪》被收入《四库全书.》的有11种203卷，四库馆臣因未见而失收的有4种68卷以上（《后陈文纪》卷数不详），是梅鼎祚所有著述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尤其生平精魂之所渊注”[1]，它开创了我国古代编纂文章全文总集的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
一、梅鼎祚编纂历代《文纪》的缘起
梅鼎祚自小就喜好古文辞，“不喜经生业，以古学自任。”[2]其好友沈懋学说：“禹金方丱已为古文词。”[3] 刘绍恤说：“舞象之年，辄嘐嘐好古，以请于先太中。先太中大奇之，不夺其志。”[4]先太中，即是其父梅守德，他的爱好得到了父亲的理解和全力支持。虽然为生活所迫，梅鼎祚先后参加科举考试二十余年，但由于志不在此，故均是铩羽而归。万历十九年（1591），梅鼎祚最后一次去北京参加贡试失败后，从此远离科场，全力投入自己喜爱的著述大业。梅鼎祚对古文辞的爱好，正是他编纂历代《文纪》的思想基础。
嘉靖三十六年（1557），冯惟讷完成了他煌煌156卷本的《古诗纪》，该书“上薄古初，下迄六代，有韵之作，无不兼收。溯诗家之渊源者，不能外是书而别求”[5]。万历初年，歙县吴琯重刻是书，梅鼎祚的很多朋友如歙县谢陛、江都陆弼、苏州俞策等都曾参与过该书的校订，受《古诗纪》和友人的影响，梅鼎祚一方面决定编纂一部《八代诗乘》，以补冯氏之不足，纠正当时片面否定六朝诗歌成就的偏颇观点，同时决心仿照《古诗纪》的体例，编纂一部历代文章总集，以与《古诗纪》相匹配。
梅鼎祚编纂《文纪》，或亦尝得到王世贞的鼓励。陈继儒《文纪序》载：昔北海冯惟讷《诗纪》之出也，得百五十六卷，王弇州序成，示余曰：“盍不纂《文纪》以配之？如日月之并丽于中天，亦艺林一大快事。”余谢不敏，坐客曰：“宣城梅禹金曾力任之。”其时子威、漪园、海若诸公，皆引为在兹宜归作者。禹金果贾十年余勇，蒐引讨索，采缀诠综，以述为作，而成是书。（《皇霸文纪》卷首）王世贞《诗纪序》[6]所作年代不详，但至迟不得晚于万历十年（1582）。梅鼎祚以诗文早得王世贞青眼，被列为“王门四十子”之一，除书信往来外，万历十二年（1584）梅鼎祚访王世贞于太仓，十六年（1588）又久与王公在南京盘桓，二人在交往时，或曾就《文纪》的编纂祚过商讨，鼎祚编纂《文纪》的计划得到了王世贞的嘉许与鼓励。
二、梅鼎祚历代《文纪》的编纂
由前所述可知，梅鼎祚编纂《文纪》的想法酝酿已久，但迟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他才正式开始编纂《文纪》。一方面是其著述规划很多，暂时无暇顾及此书；另一方面，要想完成这样的巨大工程，前期需要作大量的资料准备。是年梅鼎祚也已五十六岁迈入晚年了。这年初，他给曾任太常寺少卿的好友余寅写信说：“比图昉自三代，下讫六朝，旁及二氏，为《文纪》，用配冯氏之《诗纪》。堇有端绪，尚需余先生为玄晏先生矣。”[7] 余寅是浙江鄞县人，万历八年（1590）进士，著述甚多，梅鼎祚希望他能助自己一臂之力，可惜此时余寅也已病重，次年就去世了。
万历三十四年（1606），梅鼎祚将《文纪》凡例寄给浙江右参政吴用先[8]，希望听听他的意见，可是此时吴用先已归里守制，此《凡例》也已石沉大海，不知所踪。
编纂《文纪》需要检大量的典籍，万历三十五年（1607），梅鼎祚寄书无锡邹迪光，欲往其处翻书：“今因撰《文纪》……欲来诣左右，寄迹庑下，一见所未见。”[9]邹迪光表示热烈欢迎：“来教云欲成《文纪》一书，甚善。此不佞所有志而未能者，以足下才力，成之何难？不佞虽家无遗书，可借近于九龙山下，构得一菟裘，有池有亭，有榭有庖湢，有修廊可步，有便房可以卧起，足下携万卷、挟百氏而来，校雠其中，俾不佞分膏藉馥，窃一二绪余，书成之日，附姓名不朽，此所深愿也，而不敢必也，足下果有意乎？”[10]但鼎祚最终因故未能成行。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初，听说嘉兴沈士龙处藏有《十六国春秋》，梅鼎祚即致信时任太平县知县的许光祚，希望他能绍介自己前往嘉兴：“绣水沈汝纳孝廉识之否？其家有《十六国春秋》百二十卷，弟撰《文纪》，欲就检，或门下旧识，作数字附弟行为望。”[11]
