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波供稿 翟光新整理
微信版第1357期
我是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第十六期毕业生，在校期间，先后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和国民党。毕业后分配在陆军第十预备师二十八团做政治工作，从连队到师部，从见习官到少校，曾转战皖南、浙东、赣南、湘西、湘北，并亲自参加了著名的第二次湘北会战和第三次长沙保卫战。现将我的军校生活和抗战经历的片断追忆如下。
军校生活
一九三九年春天，二十岁的我辞别父母乡亲，离开了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的家乡定埠，几经徘徊，终于考上了考点设在当时抗日后方徽州歙县县城的“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三团”，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随后我和几百名青年男女，分乘几十条民船，沿着新安江逆水而上。我们都是热血青年，不忘国耻，同仇敌忾，对抗战充满着胜利的希望，憧憬着未来。一路上，我们高唱抗日救亡之歌，悲壮激昂的歌声点燃了我们对日寇的满腔怒火，激励着我们勇敢向前，使我们忘记了疲劳和饥饿。
几天之后抵达赣南吉安。我们住在离城西约四五里外的村子里，并进行了编队。我和一部分同乡被编入第三大队第十中队，每个大队有四个中队，每个中队有九个分队，每个分队是十六人。全中队包括官佐、司号、炊事、传达等共有一百六十多人。上校大队长唐家宝是黄埔三期毕业生，年近四十，身材魁梧，黑红验膛，可算是个标准的军人。中校中队长葛正仁是黄埔八期毕业生，矮个、近视。中校政治指导员陈启明，桐城人，是个书生。我们就在他们的带领和熏染下进行军校的学习和生活。我们住的是祠堂和部分农民空房，睡的是稻草地铺，穿着草黄色军装和麻草鞋，佩戴着“战团”领章和学生符号，个个显得英武精神。
一个星期天，我们全中队到吉安城里去洗澡，突然遭到日机空袭，我们服装不整地跑到城外。十八架日本和意大利的轰炸机，在吉安城上空盘旋俯冲，一阵狂轰滥炸，城内顿成火海，房屋倒塌声和人们的哀叫声不绝于耳。第二天，我们奉命到吉安城清理现场，只见一片焦土，到处是断壁残垣，废墟上冒着缕缕青烟。扒开瓦砾，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具具焦头烂额、残缺不全的尸体。街心残存的电线上悬挂着一条血肉模糊的人腿，其状惨不忍睹。我们洗澡的那个浴池也被炸弹毁为平地。我们一个个怒不可遏，默默地打扫，沉痛记着日本帝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这笔血债。
几天后，我团接到转移的命令。全团六个大队三千多健儿，背着背包，扛着枪，跋涉赣南边陲的荒山禿岭，抵达雩都，并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第十六期政训第一总队。
我所在的第三大队驻扎在离城十里的固院周围。这里原是苏区，红军北上抗日后显得冷落。村民以“老表”相称，民风淳朴。由于语言不懂和严格的军纪，我们和民众接触不多，但军民关系尚融洽。
