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理
微信版第1344期
江泽涵院士（1902.10.6—1994.3.29），安徽省旌德县人。北京大学数学系与数学研究所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杰出的数学家和教育家、中国拓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国数学会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1983年任中国数学会名誉理事长。
江泽涵三次回家乡江村
江泽涵的家乡旌德县江村是一座建村历史达1300余年的古老村庄。它南靠黄山东麓，紧邻徽州，地处徽文化的核心区。村庄四面青山，山上树木郁郁葱葱。两溪环村，溪水清澈见底。村口有一个由江氏族人人工挖掘而成的面积达几十亩的人工湖——聚秀湖。狮山、象山矗立在聚秀湖的南、北面，形成了“江村八景”之一的“狮象把门”。村庄正东面，金鳌山傲然屹立，主峰如鹤立鸡群般在群峰中一峰独耸，居高临下，傲视一览众小山峰，远眺黄山天都峰。主峰两侧的群峰层次分明，均匀对称，金鳌山山体浑厚饱满，雄伟壮观。
南北朝文学家、宣城太守江淹五世孙江韶遍游皖南山水时发现黄山东脉金鳌山下是一块风水宝地，就此在金鳌山下定居，形成了济阳江氏金鳌派。经过千余年的繁衍和发展，明清时期，济阳江氏金鳌派家族进入鼎盛时期，据《济阳江氏金鳌派宗谱》记载“咸丰初，男女八万口，官、商在外者不与”。村内祠堂遍布，牌坊林立，明清时期所建的老宅鳞次栉比，长达十几公里的石板路纵横交错。
江氏族人因仕因贾发达以后，纷纷回家乡投资兴业，办学兴教。清咸丰年间，江村建有江村书屋、桐竹居、松筠书屋、鳌峰书屋、传泰堂……等29间书舍。明清两朝，从江村走出的进士就有11名。明代父子进士江汉、江文敏，清代同科进士江希曾、江联蓉都是江氏家族耕读传家遗风中的美谈。抗日战争时期，安徽省立宁属六县联立中学迁往江村，吸引了沦陷区大批学子前来求学，抗战八年，从该校毕业的学生达8000人之多。1938年8月，江泽涵回江村时，曾经为该校学生举办过数学专题讲座。
江泽涵晚年在回忆录里写到自己的家乡、童年：“我在桌前读书时，推窗望出去，就是秀逸的青山，山峦青翠。长日里我对着书，山对着我。……长成时立志读书报国，但眼前仍能浮现出那片青山，从我窗口看出去的那片青山。”江泽涵自从青年留学美国时立志“期以五十年，一定要使中国也跻身于国际现代数学之林”，就把自己的毕生心血奉献给了祖国的数学事业，家乡江村、家乡的青山只能成为脑海里永恒的眷念。在以后很长的岁月里，他总共只在1927年参加出国留学考试后、“七七”事变后、和1979年9月三次回到家乡，再临童年记忆里的青山，了却心中永驻的挥之不去的思乡之情。
1927年清华大学向社会宣布该年留美专科生考送计划，总共四名。英文两名，数学、化学各一名。江泽涵以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生资格报名参加考试。当年考试的考场设在上海交通大学，考务工作由清华大学派人主持，时间在暑假初。全国各地的应试学生云集至此，角逐寥寥四个名额，竞争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江泽涵参加考试结束以后，从上海回到家乡江村，利用这难得的空闲时间与父母、家人团聚，走亲访友。不久，清华大学在上海的报纸上公布考试结果，江泽涵名字赫然名列榜上，胡适先生当时正在上海，他在第一时间里用最快的途径把这一天大的好消息传至江村。消息传开，亲友们纷纷上门祝贺，一时家中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一位老学究对着乡亲们大声赞扬“这要还是在清朝，就是高中状元了”。南开大学向江泽涵邮发了捷报，表示祝贺。今天我们走进旌德县江村“江泽涵故居”，在房屋上堂的屏风门板的右上角，依稀可见当年所贴捷报的遗迹，“捷报”“转咨留学”字样至今清晰可见，是一份宝贵的历史见证。
江泽涵夫妇（摄于1982年10月）
“七七”事变后，江泽涵一家匆忙逃离北平，一路辗转，在中秋节之前，回到家乡江村，与父母、姐妹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十分难得的中秋团圆节。这是江泽涵1927年回江村小住、时隔十年后第一次携全家回到家乡江村。原打算为了躲避战火在家乡江村多住一段时间。随身携带的两部拓扑学专著，可以在尚未受到战火纷扰的、宁静的乡村继续潜心研究拓扑学。9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聘请江泽涵为临时大学算学系教授会主席。10月，江泽涵奉召赴任，只得把长子、三子留在江村，托付给父母和姐姐照料，携夫人、次子匆忙赶赴长沙，11月1日开始授课。
不久，武汉沦陷，长沙受到威胁，他们又随学校于1938年春节期间一起南下，经广州、香港，而后乘船赴越南海防，再乘火车抵达昆明。4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仍聘请江泽涵为算学系教授会主席（次年6月改称系主任），5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恢复教学秩序，正常上课，江泽涵全身心地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恢复教学秩序工作中。暑假后，才又赶回江村接长子、次子回到昆明。1938年底，父亲去世。时隔两年后，母亲又离世。昆明与江村山高路远，此时的祖国大地上又是战火纷飞，交通断阻，江泽涵只能是强忍内心的悲痛，委托姐姐料理二老后事，自己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努力工作。