万历三十六年秋，《文纪》的编纂已完成全书的70%，梅鼎祚又致书金陵著名藏书家焦竑，欲九月赴南京往其处翻检《道藏》，并请其为《文纪》作序：“《文纪》业得什七，未竟唯刘宋、元魏两朝，不审邺架有道藏全部否？不则当乞玄度丈赴虞山翻阅之。久拟渡江叩请大序，且从玄度借书，而岁荒食俭，游资阙如，然亦决意杪秋抠趋有日也。”[12] 玄度，即赵琦美，一名开美，南直常熟人。赵用贤子。家亦藏书甚富。鼎祚实际成行在三十七年秋，他在给前宣城县训导叶曾的信中说：“偶为焦太史、孙大司马所迟留，亦以撰《文纪》有相质者。”[13] 孙大司马即南京兵部尚书孙鑛，可见在《文纪》的编纂过程中，鼎祚得到了许多友人学者的帮助。
万历三十八年（1610）秋，《文纪》基本编竣，由于无资刊刻，鼎祚只好等待有缘人的襄助，同时仍不断补充该书的缺漏。三十九年（1611）三月，他致书歙县潘之恒：“近辑《文纪》及百册，凡例附阅。……春夏之交，欲就朝天宫翻道藏，采入前《纪》。仁兄倘来金陵，觅我于周道士挹紫楼，一晤为愿。”[14]秋，他还寄书汤显祖：“《文纪》竣事，可百册，远不能邮，亦欲面晤，乞得大序耳。”[15]希望他能为该书作序，要不是《文纪》卷帙浩繁，他直欲邮至江西，请汤显祖为之校正了。这里也可看出鼎祚严谨的学术态度。
三、历代《文纪》刊刻的艰难历程
《文纪》的编纂，是梅鼎祚一生中最引以为傲的成就之一，因此他常常向友朋们提及此书，如《答李广文》：“顷毕十岁之心力，为《文纪》一书，将近百册，此庶可称述。”[16]《与许道甫吏部》：“近颇辑得《文纪》，昉自三代，讫于六朝，旁及二氏，凡为文者只字必收，可三百余卷。此书实庶几述者之业，为来者之津梁，恨不获昕夕翁兄相与扬搉。”[17]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但是《文纪》卷帙近300卷，体量远超《诗纪》，鼎祚不事生产，其父退隐过早，加上家难频作，其家庭经济状况显然不能承受刊刻这部大型总集的重负。没有外力的赞助，其刊刻计划只能遥遥无期了。
早在万历三十六年，《文纪》即将编竣时，梅鼎祚即积极寻找有力者为之刊行。这年春，他致信亲家、高淳韩仲孝：“《文纪》将竣事，为千古完一大因缘，顷有欲梓行者，其人皆方都显，易为力，不知弟与彼更有大缘否耶？”[18]此“欲梓行者”不详，或当为高淳人，为韩仲孝所熟知，然终未见下文。万历三十七年秋，他致书宁国乡友、吏部主事许成器：“近颇辑得《文纪》，……无力授梓，足惜也。[19]
万历三十八年（1610）秋，《文纪》基本编竣，他即致书王兆云报告此讯：“弟自癸卯来杜门八年，而为《文纪》者百余册。上昉羲农，下讫陈隋，旁摭释道鬼神，大校如冯氏《诗纪》之例。……闻倌人期春中来南，其时弟阅藏朝天宫，当携请面质耳。”[20]同年在给从弟梅绵祚的信中，他无奈地说：“数年来含饴弄孙之暇，颇成《文纪》一书，册以百计，力难授梓，聊藏之敝笥，以待后或有同好者耳。”[21]
这年九月，邑人汤宾尹由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升任南京国子祭酒，得知鼎祚有此巨编，打算由南国子监出资刊刻。鼎祚十分高兴，当即致书浙江右布政使吴用先：“《文纪》业竣，共可百册，汤丈将欲刻置南雍，果尔，嗣必邮上。计其时开府建牙，未审何地矣。”[22]可惜万历三十九年四月，汤宾尹即因去年“科场案”连遭弹劾，被迫归里闲居，鼎祚的希望再次落空了。
万历四十一年（1613），梅鼎祚致书陕西按察司佥事龙膺：“殚十数年之功而为《文纪》一书，……闻杨公修龄者有大材，度鹾台财力宿富，即徽郡诸大家不过费连朝之饷尔，先生能有意致之耶？”[23]杨鹤（字修龄）时任两浙巡盐御史，鼎祚希望龙膺能为引荐刊刻是书，龙膺有没有引荐不得而知，但《文纪》并未刊刻，说明此事终不可行。
