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史人物，不要苛求，也不要溢美。在历史上有许多前后时期变化很大的人物。对于这些人物，我们应该谨慎地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还其本来之面貌。是其本来之是，非其本来之非。功就是真正的功，过就是真正的过。既不因功而掩盖其过，也不因过而抹煞其功。
青史凭谁定是非——陈文在郎溪的武装活动
桑盛庭 郑道真
微信版第1266期
五十六年前，郎溪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武装攻城”事件。这支攻城武装的首领就是大名鼎鼎的陈文。
陈文，郎溪毕桥人，一九O二年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家中有田七百余亩，瓦房数十间。幼年陈文就读于本镇私塾，后考入宣城省立第八中学学习。毕业后，为了谋求出路，托人介绍到涛城小学任教，一年后又回到毕桥。
陈文出山
陈文家处大路边，南来北往的人多。陈文本人似《水浒传》里的柴进式的人物，平时好仗义疏财，爱打抱不平，各阶层人士都广为结交。一九二五年，北洋军阀统治下的郎溪县境到处是一片混乱。这年的农历正月初八，有一股因混战而溃逃的武装路过毕桥镇，陈文便用家中衣物、钱钞，从零星溃军手里换得了五支长枪和两支短枪，把家中的青壮年雇工武装起来，看家护院。一九二六年农历二月初四，陈文率领着一支拥有十三支步枪的武装，在离毕桥不远的杨具山河口，一举击败了一股约有三十多人枪的溃兵。从此陈文小有名气，有人称他为“陈大胆”，致使后来小股溃兵，不敢轻易从毕桥经过，恣意抢掠群众的财物。陈文在地方上因此树立了威望。
此时，毕桥镇的警察局长卫光斗，因政权易帜，而被迫弃职逃走。镇上的富商、绅士和百姓为维护地方治安，保护各自的生命财产，以陈文家业大，势力强，名声高，而公推他出来组织“民众自卫团”，并由他出任团长。但陈文却想通过关系，谋取毕桥警察局长的职位。当时有定埠人周孝安了解到陈文的心理活动，便对陈文声称，自己在县政府里有可靠的人事关系，愿意从中帮忙，但必须要用钱。陈文对周非常感激，便给周很多“洋钱”，请他到县府代自己活动。周孝安是个骗子，当他把“洋钱”骗到手后，通过贿賂却为自己谋了个“毕桥警察局长”。陈文被周所骗，怀恨在心。
陈文像（1938年摄于高邮庐山照相馆）
一九二六年农历七月，周孝安被正式任命为毕桥镇警察局长。周到任之后，为了排挤陈文，便宣布重新成立“自卫团”，让自己的亲信何松成出任团长。不仅如此，周孝安还欲置陈文于死地，八月，周孝安联络一批孤群狗党如杜国文、何松成、胡宝和、张金全等地方实力派，具状向当时郎溪县政府告陈文“私藏军火，图谋不轨”，县政府不问青红皂白，便把陈文逮捕入狱，多次严刑毒打，逼供交枪。地方有群众同情陈文者，到县城联名具保，并将陈文家里的几枝破枪交出，因此，陈文获释。从此陈文对周孝安的怨仇更加深刻。
陈文手下人，此时在南湖干起了武装劫船的勾当。十月间，杜国文用木船装运粮食、木炭，贩往南京。当货船航行至南漪湖时，被崔少仙（外号崔傻子）一帮土匪拦劫。当崔率众匪徒上船时，认出杜是与陈文同住一镇的“老乡”，即当场给予放行，并向杜表示道歉。
杜国文不但不感激陈文，反而以此为口实，伙同何松成等再次具状到县府告陈文为匪，指挥手下人在南湖进行武装抢劫。县长粟伯龙当即派兵去南湖“剿匪”。政府军和崔少仙匪众在飞里新沟嘴相遇打了起来。由于双方实力相当，结果各自撤退。但是矛盾激化了，崔少仙等决心对杜国文等进行报复，便联合伍牙山的一股土匪武装，合计有一百多人，于农历十一月初三，围攻毕桥。经过一番战斗，缴了何松成自卫团的三支步枪，还烧了何松成、张祥和、杜国文三家的房子。把当年毕桥号称“八大家”富户的财物抢劫一空。此二股土匪武装，抢劫后在撤退路上分手时，因分赃不均，又相互打了起来，死了好几个人。
事前陈文不知道有此事件发生，枪声响起，他慌忙躲进了自己的一个佃户家中，待众匪徒走后，回家才发觉自己家中的财产没有遭劫，情知不妙，估计抢劫一案必然就要很快地株连自己，连忙前往南湖“避风”。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县政府便派兵到毕桥，捉拿陈文不着，就将其家产抄劫一空。