1979年9月，全国第一次拓扑学学术会议在芜湖市安徽师范大学召开，江泽涵亲自出席并主持会议开幕式。其后，赴旌德县参加安徽省数学会1979年年会。在旌德期间，江泽涵与旌德县领导进行了亲切地会见，听取了县领导对家乡情况的汇报。其后，与“人民数学家”吴文俊等参加旌德县“数学家与我县三好学生代表座谈会”、与旌德中学教师合影留念。15日，在旌德县有关部门人员的陪同下，与夫人一同驱车驰往江村。一路上江泽涵默默无语，两眼湿润，看似平静的表面难掩内心的激动之情，这是他1938年离乡返滇41年后、新中国成立整30年后再回故乡。
江泽涵在旌德县参加三好生代表座谈会（摄于1979年9月，左手边是吴文俊）
到达江村故居，姐姐早已在家中等待，一见面，两位八旬老人紧紧拉住双手，热泪盈眶，久久说不出话来。中午，江泽涵在故居姐姐家中，与亲戚等共进午餐。饭前他反复打招呼“吃饭要简单，不要浪费”。饭间，他不停地问“这是谁？是哪家的？”下午，江泽涵夫妇与家人合影留念，摄影师安排他坐在中间位置，江泽涵让姐姐坐在中间，一再说“姐姐最辛苦”，江泽涵与夫人分左右拥簇着姐姐与亲戚合影。16日，江泽涵在家人的陪同下，在村里浏览，追寻童年往事。一路上，他踏访了祖居老宅“悦心堂”、江氏宗祠、江村老街、江村小学、孝友堂等。孝友堂（又叫孝子祠）前，他驻步停留，两年前的一桩往事引起了他的回忆。
1977年，江村的一位老中医写信给江泽涵，反映当时作为村大队部的孝友堂要拆除另建。老中医认为，孝友堂是一幢明代建筑，具历史文物意义，应该保存保护。江泽涵认为老中医的意见是对的，亲笔致信一封给当时的旌德县长。在县长的干预下，这幢明代建筑得以保留至今。现已成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7日上午，江泽涵离开江村。分别时，他再次拉住姐姐的手，声音哽咽，对姐姐说“我要走了”。
我与舅公江泽涵的二三事
江泽涵是我国早期留学美国、接受西方现代教育、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的科学大家之一。但他从小生活在中国的乡村，父亲常年在外经商，童年时期是在大他两岁的姐姐、大他整一属的堂姐江冬秀的陪伴呵护下、在母亲的辛勤培育下长大的。童年时期的私塾启蒙，乡村里的耳濡目染，使得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在他的心中根深蒂固。正如他晚年的回忆中所说：“我入学自经书开始，佐以闲书小说，后来读科学书，我生活在地方、风气、民俗之中，这一切汇成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我深深的爱这一切……”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自从江泽涵青年时立志科学救国，而后专攻数学，他就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的数学发展事业，难得有时间陪伴父母，侍奉双亲。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里，父母先后离世，而他远在昆明，没有办法赶回家乡为二老送终。他在内心里总是常存内疚，认为自己是家庭中的唯一男孩，没有尽到一个儿子应尽的孝敬义务，而这一切都是姐姐替代他尽职完成的。他经常说“姐姐太辛苦了”，在以后的岁月里，江泽涵给予姐姐一家以极大的关心和照顾。
江泽涵的姐姐是我的祖母，我父亲是江泽涵的亲外甥，我们这一辈称江泽涵为舅公。我的父亲是祖母的唯一子女，年轻时一直跟着舅舅读书，参加工作时在祖母的一再催促下，回家乡在旌德中学（当时是初级中学）当物理教师，后来徽州地区在歙县创办高级中学，调父亲至歙县高中担任物理教师。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不幸去世。
笔者夫妇与江泽涵夫妇合影（摄于1983年10月，北京大学校园内燕南园寓所旁）
父亲是家中的顶梁柱，父亲离我们而去，我们一家人真是感觉到天塌下来了，母亲带着我们尚在童幼年龄的姐弟仨加上祖母，一家五口仅靠母亲当小学教师的微薄工资度日，生活真是艰辛无比。最困难的时刻，舅公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主动提出承担祖母生活的全部费用，按时给祖母邮寄生活费。以后我母亲生病时资助医疗费用、我姐姐上中学时资助住宿生活费等。在我们一家生活最困难的日子里，有了舅公的接济，我们才度过难关，姐弟仨才能够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顽强地逐渐成长。
我们姐弟仨长大成人、参加工作后，曾写信给舅公提出：我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各自都有了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应该由我们承担祖母的生活费。舅公回信表示：只要我在世，祖母的生活费用还是由我承担。1983年，祖母去世，舅公还邮寄200元补贴丧葬费用。