我们住在维修过的但没有主人的民房里，一个分队十六个人睡在一个地铺上，对面墙上挂着枪枝和子弹带。特别是夏夜，由于没有蚊帐，我们都苦于蚊虫的叮咬。一个中队一百多人集中在一个祠堂里上课，每人发一块小木板、一只小板凳，听课时，将木板放在腿上代替课桌，供书写用。野外作业的时候，将木板背在背上。晚上，我们在汽油灯下自学，记日记，为墙报写稿。课堂讲台的正中，挂着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天下为公”的横幅，两旁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课堂四周及柱子上，都贴着激励人们奋发进取、修心养性的警句条幅。
生活上，我们是上等兵待遇，抗战期间发放“国难薪水”一律八折，每月十二元折成九元六角。一斤半米一天，一日两餐，八个人围着一白铁盆菜，蹲着吃饭。每月薪水的剩余和每月分得的伙食尾子，便是同学们唯一的经济来源。星期天我们“赶墟”就用这节余下来的钱买回牙膏牙刷、肥皂和笔墨纸张等生活学习用品，有时，我们还在小摊旁品尝一碗廉价的辣味凉粉汤。生活虽然艰苦，但在“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号召激励下，我们这些一心想着抗战的热血青年，倒也觉得很有乐趣，艰苦催人奋进。
军校的军事训练是严格而又紧张的。每天天还未亮，短促清脆的号音把我们从睡梦中催醒，十分钟之内，我们必须在黑暗中摸索着穿戴洗漱，然后在操场上列队点名，开始升旗，接着就是早锻炼。每天，从操场到野外，从基本动作到班排连营的野外演习，从实弹射击到白刃拚刺和埋雷引爆，从作战坑道到各种掩体的构筑等等，都按照教程，循序渐进，不断地使我们的军事理论丰富，战斗技术不断地提高。后期教育的重点转到政治思想的训练，主要内容是总理遗教，中华民族发展史，军队政治工作，三民主义，日语，日本研究。
教官都由校级以上军衔者担任，另外还有大学教授、讲师以及大学毕业生。授课形式以中队为单位采用报告会、专题演讲会或小组讨论，个别谈话等来启发引导学生。由亍形势急剧变化，为了抗日的需要，我们提前于一九三九年十月毕业。
壮严的毕业典礼在雩都城郊外的草坪上举行，五个男生大队、一个女生大队共三千多人全部参加。陈诚、顾祝同、吕济、唐冠英、胡轨等十几位金星将军在主席台上就座，朱楚藩少将跃马挥刀，引导全总队接受检阅。毕业后每个同学都颁发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六期政训第一总队毕业纪念”章和毕业证书。去年《参考消息》报载《北美日报》的曹云霞女上和美籍华裔首位太空人王赣骏的母亲俞洁红，就是当年女生队的一员。
部队任职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我们打起背包，向第三战区司令部驻地——上饶进发。同学们徒步跋涉，经过南城、南丰、广昌，在鹰潭改乘火车，后经过贵溪、弋阳、横峰、玉山、常山、铅山、抵达上饶，行程一个月。上饶是浙赣线上的国防战略重镇，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一级上将顾祝同在此坐镇。我们到司令部政治部报到后，被临时安排到城北河对面的一幢房子里住宿。河宽百多米，没有桥梁，只是用十多条木船连锁在一起，上面铺上木板，搭起一座浮桥，人车均可通行。我们住处的东北紧靠着山岩丛林，一望无际的古树苍松，荫蔽着好多个天然的防空洞。其中一个可容纳千百人的岩洞，我们曾在里面听过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邓文仪的训话和其他高级将领的军事、政治、形势报告。洞里灯火辉煌，扩音器清晰入耳。洞口停满了轿车、吉普车，警卫森严。古城市内熙熙攘攘，车水马龙，一片“升平盛世”景象。只是不时的空袭警报和日机骚扰，提醒人们，这是战乱的年代。