陈文此时有家难归，被逼“出山”公开与土匪“同流”。为了对抗当局，保存自己，陈文一到南湖便立即组织扩充武装。他带着三十余人到贡村、陶村一带活动，不久便发展到一百多人，自称为“天下第一军”基本队。由于陈文办事公道，对部下赏罚分明，参加者渐多。至一九二七年农历六月，陈文已拥兵五百余人，共分四个中队（营），一个团部。四个营长（中队长）分别由当时的著名匪首崔少仙、吴佩基、沙保庭和徐学圣四人担任，其中崔少仙是副团长兼营长。人数虽众，但只有步枪百余支，其余多是大刀、梭标。而大刀梭标队则是封建迷信的大刀会组织，打仗时，手持灵官结，口吞硃砂符，念念有词，似狂似疯。
陈文本人是青帮匪首孔庆魁之徒（编者注：①民国17年《兵寇秘录》，《郎溪古今》二十期。②范迪斋回忆录）。因此陈文所组织发展起来的这支武装，虽以农民为主体，但也吸收了不少社会上其它阶层人参加。因而他们之间的利害关系，思想倾向，道德观念，各不相同。他们一般不在本县内作案，但却经常去邻县抢劫。虽然如此，陈文在整顿军纪方面仍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在洪林桥时，其部属曾私自绑票勒索，因洪林士绅告发到陈文处，陈对为首者当众枪决，受到洪林乡绅的好评，而到国民党宣城县政府，一致保举陈文为洪林的“自卫团长”，陈文欣然受任。
虽然如此，国民党当局对陈文仍存有戒心。一九二八年三月初，国民党宣、郎、广三县当局，密谋“会剿”陈文。他们为了达到先削弱陈文的实力，而后再消灭之，便借口陈文所属吴佩基中队（五十余人）曾缴了国民党宣城县孙家埠自卫团和警察局的枪，纪律差等原因，由国民党郎溪县政府指示陈文，要陈文严加惩办吴中队。陈文对当局这一阴谋虽然有所察觉，但也许还要考虑到对国民党局应该有所表示，因此一面表示愿意出兵惩办吴中队，另一面也警惕吃国民党的亏。不久，陈文率武装前往孙家埠，直追到团山乡叶山村将吴中队消灭后，便及时转移，使国民党宣、郎、广三县当局的“预谋”落了空。
”
武装攻城
一九二七年秋，中共郎溪县特支建立后，积极开展活动。此时宜兴秋收暴动失利，中共宜兴县委派宜兴中学师范科学生葛琴、史济殷、范作禹（范迪斋）等三名共青团员来郎溪协助工作。他们来郎溪后，即与郎溪特支取得了联系。为了便于开展革命工作，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固定的职业作为掩护，因此决定创办建平公学。
一九二八年初，夏雨初、董小松、祁光华就创办建平公学，向国民党郎溪县政府教育局申请立案。当时周孝安已来城里任郎溪县教育局长，周不仅不予“批复”，而且还一再向国民党县长告密，说校内教师都是共产党，夏、董、祁是首脑。要求国民党县政府查封学校，逮捕有关人员。当时外界传说纷纷，风声鹤唳，一日数惊。因此，党组织研究决定：利用陈文与周孝安之间的私仇，设法与陈文取得联系，以便借助陈文的力量举行暴动，攻城捕杀周孝安。
夏雨初像
一九二八年农历三月十七日，夏雨初等派何光泉、陈玉禄夜奔毕桥与陈文联系。三月十九日，陈文应邀来到郎溪县城边。夏、董指派何光泉、陈玉禄、颜春喜去城边迎接，以共商破域之具体步骤。城里由建平公学及黄中侯、何德彬、路德标等人做内应。陈文一经动员即答应率部参加攻城。为稳妥起见，后又派史光华、吴懿君二位女教师再次与陈文联系攻城的具体日期。
一九二八年农历四月初七日，经过周密的步署，陈文按照约定日期，率领四个营武装计五百多人，一举攻进县城，逮捕了国民党郎溪县自卫团长，抓俘了教育局长周孝安。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陈文当即命令部下将周孝安打得半死，然后在其身上浇上煤油，用火将周活活烧死。
陈文武装进城后，开始时城内秩序非常混乱，到处抢劫财物。下午，经陈文和夏雨初在街上维持秩序，才稍有停止。此时，建平公学师生组织街头宣传队，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宣传内容是：揭露蒋介石反动派在郎溪统治的罪恶行径，打倒新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等等。
