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亮
微信版第1313期
《春秋传》解释春秋记事有三种“异辞”，即“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异辞”。诚如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心中也有一千个胡适。陶希圣先生说：“援引胡适之先生做朋友，与攻击胡适之先生为敌人，两方面都有不少人在那里。”这话可以再补充一句，“既不是胡适之先生的朋友也不是胡适之先生的敌人，这方面也有不少人在那里。”总而言之，关于胡适，关于他的思想、学问、为人、处世种种，有许多故事。这里，选取名人回忆中的胡适，以飨读者。
谈学论道
邓广铭：我读北大的第四年，选了适之先生开的“传记文学习作”，因为我想写南宋思想家陈亮的传。课上，适之先生教授的都是大问题，如怎样收集材料等。他曾告诉我们要会剪裁，说美国做衣服的店铺里最要紧的就是剪裁师。他说，你拿到了料子就等于拿到了人物传记的资料，但你不会剪裁就不行。他教的方法，让我很有启发。陈亮的材料比较少，但我从1935年动手，到1936年就写了大约十二万字。适之先生看了，吃了一惊，给了我95分，还说“这是一本可读的新传记”。虽然论文还有不足，却因为它，在毕业后，适之先生把我留在了北大。
周作人：我与适之先生有过三回卖稿的交涉，都是翻译。头两回是《现代小说译丛》和《日本现代小说集》，大概是在1921年。第三回是一册《希腊拟曲》，十二篇译文虽只是戋戋小册，实在却是我的很严重的工作。我平常也曾翻译些文章过，但是没有像这回费力费时光。在这中间，我时时发生恐慌，深有“黄胖磉年糕出力不讨好”之惧。如没有适之先生的激厉，十之八九是中途搁了笔了。这也是我在那时的唯一希腊译品，一共只有四万字。我把稿子卖给了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编译委员会，得了千字十元的报酬，实在是我得的最高的价了。这四百元稿费，对我有极大的好处。我用它在西郊的板井村买了一块地。后来，次女若子，侄儿丰二，还有先母鲁老太太，都安息在那里。我的力气总算不是白花了，这是我所觉得深可庆幸的事情。
苏雪林：适之先生翻译了哈特的一篇小说，叫《米格尔》，是说一个女子不负旧盟，愿意终身伺候残废丈夫的故事。我在《生活》周刊上作文赞美，以为此类文章对于江河日下的世风大有挽转功效。适之先生又翻译了一篇性质相类的小说，还在小序中提到了我的名字——“我上次译了哈特的小说《米格尔》，苏雪林女士在《生活》周刊上曾作文介绍，说我们应该多翻译这一类健全的、鼓舞人生向上的文学作品。苏女士的这个意思我完全赞同。所以我这回译这一篇我生平最爱读的小说。”适之先生这篇“生平最爱读的小说”即是哈特的《扑克坦赶出的人》。
顾学颉：大约是在1931年，我在武汉念书。一天，学校贴出通知叫我们到大礼堂听演讲，演讲者有两位，一位是大名鼎鼎的适之先生，一位是地质科学家李四光。适之先生一副潇洒儒雅的神态，他主要讲了古人的两个成语——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他说，这两句话是合乎科学的，为什么“流水”才“不腐”，“户枢”才“不蠹”，我们今天应该用科学的眼光、科学的方法去分析、研究，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而不要盲目地信从古人或者怀疑古人。最后，他说：“我当着李四光先生这位科学家讲科学，有点像在孔夫子门前卖四书一样。”
李 济：一次，我研究殷墟出土的一个石头人像，是跪坐的姿态，同日本人在家跪坐的姿态一样。当时，我很吃惊，商朝时代的人跪坐的姿态怎么会跟今天日本人在塌塌米上跪坐的姿态一样呢？这引起我很大的兴趣。适之先生对殷墟的古物向来很有兴趣，我就跟他说起了石头人像。他说，你最好去看看朱文公集，朱子集内说，南宋时成都尚保有汉时的文翁像，是席地跪坐的。我后来查实，的确如此，并写了一篇叫《跪坐蹲居与箕踞》的论文。可见，适之先生读书治学不但认真，且记性惊人。