过了一九四O年元旦，皖南青阳会战已近尾声，一部分同学参加了战区的宣慰团，赴青阳前线宣传慰问。另外一批同学分派到前线部队充实政治工作队伍。我和几十位同学被分配到陆军第八十六军政治部。少将政治部主任钟秀接见了我们，向我们介绍了军队政工机构改组清况：建立军一级政治部；师政治部撤销，设督导员；团充实政工力量，连队不设指导员。继而，他又讲了政工人员的职责和任务，要求我们与战士同甘共苦，做好工作，真正发挥军队灵魂工程师的作用。后来，我和彭鸣岐、狄企云、狄兆林四人由军政治部派到所辖的、尚在青阳前线参战的陆军第十预备师步兵二十八团政治指导员室任见习官。于是我们乘火车离开上饶，经金华、衢州，在兰溪改乘汽车转道歙县直奔青阳。
当时，正值大雪纷飞。我们和分配到同一个师的二十九团、三十团的八个同学结伴而行，徒步到太平、石埭一带。后探知全师已转移到歙县，我们又折回头，在临近歙县县城的承狮找到了二十八团，从此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活。为了便利工作，我很快熟悉了情况，得知原师长蒋超雄已升迁，新任师长是方先觉；原团长葛先才、原团指导员黄振民也奉命他调，新任团长是李克廷，新任指导员是罗恕人。团指导员室原有两个中尉代理干事名叫文启镇、张罗，还有一个少尉助理干事叫柯德厚，加上我们新到四人都是青一色的军校出身，该团政工阵容焕然一新。
当时，因为部队在青阳经过一番激战，急待补充休整和培训骨干，所以团部从各营、连及团迫击炮连、输送连、通讯排、侦察排、卫生队等单位，精选了百来名优秀班长和士兵组建成军士队，团长指定我临时担任军士队政治指导员。
军士队的队长由少校团副兼任，三个区队长是三个营的副营长兼任，三个区队副，一个是成都本校十六期毕业生，两个是西安分校十五期毕业生，都是见习官，彼此意气相投，我们相处得很融洽。当队长集合军士队并宣布我的任职时，我作了一番激昂慷慨的讲话。当年，我才二十一岁，深感自己幼稚，更谈不上经验。我表示在抗日的阵营中，要和大家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练好本领、打击日寇。在实际工作中，我虚心谨慎，兢兢业业，不断充实自己。对战士更是体贴关怀。除政治教育外，还组织一些文娱活动，丰富大家的精神生活，活跃革命气氛，并且经常找战士谈心，代写家书，真诚相处，如同亲人。
转战浙东
一九四一年二月，一场大雪，满山遍野银装素裹。狡诈的日寇，穿着白衣，偷袭钱汇，入侵浙东。萧山、绍兴相继陷落，诸暨告急，浙赣线受到严重威胁。我军仓促东调，这时军士队解散归队，我任命为全副武装的团士兵政治队（也叫军风军纪纠察队）队长。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慰问群众，纠察军纪、风纪，维护军容军誉，搞好军民关系。
我们乘军车星夜离开歙县，到兰溪转乘火车，直达诸暨。由于我部和各路友军紧密配合，迅速合围，在诸暨、枫桥一仗重创日寇，迫敌逃窜。我团跟踪追击，一路上日寇疯狂烧杀淫掳，犯下累累罪行。日寇被迫窜回钱汇，龟缩杭州。我师遂驻防绍兴、余姚、上虞、百官、曹娥江一带，准备抗击胆敢再犯之敌。师部驻扎在淄渚，团部在龙尾湾。我们政治队和团前站人员先一天晚上抵达。此时避难的老百姓也陆续重返家园。当晚，我召开了父老乡绅、保甲长联谊会，痛斥日寇暴行，表示抗日决心，强调部队纪律，收到良好效果。
不久，我闭移驻夏家塔，以营为单位分散在附近的村落里，秣马厉兵，养精蓄锐，进行了紧张的训练。这时，师政治工作队也专程来我部驻地慰问战士和群众，演出文娱节目，如《夜之歌》《放下你的鞭子》以及古装传统戏《梁祝》等。印象最深的是《夜之歌》：说的是一位满怀爱国热情的少女在伪警面前临危不惧，沉着机智地唱起了抗日救亡的歌曲，感动了伪警，使其幡然悔悟、改邪归正。