陈文武装进城数天之后，但国民党郎溪县政府的官吏及国民党郎溪县的武装所盘踞的钟鼓楼（现在的大操场公安局）仍没攻下。同时由于战斗中的疏忽，国民党郎溪县警察局长胡正田，在部分士绅的掩护下，由城墙利用绳子坠下逃抵芜湖，乞求芜湖县长代电省政府，派兵来郎溪“围剿”。而被包围龟缩在钟鼓楼里的国民党郎溪县长粟伯龙也施展手段，指派当时郎溪县商会会长李善武出面与陈文谈判，条件是：只要陈文下令不再攻打钟鼓楼，双方就可以和平解决，并委任陈文为郎溪县自卫团团长。
陈文见私仇已报，思想动摇，便想当国民党封的这个官——自卫团团长，遂即与夏雨初等人疏远，以致避而不见，还指示其部下去阻止共产党方面再作文字和口头宣传。这样陈文与党组织的关系就完全变了，夏雨初的话完全不听了。进城约五天后，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来电文取消对陈的通辑令，准许他改过自新。同时，又来一电，说已派两个营的部队前往郎溪剿匪，收复城池。此二电均被陈文先后收到。因此陈文悔恨交集，但他不是接受教训，幡然醒悟，反而说是被夏雨初等人迷惑，造成了大患，遂与夏雨初等人分道扬镳，要起冲突。夏雨初等人原计划占领郎溪后，动员陈文参加革命，再攻广德、宣城，然后向徽州一带进军。现在见陈文反目，计划落空，便先后撤离郎溪县城。
不几日，国民党调三十七军陈调元的队伍二个营，分别由杨xx营长率部由芜湖向郎溪进军。另一营由石逢山营长率部从宣城直奔郎溪而来。顿时，郎溪城内谣言四起，说什么陈文要买光城内所有的麻绳，把全城人民捆起来送往前线打仗。陈文知道后，立即召开了郎溪城内各界代表三十余人的会议。会上陈文说：“我自毕桥立伍以来，没有抢过乡亲父老和贫苦百姓的一财一物。如有我的部下有谁乱抢或乱杀百姓，你们告诉我，我将严惩。
会议结束后，当晚天未亮，陈文即率武装（已发展到七百多人）向十字、姚村出发，撤出了郎溪城。等到石、杨的两个营的人马到达郎溪城时，已扑了一空，未见到陈文的一兵一卒。（编者注：摘自县档案馆张国汉、范迪斋、刘润乾等人写的材料）
这就是曾所谓的“郎溪暴动”。共青团郎溪县委在《郎溪青运史上的里程碑》一文中所提到的范迪斋（即陈文进城事件的当事人）已有文在县档案局，这样评说：郎溪地方党委缺乏全面的分析研究，只是看到陈文与周有不可调和的仇恨，可以利用陈文武装拔掉周孝安，而没有向上级党委请示便轻举妄动，结果犯了严重错误。后来曾受到中共中央的批判，论定是“盲动主义”，曾刊载在当时的秘密刊物《马可福音》和《南无阿弥陀佛》上——这是伪装的封皮表面。
”
石营被歼
国民党军队的石逢山营长率部到达郎溪城后，又风闻陈文率部要去攻打宣城，于是便慌慌忙忙地带领所属的一营人，向宣城追击。陈文却在郎溪往宣城的必经路上——洪林
桥施展了一个小小的计谋：为了迷惑敌人，陈文叫部下买了几百顶耸笠帽，挂在离洪林桥不远的大道边的森林中，并用爆竹装在洋铁箱内，等石军进入射击圈内时，陈文立即命令点
响爆竹然后隐蔽。顿时“枪声”大作，石军立即产生了错觉，张惶失措，以为中了伏击。石逢山见状亦大惊，晕头转向，不问三七二十一，即令还击。石军官兵纷纷举枪“还击”。霎时间战火纷飞，直打到天黑，打到将挂在树林里的笠帽全部打光，打到听不见森林中还击的“枪声”。石逢山满以为这下将陈文的部队全部消灭了，于是就放心大胆地率部开进了洪林桥村里驻营。陈文趁石军在洪林桥村宿营时毫不防备之际，四面包围，突然袭击。一时枪声阵阵，喊杀连天。石军措手不及，死伤惨重，几乎全歼。石逢山本人也身受重伤，由剩下残军挽架着向宣城逃遁。
驻郎溪城内的杨营闻知石军在洪林桥被歼的消息后，胆颤心惊，立即悄悄从高淳方向撤回芜湖。陈文也乘胜将部队带到宣城水东茶花岭一带隐蔽。
错误选择
早在一九二七年冬，中共安徽省委成员之一的杨士彬去争取陈文，因某种原因没有联系上。与此同时，国民党宣城县县长潘庭干派阎寿松来改编陈文武装。陈文和阎寿松一见即合拍，随同前往国民党宣城县政府会谈，结果陈文同意受编为国军。后因此事遭到了安徽省政府主席（37军军长）陈调元的反对，陈文想当国民党的官的愿望才没能实现，只得率武装撤往鸦山。一九二八年四月，陈文武装进城后，陈文再一次想当国民党县长粟伯龙封给他的“郎溪县自卫团长”的官，却被国民党省政府的一纸“剿匪”的电文所打破。这充分说明陈文当时思想是倾向国民党，几次都妄想捞取一官半职。
