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巍
第926去期
城壕即护城河，是古代城市的城防设施。壕，形声字，从土，从豪，豪亦声。"豪"的本意为"背部带毛刺的野猪"，转义为"刺"。土"与"豪"联合起来表示"底部安放了竹刺的土沟"。古代的城池为了防御外敌，往往在护城沟壑底部安放竹刺，防止敌人偷袭进攻。在干旱地区，壕沟多是干的，因此写作壕；而在丰水地区，壕沟内积水为池，所以又称为城濠或城池。
宣城古城东面以宛溪这一天然河流为护城河，而西南北三面的城壕则是人工开挖的。由于宣城地处丘陵地带，修建城壕往往要开挖山体，工程量很大，这在主要依靠人力的古代，是一项极其庞大的工程。
隋开皇年间，宣州刺史王选曾主持修筑过夯土的罗城，城池周围三十里，可惜唐末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中尽皆毁坏。到了南唐建隆三年（962）二月，宁国军节度使朱匡业开始筹建新的宣州城。七月，朱匡业改镇江州，继任者林仁肇继续筑城，次年三月新城竣工。当时的著名文学家韩熙载为作《宣州筑新城记》，详细记载了筑城的经过。
“爰自壬戌岁二月兴役，至癸亥年三月毕工。所筑新城，自金光门西北转至旧城崇德门东北角，长五里三百三十三步。从崇德门以南，转至金光门东，长四里三百三十步。新旧城共长一十里一百九十三步。新开濠堑，亦从金光门绕新城，转透出大溪，长八百九十四丈，深三丈有余。造成大楼八所，其诸敌楼、桥道等，不可殚书。”
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次筑城，以旧城崇德门和金光门为两个坐标点。其中新城是自金光门西北，转至旧城崇德门东北角，长五里三百三十三步。而崇德门南转至金光门东这一段有部分仍延用隋唐罗城的城墙，唐制一里为三百六十步，两段相加为一十里三百又三步，而文中言一十里一百九十三步，可能是除去瓮城之外的长度。
1968年的宣城航拍，城濠和环城马路清晰可见
那么崇德门和金光门分别是古城的哪两座门呢？我认为崇德门应为古城的东门，而金光门则为南门。而城壕呢，由金光门绕新城至大溪，大溪指的是宛溪河，长八百九十四丈，唐制一丈为3.07米，换算成当代米数为2780.34米。深三丈，换成当今米数应为9.21米。可见工程的浩大。
由于城壕所经地区是丘陵，地势高差不一，所以壕内的水也是断断续续，西门至北门段（今西林菜市至东头湾）以及城东南角（今润华苑小区）由于地势较低，形成水面，而南门至西门段的壕沟由于地势高，是没有水流的。
南唐修建的宣城城壕在古代城防中曾起到过关键的作用，也见证了多次战争。
南宋建炎元年（1127）七月，吕好问以资政殿学士知宣州，面对金人入侵的严峻形势，吕好问上奏朝廷“乞支降见钱十数万贯”以修缮宣州城池，十一月工程动工，“既因旧址，分命其僚，鸠工饬材，以振颓靡。曾不淹岁，告成于朝，雉堞楼橹，耸然环峙。长河深堑，萦带乎四维，民始有赖以安焉。”（周紫芝《新城赋并叙》）
建炎三年（1129）李光知宣州，续有整修，不久，此城即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建炎四年（1130）四月，叛将戚方兵围宣城月余，却始终攻而不克，“当是时，江淮之间靡焉骚动，惟宣以城坚好，故不被兵。”（张孝祥《宣州修城记》）当时戚方叛军围城，进攻北门朝京门，为防止叛军占据北门外兴国寺唐代木塔居高临下窥探城内，李光命人纵火烧毁木塔，又指挥民众在城内阳坡山下凿井得惠泉，保障城内用水，故城得无虞。吕好问、李光修城之功，对于保厘安民功绩不小。