四十年代初期，英美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基地遭日寇袭击，东南亚战火连天。这时，我国的抗日战争也进入了艰难岁月，外援濒临断绝，只有确保滇缅线这唯一的国际线路的畅通，才能争取外援物资的供应。此时，我预备第十师改属李玉堂的第十军，和兄弟部队第三师、一九○师奉命转移。当时传说远征缅甸。驻防在曹娥江边的我团随军西调，我率领政治队经过绍兴、会稽、枫桥，来到诸暨车站。全体官佐佩戴着黑底红字白边的“铁血”臂章。在诸暨上火车，沿着浙赣路，经义乌、衢州、兰溪、龙游、金华、上饶、铅山、玉山、常山、贵溪、横峰、弋阳、到达鹰潭。下车后，我们又顶烈日、冒盛暑，进行一次艰苦的长途行军，每天行程六七十华里，四到五天才休息一天。
当时部队的装备较先进，步兵连一色的比利时步枪，并配备捷克式机枪。机枪连是丹麦造轻重高射三用机枪，每个人除枪枝外，还带二百发子弹和枪榴弹、掷弹筒、手榴弹、小圆锹、十字镐、防毒面具等，加上背包、斗篷、干粮袋、水壶，负荷都在三十公斤以上。炮连的少数騾马远远满足不了需要，余下的弹药、行李、公文箱等全部落在输送连士兵的肩头。全团除正副团长、正副营长骑马外，所有人员全都徒步。一夜行军下来一个个浑身是汗，疲惫不堪。
作为军队灵魂的政治工作人员当然是身先士卒，并要不断地鼓励士气和向群众宣传，沿途涂写墙壁标语，发动群众设茶水站，欢迎军队。每当部队出发前，我都要带领政治队检查宿营地的清洁卫生，借物归还及损坏情况，听取老百姓的反映，然后跟踪部队，做好掉队人员的收容工作。
盛夏酷署中，军部的行军方案是昼宿夜行。从鹰潭首途，经临川进入衡阳、安化，抵达湘西沅陵，由于长途跋涉，失去赴缅时机，第五军捷足先登，但全军却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行军考验。
这次行军历千山、涉万水，行程三千里。日晒夜露，风吹雨打、饥渴交加，受尽了种种磨炼。难忘的是湘赣边境，地形复杂，人迹罕见，一片荒芜。部队行军只好又改为昼行夜宿。在通过一条上七里下八里的青石铺成的山道时，两脚烫得麻木，人似置身于火坑之中，汗水湿透衣襟，口渴难忍，一些人拖得精疲力竭。这时，我振臂高呼：“兄弟们，加油！坚持最后五分钟！”我们终于到达宿营地。在三间倒坍无人的茅屋里，喝了两餐无盐的南瓜汤。夜晚围着篝火，露宿山野，与蚊蛇为伍。在此荒凉之地，行军途中谁也不敢掉队，因为山民强悍野蛮，友军中曾发生过人枪失踪事件。
在湘西，我团在湘黔道上的麻溪铺，渡过了四一年的春节，接着军队政工又一次改组，撤销军政治部，重建师政治部，恢复连指导员。政治队解散归同原建制。我被委任为第一营政治指导员。五月随师移驻泸溪，营部驻在离城五里的集镇上。此刻适逢农忙季节，我发动了一批农家子弟兵帮助群众割麦插秧，融洽了军民感情。
在湘黔边陲的泸溪，全军展开了大练兵。主要科目是实弹射击，手榴弹投掷，劈刺。在泸溪郊外的丘陵地区，曾举行过一次团攻防战斗演习。这次模拟战，空炮声震野，尘士飞扬，演习者犹如身临战场。
湘北会战
一九四二年，秋高气爽季节，我军经过长期整训，部队素质有了很大提高。此时武汉日寇蠢蠢欲动，妄图再犯长沙，我军由陈诚坐镇的六战区奉命调至薛岳指挥的九战区。从湘西泸溪出发，途经桃源、益阳、常德，进驻衡山待命。我预十师驻在衡山脚下师古桥一带。
中秋前，日寇果然倾巢而出，湘北前线战火弥漫。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强渡湍急的新墙河、捞刀河、浏阳河，疯狂地扑向湘北纵深地带。一场敌我双方几十个军师的侵略与反侵略战揭开了激战的序幕。此时，我师从远离前线的株州冒雨行军，急进增援。为了阻止敌人坦克部队的入侵，沿途公路，早已破坏，行军艰难，可想而知。队伍经常遭到敌机跟踪骚扰，随时都有战友蒙难，骡马倒毙。我在军士队当指导员时的一位区队副，此刻任排长，是成都本校十六期毕业生，就是在林荫中被敌机的炸弹夺去生命。