印象最深刻的事是我第一次给舅公江泽涵写信。那是在1967年，我还是一个在江村小学读书的四年级学生。当时正值“文革”初期，能拥有一枚毛主席纪念章，是可以在同学之间炫耀的珍贵之物。一次，我与一个同学为争夺纪念章发生了纠纷。祖母知道后，批评我不该与同学吵闹。而后让我写信给舅公讨要纪念章。
时隔不久，收到舅公的亲笔回信和邮寄来的物品。舅公在回信中表扬我“字写得工整，意思表达得清楚”，鼓励我以后要好好学习，不断取得进步。寄来的物品中有纪念章、“老三篇”、还有当时在偏僻乡村学校难得一见的带橡皮头的铅笔、彩色橡皮，精致的卷笔刀等。时隔五十多年，至今还记得寄来的卷笔刀的背面有一面小镜子，在当时真是稀罕之物。祖母真是大度，让我拿一枚纪念章送给与我发生纠纷的同学，叮嘱我们以后要团结友爱，不允许再吵闹。
从此，我与舅公江泽涵保持了20多年的书信往来。还记得在高中读书期间，同学们都在练习一种字体，我大概对书法悟性比较差，字体未练成，反把原来写的还算工整的字写得潦草难认，舅公在回信中批评我“字写得有点怪”“字写得不好不要紧，但一定要工整、清晰”。舅公的教诲，我终身难忘。
1977年7月9日清晨，我正在离家不远的一座小山头的地里除草，突然间，村子里的高音喇叭里传出舅公江泽涵的名字，我情不自禁地放下了手中的锄头，坐在乱草堆上，认真听完这篇新闻广播稿全文。
1971年，美国数学家布朗的拓扑学专著《莱夫谢茨不动点定理》出版，书中前四章是准备知识，后两章就是介绍以江泽涵为首的“拓扑学新的中国学派”对不动点类理论的研究成果。1973年4月，江泽涵收到陈省身从美国给他寄来的这本专著。1975年春，江泽涵自感已年过七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有责任抓紧时间，把不动点类理论的研究成果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由我们中国人写成一部专著。当时还是文革后期，他只能利用早晚时间和节假日期间写作，他克服了年老眼花，身体差的种种困难，历尽千辛万苦，克服万苦千辛，终于在1976年11月完成了《不动点类理论》这部科学巨著上册的初稿。当时文革余毒未尽，专业出版社心有余悸，不敢出版这类纯学术的书籍。江泽涵自费请人刻钢板油印了100本，分送给同事、学生、及一些学术单位。一本展示国际前沿研究水平的科学巨著，只能以如此简陋的版本问世，不能不说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一位分管科学技术的领导同志知道了江泽涵艰苦著书难以出版的感人事迹，指示中国科学出版社向江泽涵正式约稿，并要求舆论宣传部门宣传他的事迹。因此，新华社记者对江泽涵进行了专访。197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新华社记者采访江泽涵后写的新闻报道《坚持不懈攀登高峰》，赞扬江泽涵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为祖国科学事业奋力攀登的事迹。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早间“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发全文。
1977年恢复高考，受舅公江泽涵感人事迹的影响，我报考时填报的第一志愿就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真是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我是在文革期间的一所农村中学高中毕业的，囿于当时的环境条件，高中的理化课程基本没学过，考试时理化基本是交白卷。但十分幸运的是，大概其他几科考试成绩还不错，我被徽州师范专科学校物理系录取了！
江泽涵晚年写给笔者的信件
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我赶紧给舅公写了一封信，告诉了自己的情况，很快舅公回信，赞扬我“不容易”，随信还给我寄来了一本有他亲笔签字的小册子“科学家谈数理化”，小册子里面收录有一幅江泽涵出席北京“科学家与青少年科学爱好者见面会”的照片。入学报到不久，又一次给舅公江泽涵写信，索要一套大学数学的教材。
1977年的高考工作，是在匆忙中进行的，许多学校在新生入学以后，教材都没有到位，教材奇缺，是当时各校的一个普遍现象。我校使用的大学数学教材是由樊映川编著的《数学分析》教本，只有数学课任老师有，学生们使用的都是手刻钢板油印本。那时的我年轻单纯，考虑问题简单，心想数学家弄一套数学教材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后来才了解到舅公为了给我寄教材，也是费尽周折，想方设法，最后还是在他在清华大学工作的二儿子那里给我找到了这套教材寄给我。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仍很好地留存着这套书，它是舅公江泽涵留给我的永久的纪念！
参考资料：
《数学泰斗世代宗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第一版。
（作者系原旌德县政协副主席、宣城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