陶希圣：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著作，多少年来只出了上册。1936年，我在北平，曾经看到他的第二册的稿子。这一册是谈两汉的思想。他对我说：“第三册是中古思想史，先要把佛家思想弄清楚。我正在请教汤锡予先生。这一关没有打通，中古的思想史就写不下去。”当时，他为了一个神会和尚的思想已经下了很大功夫。适之先生舞文弄墨，著作等身。一般人都认为他文思敏捷，笔如泉涌，但他自己不这样看。他说：“我写文字，不论是中文英文，都很迟钝。人家见我著作在三百万字以上，总以为我的文思敏锐，下笔千字。其实我的长处正在于‘文思迟钝’，我从不作一篇不用气力的文字。”
冰 心：我和适之先生没有个人的接触，也没有通过信函，但作为“五四”时代的大学生，适之先生是我们敬仰的“一代大师”。那时，我们都读适之先生的作品，研究、欣赏，同时也开始白话写作。1989年香港出版的英文《译丛》32期上有“冰心专号”一栏，里面提到了适之先生关于我的作品的评价：“（当时）大多数的白话文作家都在探索一种适合于这种新的语言形式的风格，但他们当中很多人的文字十分粗糙，有些甚至十分鄙俗。但冰心女士曾经受过中国历史上伟大诗人的作品的熏陶，具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因此她给这一新形式带来了一种柔美和优雅，既清新，又直接。不仅如此，她还继承了中国传统对自然的热爱，并在她写作技巧上善于利用形象，因此使她的风格既朴实无华又优美高雅。”
张爱玲：1954年秋，我在香港寄了一本《秧歌》给适之先生，另外写了一封信，大致是说希望这本书有点像他评《海上花》的“平淡而近自然”。后来，适之先生给我回了信，认为我在“接近平淡而近自然”方面已经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信中，适之先生提到，“书中160页‘他爹今年八十了，我都八十一了’，与205页的‘六十八喽’相差太远，似是小误。”适之先生读书的仔细，可见一斑。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160页谭大娘自称八十一岁，205页又说她六十八岁，那是因为她向兵士哀告的时候信口胡说，也就像叫花子总是说“家里有八十岁老娘”一样。
接人待物
何兹全：那个时候，适之先生住在地安门米粮库。每个星期，他都会拿出一个星期日的上午在家接待学生，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可以谈，他都尽力解答。我到过他家，问什么问题已经记不起来了，主要还是好奇，凑个热闹。我认为适之先生这个办法很好，后来我在北师大教书，想学习他的做法，即每个学期安排一个固定时间接见学生，借以接近学生、了解学生。但始终没有做到，这里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相比之下，我就更加佩服适之先生了，他的这种精神、这种毅力，很了不起。
黎东方：一天，我去南港，为了送一部《细说清朝》给适之先生指正。他的秘书王志维先生告诉我，说适之先生已经预约了《细说清朝》。我听到这消息，很感动。当时，适之先生正在养病，但他还是注意着我们，而且加以鼓励。我到了福州路，对适之先生说：“我应该赠送您一部，不敢劳您破费预约。”适之先生说：“你送我一部，更好。我留下你签名送我的，把预约的那一部转送中央研究院。”
胡颂平：有一段时间，适之先生几度大病之后，医生一再警告不能多见客人。我也想过不少限制见客时间的办法，但都不曾实行。适之先生说：“人家远道来看我，你对客人说我不能接见的理由，要说多少话，要费多少时间，人家还是不高兴地回去；不如由我自己来接见。我可以很快的送客。你要知道，说一个‘不’字很困难，说一个‘是’字就很容易了。”客人来时，我总是设法私下先提醒客人，不要谈太久，最好不要超过5分钟。客人出来时，也总是私下告诉我，他早想告辞了，可是适之先生谈得很起劲，中途不好意思站起来。适之先生从不冷待客人，主要的事情谈好了，还会谈别的话题，不让主客之间有个间断的静默。