三天后的一个黄昏，敌我双方差不多同时到达金井、福临铺一线，喘息未定，前哨枪响。一场遭遇战激烈展开，在聚歼了敌人的先遣部队后，师部奉命作战略转移，掩护全师安全转移的艰巨任务落到我营肩上。我营连夜开赴到附近的一片丘陵起伏，遍是丛林的有利地带，控制了日寇进犯长沙的必经隘口，随即召开各连连长会议。会上，李营长布置各连任务，要求各连立即抢占制高点，构筑简易掩体和散兵坑、迫击炮阵地，组织火力网以压制敌人的攻击。这一夜，我们枕戈待旦，等待着一场恶战的来临。此刻我摸出了袖珍日记本，模糊地写上了沉痛的留言：“战斗中，军人的生命是意味着牺牲，但马革裹尸，壮志得偿，为抗日而死，虽死犹生。”
第二天凌晨，我营陷入日军的包围之中。先是数架日机盘旋侦察，继而是轰炸扫射，阵地上浓烟滚滚，火海一片。日酋横马昂首尖嗥指挥，为了掩护，小钢炮、机枪象阵雨般倾泻在我阵地上，其部队疯狂扑向隘口山坳。负责前线指挥的周国相副营长，率领部队沉着应战，充分发挥了我军的迫击炮、重机枪等火力的优势，击退了日军的多次反扑。日军源源增援，数倍我们的步骑兵潮水般地向我阵地中心地带压来。我营阵地上，处于腹背受敌之势，各连各自为战。在伤亡惨重、弹药告罄的情况下，战士们用手榴弹和刺刀，跟敌人肉搏突围。当时我右手中指负伤，仍率领着预备队的一个排，利用复杂地形冲杀出来，摆脱了敌军的包围。
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绕过日军阵地前进。一路上因群众“坚壁清野”，十室十空不见人影，满目荒凉。我们风餐露宿，忍饥受寒，加上几次与小股敌人的遭遇，最后只剩下二十多人。后来，我们迷失方向，误走到湘赣紧邻的江西萍乡县。在该县国民兵团政训室人员的协助下，又折回长沙方向。途中我收容了百余名散兵游勇。几天后在湘潭易俗河回归步兵二十八团。当大家眼前出现了被认为失踪的我时，欢欣雀跃，我也不禁流下了泪水。归队后，我即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我的一位同学、三营指导员狄兆林（溧阳人），在突围中为国捐躯，年仅二十一岁。
保卫长沙
长沙是湘桂路的门户，九战区的军事战略重镇，也就成为日寇攻击争夺的战略目标。国民党最高当局命令：“不惜任何代价，构筑长期防御工事。”当时这条防线堪称为东方的“马奇诺”防线，所有工事全部是钢筋水泥结构，交通壕深达六七米，宽可通行卡车。每三五十米的距离就是一座地堡，死角处藏有暗堡，显得坚固而莫测。
临战前夕，群众的疏散工作也做得较为周密，一个热闹繁华的省会，疏散后，冷寂得像一座庞大的殡仪馆。我军本在岳麓山下加固野战工事，一夜之间便交防给七十三军，随即神速地渡过滔滔湘江，进入长沙城内及郊区。第十军指挥一九○师（余锦源）、第三师、暂编五十四师（饶少伟）、第十预备师（方先觉）四个师的兵力，加上宪兵十八团部分和数千名警察，共同担负起与长沙共存亡的保卫重任。李玉堂军长坐镇长沙，指挥所设在东南江边玻璃厂。我师紧靠军直属部队布防。东北郊黄土岭、红山头丘陵坡地是我师三十团、二十九闭防线。我二十八团在南侧天心阁、白沙井等处凭险据守。我营在全城的最高点妙高峰布防，这里是最终防线，是军指挥所前卫。
一九四二年冬的一天拂晓，黄土岭上空亮起了红、黄、绿、白色的曳光弹，这是日寇入侵我前沿阵地发出的信号。随即，隆隆的炮声和哒哒的机枪声，揭开了第三次长沙保卫战的序幕。