万历四十二年（1614），在再致王兆云的信中，鼎祚再次辛酸地提到《文纪》刊刻的艰难：“《文纪》一百册者，财绌，既不能举赢，性癖，又不能请谒，姑置之高阁。”[24]
万历四十三年（1615）夏，无锡邹迪光还关切地问起《文纪》的刊刻情况：“《文纪》刷青，想已竟业，数载校雠，亦劳止矣。”[25]遗憾的是，这年八月二十四日，鼎祚即因病溘然长逝，终其一生他都未能亲眼目睹这一心血结晶的刊行于世，我们想，他定是死不瞑目吧。
四、历代《文纪》的刊刻与概述
崇祯初，在鼎祚之子梅士都、梅士好、孙梅朗中及各级地方官的努力下，历代《文纪》才陆续刊刻面世。其刊刻时间不一，存世情况复杂，现依据大致刊刻时间，撮略概述如下。
《皇霸文纪》13卷。子士都、士好，从弟梅膺祚等“易产行其书”[26]，崇祯二年（1629）刊刻。前有崇祯二年二月陈继儒、崇祯二年七月吴伯与二序。此编上起古初，下迄于秦，先秦之文，一网打尽。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九赞它“网罗繁富，周、秦以前之作，莫备于斯，芜杂之中，菁英不乏。陆机所谓“虽榛楛之勿翦”，亦蒙茸于集翠者也。故病其滥而终取其博焉”。
《西晋文纪》20卷。梅士都崇祯三年刊[27]。前有崇祯三年九月詹应鹏序，卷端题“江东梅鼎祚纂辑，同邑詹应鹏参阅”，当为邑人詹应鹏助刻之。詹应鹏时任浙江省右参政，总督粮储。此编多存“讨论典故、崇励风俗”之文，“非鼎祚裒而辑之，不知建武以还，犹能立国者，为礼教未殄之故也。”[28]对于考镜一代之得失，颇有裨益。
《释文纪》45卷。此书初刻本未见，据《四库提要》，刊刻于崇祯四年，鼎祚从弟梅膺祚曾参与校订并撰序（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十九），然《四库》收录时省其序而不钞，则今无可得见也。是书“采摭极为繁富。每人名之下，各注爵里，每篇题之下，各注事实，亦颇便检阅”。[29]
《西汉文纪》24卷。崇祯六年（1633）刊，前有宣城知县陈泰来《两汉文纪序》，序后有“上元丘羲民书，古宣尤大宾镌”字样[30]，正文卷端题“古盐陈泰来参阅，江东梅鼎祚纂辑”。此编以《史记》《汉书》为蓝本，而杂采他书附益之，并能考证初若干伪作，一一厘正，其功甚伟。“三代以下，文章莫盛于西汉，西汉莫备于此编。含英咀华，固著作之骊渊矣。”[31]
《东汉文纪》32卷。崇祯六年与《西汉文纪》同时刊。东汉时期，依托附会之作渐多，限于时间、精力和条件，鼎祚未能做到一一辨正，“蒐罗既富，义取全收，其间真赝互陈，异同蜂起，而订讹正舛，亦不及《西汉文纪》之详，固其所也。”[32]四库馆臣的评价还是较为公允的。
《三国文纪》24卷，其中魏18卷、吴4卷、蜀汉2卷。崇祯八年（1635）应天巡按御史李右谠刊。前有崇祯八年[33]李右谠、张溥序。张序款“社盟弟张溥天如题”，当应梅郎中所求作。正文卷端书“豫章李右谠参定，江东梅鼎祚纂辑”，李右谠崇祯七年至八年任应天巡按御史。
《宋文纪》18卷。崇祯十年（1637），应天监察御史张煊、宁国府知府周维新捐俸刊行，子士好、孙朗中校阅。卷首有崇祯十年十二月张煊、宁国府知府周维新、张溥三序，正文卷端题“晋阳张煊、燕中周维新订阅，江东梅鼎祚纂辑”。是编集南朝宋一代之文，“观鼎祚所录，可以见风气转移，日趋日变之故焉。”[34]
《南齐文纪》10卷。崇祯十年，应天监察御史张煊、宣城知县余飏刊，正文卷端书“晋阳张煊参定，闽莆余飏订阅，江东梅鼎祚纂辑”。其后因“宣厄于兵，刻多毁而佚”[35]，顺治十五年（1658），宁国府知府迟日豫应鼎祚孙丰中、弸中、超中、立宗等所请，重新刊刻。前有“顺治戊戌秋八月望日”迟日豫序，正文卷端题“辽东迟日豫参定，闽莆余飏订阅，江东梅鼎祚纂辑”。