阮毅成：1961年8月，我们在阳明山举行一个会议，适之先生抱病参加。陈兼院长致辞后，许多人都劝他先行退席，回去休息。因为接着是王云五先生作报告，适之先生十分踌躇，意思是说，老师要作报告，学生不该不听。王云五先生说：“老师特准请假，你赶快走吧！”适之先生这才退席。适之先生对王云五先生的尊敬，我曾多次看到，这一次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虽然王云五先生只比适之先生大三岁，但适之先生终身都是以弟子自居，谦恭待之。
余序洋：一天，我读到陈存仁的《津津有味谭》，里面有一篇关于糖尿病中医疗法的长文，说及适之先生也曾患过糖尿病，让上海一位中医治愈，并开有药方，还列药名和份量作证，言之凿凿，让人十分相信。我很小就患了糖尿病，久治不愈，于是很想探究个中是非。可是不知适之先生的通讯，一时无法联系。后来，适之先生到中央研究院当了院长。我迫不及待写信咨询。一开始，也没希望适之先生能够回信，毕竟他是个大人物，工作忙，应酬多。不料，过了几天，我收到了回信，一共六张中研院的便条纸。当我读完信时，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感激。想不到适之先生竟是这样一个谦和、真挚而热忱的人。不瞒你们说，我那时还是一个学生呢！
乐善好施
周汝昌：我在燕京大学期间，写了一篇论文，里面提出对曹雪芹生卒的新考订。适之先生读了，非常高兴，主动写信给我。就这样，我与他有了联系。当时，我决意对曹雪芹的家世生平作一番研索的功夫，于是冒昧地向适之先生借阅他的珍藏本《甲戌本》。这可是一个不知轻重的不情之请。要知道，那是罕见的孤本秘籍。况且，适之先生对我也还不了解。不想，没过多久，适之先生就托孙楷第先生递与我一包书。那包书是报纸裹着的，浓红的朱笔写着我的姓名与住址，里面竟是《甲戌本》。在给我的信中，适之先生曾经表示：“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杨步伟：我的祖父杨仁山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居士佛学家。适之先生虽然不信佛学，可是他研究佛学，而且非常敬佩我的祖父。他和我祖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研究学问，又不是迷信者。大约是在1946年至1947年之间，适之先生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发现有我祖父的全套著作，他还特意通过长途电话告诉了我。
刘修业：我在图书馆工作期间，接触了不少明人文集和明末清初地方志，就开始对《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生平及其著作做研究。后来，写了《吴承恩简谱》《吴承恩交游考》《吴承恩论著杂事考》等稿子。因为与适之先生有过联系，便把几个稿子寄去给他审阅。适之先生很细心地加以审阅，并提议将稿子合成一集，单行出版，书名取作《吴承恩事迹交游考证》。1946年6月，适之先生从美国回国，将我的稿子带回国内，交给研究小说的专家孙楷第先生审阅。孙先生也认为这是比较有质量的考证之作，并代撰一篇序文，由适之先生介绍交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胡匡九：我们一家到台湾的时候，父亲在内地生死不明，母亲带着四个孩子举步维艰。听母亲说，适之先生是父亲的远亲，知了我们的处境，还特意过来探望过。我中学毕业后，考取美国留学，但是需要1000美元保证金。当时，这笔款对于一般家庭都是大数，我们家更是。母亲几经踌躇，向适之先生相借。原本不抱希望，毕竟久没通讯。喜出望外的是，适之先生寄来了款，让我绝处逢生。我后来才知道，适之先生那时也不宽裕，幸好是拿到了一笔稿费。有了这笔保证金，母亲又变卖了仅有的小屋，凑齐船费和零用，让我去了纽约。多年来，我都感念适之先生的恩德，是他改变了我的一生。我无以为报，只有记取他的言行为我的模范，尽我所能地去帮助年轻学子，让他们也有机会成才，做对社会、国家有用的人。