日寇步、骑、空数万兵力分数路向我西北防线三叉矾、十里亭、北门一线发动佯攻。其主力师团转向东北地形复杂的我三十团、二十九团阵地发起全面总攻。前线一片火海，每一个据点，每一个山头，每一个阵地，都经过了反复争夺。无数次的血肉拚搏，使数倍于我的敌人横尸在我神圣的国土上。三个昼夜的恶战，我两团官兵大部壮烈牺性，而敌军仍在源源不断增援，他们像野兽一般猛扑我前沿一线阵地，逼近郊区，与我团对峙在遥遥相望的湘桂铁道两侧。双方的远程重炮有时会误射到各自的阵地。
我营靠近师和军的炮兵阵地，成为敌人的火力焦点。日机从早到晚每三架一次轮番轰炸扫射。因此，我们日日夜夜搏斗在硝烟弥漫的枪林弹雨之中。有一次我和张鹏飞营长潜伏在战壕里视察敌情，看见由于行动不慎而暴露了目标的传令兵，突然被“三八”子弹打穿了头颅而牺牲。这是一位为抗日牺牲的无名英雄，我虽然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但他的形象永远在我的心中。正在危急之时，胜利的消息传来，日寇的“神田师团”已在增援的途中——隐居山被我各路大军切断、围歼。事后闻知三战区友军，二OO师机械化部队，美空军志愿军陈纳德的飞虎队，均投入了这次隐居山歼灭战。
攻城日寇由于后援断绝，孤军深入，妄图孤注一掷作垂死挣扎，便将锋芒转向我部，梦想一举侵占长沙城。此时，我营凭藉妙高峰天险，居高临下，集中轻重机枪、手榴弹、枪榴弹，协同团部的迫击炮、师部的战防炮、军部的野炮、岳麓山的重炮，一齐向日寇阵地怒吼，敌人多次强攻，均被击退，敌人的嚣张气焰被压下去了。入夜，敌人又组织了几次佯攻，妄图夺回白天遗弃在阵地上的尸体。使我记忆最深的是争夺修械所据点的拉锯战，每次双方都投入了一个连的兵力，开展白刃战，阵地上是鲜血飞溅，尸体累累。在最后的一次肉搏中，九连长终于倒在血泊中。他原是上士排副，因战绩显著逐级晋升到中尉代连长的，仅几小时就流下了最后一滴血，他的形象至今烙在我的脑际。
经过七天日日夜夜的战斗，在我军顽强的拚搏下，使长沙城固若金汤。终于打乱了日寇的侵略步骤，重创了敌寇的有生力量。剩下的日军乘着黑夜突围，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狼狈逃窜。我岳麓山的七十三军尾随追击。战斗的胜利，与群众给我军大量的物质支援是分不开的。在战斗中，湘江彼岸群众，黑夜运来了猪肉、新鲜蔬菜和水果等慰问物资。
《长沙日报》《扫荡日报》和《画报》，连日刊载全军将士英勇事迹和三十团团长葛才先（湖北黄陂人）、二十九团团长张越群（安徽合肥人）的辉煌战功及火线上晋升少将的消息。这些都大大地鼓舞了全军士气。
战斗结束后，我奉命率领团卫生队清扫战场。首先就见到妙高峰下湘桂铁路的枕木上仰卧着两具敌尸，在一具敌尸的口袋里还发现了一张少女照片，她的脸上带着一种期待凄楚的神情。后来在黄土岭一块平地上又发现了三十具敌尸，作两行排列。这些死尸被烧得象一团团半熟的野兽，皮肉焦黑，腥臭难闻。在通常战况下日寇从不作俘，决不遗尸。日尸都是撒上化学白粉，用硫磺片引火，尸骨顷刻焚为灰烬，然后瓶装回国。像此次这样的遗尸现象确属罕见，可见当时日寇逃跑时的狼狈。几天后，我在长沙街头又见到一批日俘，他们一个个垂头丧气，“武士道”精神也不知那里去了，这就是侵略者应得的下场。
岁月流逝，已整整四十四个春秋，而我已由一个放荡无羁、朝气蓬勃的青年，成为一个鬓发斑白、绉纹横额的六十七岁的老人。回忆往事，思绪万千。兴余信笔，难免有错误疏漏之处，请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作者曾为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安徽组宣城地区郎溪联络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