可是到了南宋末年，在蒙古军大兵压境的形势下，德祐五年（1275）三月，知府赵与可弃城逃跑，十二月，继任知府颜绍卿开城投降，元军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宣城，坚固的城墙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元末至正十年（1350），道童由工部尚书出任江东道廉访使，他将宁国路城城门八处，封闭三处，保留五处，定城门名称为：东曰阳德门、泰和门，南曰薰化门，西曰宝城门，北曰仰极门，这五门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至正十四年（1354），来自蕲州黄州的起义军攻至宁国路城下，道童依托坚城，设计抵御。次年（1355）。长枪军锁南班又来攻城，新任肃政廉访使周伯琦逃往杭州。长枪军攻陷宣城，大肆屠戮，推官刘耕孙、百户王翕、致仕礼部尚书汪泽民等不屈被杀。至正十七年（1357），徐达、常遇春率军进攻宁国路，总管杨仲英、都元帅朱亮祖等踞城坚守，“城小而坚，攻之久不下”，常遇春甚至被箭所伤。朱元璋大怒，亲自率兵至宣城，“命造作飞车，前编竹为重蔽，数道并进攻之。”（雷礼《皇明大政纪》卷一，《资治通鉴后编》卷一七七）朱亮祖孤军奋战，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总管杨仲英最终开城门请降。可见宁国路城之坚固。
整个明代，因宁国府城坚壕深，绝少战事。嘉靖三十四（1555）年九月，一股五十三人的倭寇骚扰了境内的旌德县、泾县、南陵三县，就转移到南京去了。九十年后，顺治元年（1645），知府朱元锡、知县俞璧率众投降清军统帅多铎，坚城深濠亦未发挥作用，相反山陬小县的泾县却在尹民兴领导下，坚守三月之久。
宋代以后，宣城城壕进行过多次疏浚。然而到了清朝中期，由于几百年不受兵灾，人口繁衍。沿护城河居住的居民多有违规搭建行为，致使城壕越变越窄，越变越浅，以至淤塞，尤以北门外尤甚。这样的后果是影响行洪安全。“北门吊桥濠梁盖建民居，竟等闤闠，致下游日壅，城中水积，泛溢为害”（《重浚北城濠水故道碑记》）。
宣州古城城墙下有七个水门，一个进水门，六个出水门，对应龟之七窍，同时也是城内泄水的孔道。城内最大的沟渠珍珠河出水口在西门和北门之间，因附近居民占据，河道变窄，下泄不畅，经常发生水患。乾隆十七年（1752），知县贵中孚组织疏浚，严禁侵占。可是刻石立碑也未能有效管制。乾隆以后，宣城人口继续繁衍，到嘉庆、道光年间，全县人口超过百万，北门外，东门外街巷纵横，商贾云集，早已发展为城市的一部分，靠近北门的城壕最终被淤平建房，留下“城河兴”这一地名。太平天国期间，清军与太平军在宣城进行了长达十一年的拉锯战争，城垣城壕破坏严重，到同治元年（1862）湘军收复宣城时，城内人烟稀少，蒿莱满地，城壕中也是布满尸体，满地蛆虫，由此引发瘟疫，以至几十年都不能恢复元气。
1926-1933年，是国民政府发展的黄金十年，芜屯公路建成通车。当时宣城县沿城壕外围修建了过境公路，即今天的陵西路、梅溪路、宛溪路（九州大道）等路段。并于西门外设置了汽车站，每天有开往芜湖、广德的汽车。
1938年1月-10月，国民军第二次收复宣城后，为阻止日军据守城池。县长胡钟吾组织军民分两次拆除了城墙，后经多次拆除，城砖被政府和居民利用建房，剩余的土城也渐渐侵蚀，如西门段就利用土城填补城壕。解放后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旧的城墙城壕的遗迹渐渐消失，时过境迁，宣州古城城墙保存下来的仅有鳌峰公园东侧和状元府小区北侧两小段土埂，城濠保存下来的也只有西门外大坝塘和市政府东侧景观塘这两处遗存了。
（作者系宣城市文物所副所长，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