袁 瓞：我也就是一个做芝麻饼的，居然跟适之先生有关联，实在是我的荣幸。一次，我去拜访适之先生。他说小时候最喜欢和同村的小伙伴一起在池塘里游泳，留学康乃尔大学时，也还是喜欢游泳，只是鼻子里长了一个小瘤。我当时听了，就告诉他，说我的鼻孔里也长了一个小瘤，恐怕是鼻癌。适之先生一惊，忙问我为什么不治。我说，听说台大医院新到了一批钴十六作放射用，可治癌症，可是太贵，诊治不起。适之先生便对我说：“台大医院院长是我的朋友，你去治疗，一切费用由我承担。”一边说着，一边准备写信。后来，我拿着适之先生的亲笔信，到台大医院访了高天成院长，所幸是一场虚惊。不过，适之先生的这份恩情，我永生难忘。
赵纫兰：守常牺牲后，家里就更难了。我写信给适之先生，希望他与学校当局交涉，看能不能增发若干元为好；本来学校每月只发五十元，且不能照月发给。家庭本来没有进项，专靠此项度日实在不够；还有，此五十元薪水不知发给若干时日，可否在时间上多延长一些。这些事，我都请适之先生费心办办。因为适之先生从前与守常是好朋友，故敢这样的求他。后面，适之先生、蒋梦麟校长，还有好多守常的北大同仁给了很多关照，实在情深义重。
道德操守
千家驹：适之先生在北平办了《独立评论》，他向我约稿。我给他写过两篇稿子，署名为“一之”。当时，《独立评论》上的作者多为名流学者，如丁文江、翁文灏、蒋廷黻等。如果能够在《独立评论》上露面，大有一登龙门身价十倍之感。但我不愿意署真名，因为适之先生在进步青年当中是“臭名昭彰”的，正所谓“名满天下，毁满天下”。适之先生虽然知道我不愿意署真名的原因，但不强我所难。对我的稿子，他不改动一字，表示“文责自负”。这种精神，我认为是应当提倡的。
蒋廷黻：适之先生编《独立评论》的时候，坚持不得有不署名的社论。他要求每一位编辑委员，无论写什么都要署名。他认为不署名是不对的，因为不会有两个人对一个问题的想法是完全相似的。假如意见相同，也只是在一般的趋向，而不是在每一个观点或在每一个细节。适之先生说，一个杂志只有说明什么人对每一期发表的主要评论负责任，才算是对读者忠实。
刘 锴：我在华盛顿时，一位美国朋友说：“近代各国派驻美国的大使，得到美国朝野之敬重的，大概只有英国大使Lord Bryce可以和胡适博士媲美。”我认为，作为大使的胡适，绝不是一般只讲究外交辞令和外交礼仪的职业外交官所能望其项背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轰炸珍珠港。当天，我们办宣传的人，撰写新闻稿都引用了适之先生不久以前的一篇演讲里预言美日战争不可避免的话。适之先生看了大不以为然，说：“这一段要不得！人家正在被敌人侵犯之时，不要自夸我们有先见之明，不要说‘I told you so’这样使人难堪的话。”这不仅证明适之先生的远见，更可以看出他的厚道与顾全大局。
叶 曙：早在1922年，适之先生的名字就进入了我的脑海，那时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我听过适之先生的几次演说。他的演说非常动人，声音抑扬顿挫，姿势昂首扬臂。我后来才知道适之先生每次发表演说，必定预演数次，而且他有振臂疾呼的习惯。有一年，他背上长了一个皮脂腺囊肿，我们外科医师为他切除，标本还是我检查的。经过检查，证明为良性。就在尚未拆线的时候，他要在预定日期发表演说，不愿延期。演说时，照例挥舞右臂，不料用力过猛，致使缝线断裂，创口裂开，不得不再缝一次，又耽误了一个星期才愈合。
叶公超：我的印象中，适之先生是一个最容易起劲的人，因此不免常常遭到人家的批评，但他从未因而退却。几十年来的唯一动机，是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迎头赶上西洋的进步，而且无时无处不反映着他的爱国热情。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在外国做寓公的想法或计划。一次，我和他在纽约同席，主人是一位美国知名的学者。席间，有一位久居国外且无意回国的教授，适之先生在席上用中国话对那位教授说：“我劝你还是回国去，至少休假回去住一年半载。你要晓得，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是最痛苦的。”其实，那位教授大概也不会听他的话。但适之先生诚恳的表情和沉重的语调，我至今记得。
逸闻趣事