《宣城地区党史资料》第三期（总第7期）周心抚同志所写的《二战时期我在皖南活动经历》一文中写道：……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间，王竟博（即尹宽）由中共中央派来安徽了解工作情况……大约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前后，王竟博调我去宣城，因宣城出了一批股匪，领袖叫陈文，约有七八百条枪，声势很大。王竟博调我去，担任宣城县委书记，实际是做这批股匪的工作，打算把他们争取过来，改编为红军……我……只是凭着勇气，置生死于度外而已。我到宣城孙家埠，找到江干臣……介绍认识姓谢的叔侄。……谢侄是陈文部下一个外勤人员，有符号。我即约谢侄陪我前往山里找陈文。·……到了山的深处一个高山叫茶花岭……乡亲说，就在这山的山下有陈团长的人，于是我就写了一封信，请乡亲代为送去，等了约一个多钟头，来了七八个人，个个都带了驳壳枪，大机头张开。我俩穿的都是单身褂裤，见他们来了就站起迎接，谢侄将符号出示，并说明我是随他来交朋友的。……即约我到其营部坐坐。到了营部谈到深夜……（我）并说我是共产党，共产党是主张打倒国民党、土豪、劣绅、地主，反对剥削压迫的……最后即劝他们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向他们解释红军是什么样的队伍。他们说：“你说的都很对，我们赞成，不过参加你们红军，这是受编，我们吃过亏，我赞成我们联络……参加你们办不到，我们人多，意见不一。”后我曾两次提出：“现已半夜，我回去不得，可否难为你留我暂住一宿。”他们都坚持不肯留宿。
这里陈文方面答复周心抚同志中提到的“吃过亏”，也许是指这年的四月与夏雨初等相处的事。陈文乐于同阎寿松一道去国民党宣城县政府谈判受编，而没有“我们人多，意见不一”的顾虑。而对共产党周心抚同志的答复是：“参加你们办不到，我们人多，意见不一。”时已半夜的深山中，对周心抚同志两次提出留宿皆给以干脆无情的回绝。这显然是陈文方面怕走漏消息，对自己不利，但这也可以看出他们当时对共产党的政治态度。
由于陈文错误的选择，没有跟共产党走。周心抚同志离开茶花岭二个月后，由国民党第九军张忠孚的一旅，再加上高淳、溧阳、广德、宣城等县的自卫团配合围剿陈文武装。
陈军终被击溃，损失甚重。陈文仅率七人取道广德，转入太湖。
结束语
陈文从一九二八年兵败出走郎溪，到一九三七年在江苏的扬州、高邮、金湖及安徽的天长等地再现，这期间的九年时间有关陈文的史料，我县及江苏省各有关县的史料单位基本上皆为空白，有待我们今后通力协作进一步挖掘征集。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二日由扬州市委党史办公室在扬州召开的《关于陈文史料讨论座谈会纪要》中曾指出：“到会同志经过讨论，认为对陈文前期的材料中家庭出身、学校影响等还要进一步作深入细致地了解。特别是对郎溪暴动及陈文在其中的身份应作进一步了解。”至于一九三七年后，陈文在江苏等地重新组织武装东山再起及一九三九年被杀害等情况，已由金湖、邗江、天长、高邮等县的史料单位著文刊出，不属本文撰写范围。
附录一
关于陈文进城回忆摘录
于十七年（民国）三月十九日夜，内应外合进了城，这时城内非常混乱，到处强取财物，至下午陈文和夏雨初在街上维持秩序，才稍停止乱……
在进城后，约有五天的时间，安徽省来了取消陈文通辑令的批示，准他改过自新。同时，又来一电，说已派部队两营前来剿匪，收复城池。（此二文）均被陈文收到，因此陈文惭悔交集，说是被夏雨初等人的迷惑，造成了大患，遂与他们分开，要起冲突。当时夏雨初、董小松、祁光华、戴绍基、程干成，黄干夫等都离郎外逃，陈文等也向南乡去了。
刘润乾
1960、6、2
（注：此文来自县档案局）
（本文原载《郎溪文史资料》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