《陈文纪》8卷。崇祯十年，张煊、余飏与《南齐文纪》同刊，正文卷端书“晋阳张煊参定，闽莆余飏订阅，江东梅鼎祚纂辑”。
《北齐文纪》3卷。崇祯十一年刊。前有“崇祯戊寅秋分日”周镳序，据序，则《东晋文纪》《南齐文纪》《北齐文纪》《后周文纪》均为崇祯十年余飏刻。《北齐文纪》卷数不多，“盖流传本少，蒐辑为难，非其网罗之未备也。”[36]
《后周文纪》8卷。与《北齐文纪》同刊于崇祯十一年。
《梁文纪》14卷。崇祯十二年（1639）刊，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有藏。正文卷端书“嘉鱼尹民兴参阅，江东梅鼎祚纂辑”，尹民兴崇祯三年至十一年任泾县知县，可知此本当由尹民兴在泾县任期末捐刊，十二年竣刻。“是集采梁一代之文，多取之《梁书》《南史》及诸家文集，故所录不甚繁碎，考证亦颇精核。”[37]
《隋文纪》8卷。刊刻时间不详，当亦在崇祯末。
《后魏文纪》20卷。刊刻时间不详，未见。据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一三六著录，“《后魏文纪》二十卷，明本。此后人得梅氏手稿刻成之，不著刊书人名氏。”[38]又据张之洞《书目答问笺疏》二十八范希曾补注，江宁龙蟠里图书馆有钞本。龙蟠里图书馆为今南京图书馆前身，然查南京图书馆馆藏书目，未见，则《后魏文纪》亦不知其踪矣。
《东晋文纪》24卷。此书传本绝少，今仅知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其正文卷端题“临川李来泰参定，沁水王同春订阅，江东梅鼎祚纂辑”。王同春顺治七年至十五年任宣城知县，李来泰顺治十二年任江南省督学，寻督苏松粮储，则《东晋文纪》刊刻于顺治十二年。按，据周镳《北齐文纪序》：“友人梅朗三氏寓书曰：先王父禹金先生文纪，子尝有意焉，比徼天幸，莆余赓之先生尹予邑而辱嘉惠也，自晋之东洎乎南北，胥寿枣梨，诚盛典矣。”[39]则《东晋文纪》当初刻于崇祯十年，北大藏本当为重刻本，惜乎初刻本未尝一见也。
按，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一，鼎祚尚有《后陈文纪》一种，“后陈”不知为何代，四库馆臣已 “疑传写有讹，今亦未见其本”，今更不可得而见也。又据鼎祚《凡例》，云释、道各辑为纪，今有《释文纪》而未见《道文纪》，或鼎祚并未编竣，或已刻而湮耶？
五、梅鼎祚历代《文纪》的学术价值
历代《文纪》被收入《四库全书》的有：《皇霸文纪》13卷、《西汉文纪》24卷、《东汉文纪》32卷、《西晋文纪》20卷、《宋文纪》18卷、《南齐文纪》10卷、《梁文纪》14卷、《陈文纪》8卷、《北齐文纪》3卷、《后周文纪》8卷、《隋文纪》8卷、《释文纪》45卷，计11种203卷。其他如《三国文纪》24卷、《东晋文纪》24卷、《后魏文纪》20卷、《后陈文纪》，因刻本稀少四库馆臣未得尽收。由此即可彰显历代《文纪》的史料和学术价值了。
历代《文纪》最大的价值就是开创了编纂全文总集的先河。明以前不乏总集，但均为选本，如《玉台新咏》《文苑英华》之类。而梅鼎祚的历代《文纪》，自先秦以迄隋朝，“巨细兼收，义取全备”，尽可能地收集该朝代所有文献，这种全文总集之体，对后世影响很大。其后如《全唐诗》《全唐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诗》《全宋文》等，都是在梅鼎祚历代《文纪》的启发和影响下编纂的。
历代《文纪》保存了大量的远古文献，具有辑佚的作用。梅鼎祚编纂《文纪》，翻阅了大量的原始文献，其中不乏宋元刊本和钞本，而这些蓝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已经亡佚，仅赖《文纪》而窥全豹。如，《文纪》中引用过《玉府新书》，到了清代，学者就不知其为何书了。因此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就大量引用了梅鼎祚历代《文纪》的许多文献。