季羡林：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份不同，社会地位悬殊，但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那个时候，我们都在北大，他是校长，我是系主任。他那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窄狭简陋的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一次，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让大伙开开眼界，他把画带到了教授会，并铺在一张极大的桌上。正当众人啧啧称奇时，适之先生忽然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作纳入袖中状。顿时，满堂欢笑，喜气洋洋。
梁实秋：适之先生不以书法名，但是求他写字的人很多，他也喜欢为别人写。他做中国公学校长的时候，我每次去见他都看到学生里三层外三层地密密围绕着。学生要他写字，都会自己备好纸、研好墨。适之先生还没到，桌上已按次序排好了一卷一卷的宣纸，一盘一盘的墨汁。适之先生进屋之后就伸胳膊挽袖子，挥毫落纸如云烟，还要一面与人寒暄，大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势。适之先生的字如其人，清癯削瘦，而且相当工正，从来不肯做行草，一撇一捺都拖得很细很长，好像是伸胳膊伸腿的样子，不像瘦金体，虽然没有那一分劲逸之气，可是不俗。
那廉君：有一阵子，适之先生住在南京。白天的时间大部分用在开会和见客上。他所要做的事情，也就只能是在晚上。照顾适之先生的一位姓裴的工友，在半夜里准备好“茶叶蛋”以后也去睡了，整个大楼就只剩下他一个人还在灯下不停地工作。从深夜到凌晨两三点，几乎每天都是如此。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对他的健康感到忧虑。
沈亦云：当时，适之先生在上海，住朋友家，与我家很近。我们沈家有三女一子，都受过新式教育。其中，二妹性仁嫁给了社会学家陶孟和，而孟和与适之先生过从甚密。那段时间，适之先生来看孟和，我们经常见到他。一次，他引了明朝吕坤的话说：“为民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很郑重，且在拍纸上写下吕坤的名字来。那时他正在考证《水经注》，要替戴东原辩冤，所以这样说。
胡健中：我在1919年就知道胡适这个名字，但同他见面是在1937年。那是卢沟桥事变之前，当局邀请全国各界学者名流到庐山集思广益，共商国是。会上，我正好与适之先生坐在一起。他在会中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话，我便即席写了一首诗给他：“溽暑匡庐盛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词又一回。” 胡适当仁不让，随手涂了一首白话诗回赠：“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蝉儿不鸣夏？哪有蛤蟆不夜鸣？哪有先生不说话？”
罗尔纲：1934年夏，胡师母和胡祖望坐汽车上街。没多久，胡师母回来，气冲冲地跟我说：“罗先生，你看，祖望竟这样：汽车给出殡仪仗队挡着了，要停车，他就生气说，‘妈，你死了就埋，绝不摆仪仗队阻碍交通’。”胡师母气极了，我从中调解也不管用。心想，今天这个和睦的家庭，怕是要起风波了。到了中午，适之先生回来，胡师母就把祖望的事告诉了他。适之先生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呢？我在焦急。大约过五分钟，适之先生说：“我要写个遗嘱，到我死后把尸体送给协和医院做解剖用。”胡师母听了，发了一个怔，她希望适之先生好好教训儿子，没想到适之先生竟说了这么一句出乎意料的话。胡师母的脸气变了，但很快又恢复了常态。因为她的强忍，一场家庭风波，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作者系广东省中山市作协会员，文史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