历代《文纪》还有校勘的作用。历代《文纪》之蓝本多为古本，能最大程度反映古籍的原貌，因此在古籍校勘上也有重要作用。如陆机《谢平原内史表》“臣本吴人，出自敌国”，其中“吴人”二字显系多余，当是后人为排偶而增，故唐朝六臣注《文选》就指出这一问题，而梅鼎祚《西晋文纪》卷十五存陆机此文，正无“吴人”二字，可作六臣之佐证。
梅鼎祚生前不能看到历代《文纪》的刊刻行世，赖其子孙尚能继承父祖遗志，《文纪》终得刊行，亦能稍补其生前的遗憾了。笔者在撰写本文过程中，发现日本学者横田辉俊曾撰写过《梅鼎祚的总集编纂——以<文纪>为中心》的论文，刊载在1965年3月的《支那学研究》上，惜国人未能引介，异域难通，不能借鉴，笔者的遗憾亦只能待释于异日了。
注释：
[1]陈泰来《两汉文纪序》，《西汉文纪》卷首。
[2]嘉庆《宁国府志》卷二十九《文苑》。
[3] 《庚辛草序》，《鹿裘石室集》卷首。
[4] 《与玄草序》，《鹿裘石室集》卷首。梅守德《报陈博士鹤厓》：小子狂斐，不知所裁，妄谓不朽之业不在荣进，仆故不苦夺其志耳。（《无文漫草》卷十）其辞文集中所在多有。
[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九。
[6]《弇州山人续稿》卷四十七。
[7] 《答余君房太常》，《鹿裘石室集》书牍卷十一。然而在万历三十八年《答王元祯》其一里他又说：“弟自癸卯来杜门八年，而为《文纪》者百余册。”似又始于三十一年。八年，其书信中又多处说是“六年”。此等处不可过于拘泥。
[8] 《与吴本如宪长》，《鹿裘石室集》书牍卷十三。吴用先，字体中，号本如，桐城籍休宁人。万历二十年进士。
[9] 《与邹彦吉大参》，《鹿裘石室集》书牍卷十二。
[10] 邹迪光《复梅禹金》，《调象庵稿》卷三十九。
[11] 《答许灵长明府》，《鹿裘石室集》书牍卷十二。
[12] 《与焦弱侯太史》其一，《鹿裘石室集》书牍卷十二。
[13] 《答叶一之广文》，《鹿裘石室集》书牍卷十二。
[14] 《答潘景升》，《鹿裘石室集》书牍卷十三。
[15] 《答汤义仍》，《鹿裘石室集》书牍卷十三。
[16] 《鹿裘石室集》书牍卷十三。
[17]《鹿裘石室集》书牍卷十二.。
[18] 《答韩君陈》其一，《鹿裘石室集》书牍卷九.
[19]《与许道甫吏部》，《鹿裘石室集》书牍卷十二。
[20]《答王元祯》其一，《鹿裘石室集》书牍卷十三。
[21]《答公衍弟》，《鹿裘石室集》书牍卷十二。
[22]《答吴本如方伯》，《鹿裘石室集》书牍卷十二。
[23]《与龙君善宪使》，《鹿裘石室集》书牍卷十三。
[24]《答王元祯》其二，《鹿裘石室集》书牍卷十三。
[25]《与梅禹金》，《石语斋集》卷二十三。
[26]陈继儒《文纪序》，《皇霸文纪》卷首。
[27]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一三六，《山右丛书》初编第十三册。
[28] [29] [31] [32] [34] [36] [3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九。
[30]丘羲民是金陵刻工，梅鼎祚生前好友。尤大宾当为宣城人，曾刊刻过《宣城右集》。
[33] 《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续编》卷四。
[35]迟日豫《南齐文纪序》，顺治十五年刻《南齐文纪》卷首。
[38]《山右丛书》初编第十三册。
[39]《北齐文纪》卷首。
（作者系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安徽省档案文化研究会研究员，安徽省文史资料学术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