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新智
微信版第1377期
庆祝2023建军节
1938年8月2日，叶挺率新四军军部机关进驻云岭，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仅团结了国内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打击日寇，而且也积极向国际社会宣传新四军，动员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援中国抗战，争取了国际爱好和平友好人士的帮助和支持。
争取国际帮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争取国际友好人士帮助的必要性：
新四军是由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由于国民党的政治偏见，新四军在军饷、装备、弹药各方面都不如国民党部队，更远远落后于日军，所以，通过国际友人的帮助来解决一些困难是十分必要的。1940年7月7日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提出“加强华侨工作，设法向印度、缅甸、荷印、安南、暹罗、菲律宾的民族独立运动取得联系，尽量给以帮助，使它们的斗争与我们的斗争配合起来。”指明了争取国际友好人士帮助的必要性。
争取国际友好人士的援助的可能性：
首先，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非正义的，受到世界人民的谴责，而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是正义的，是符合世界和平、民主潮流的，因此能够获得国际爱好和平人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其次，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也危及了西方民主国家如英、美等国和东南亚广大国家的利益，反法西斯各国只有彼此支援，才能战胜日寇保卫人类和平。如《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发出了西方国家必须援助中国的呼吁：“这个工作必须继续下去，因为中国的抗战正在进行。如同在西方那样，侵略者在亚洲尚未被征服。在中国，斗争的每一步，每一个新的牺牲者，比在欧洲更为需要增加来自友人的捐助。”所以争取国际友人的援助是完全可能的。
再次，安徽位于长江淮河流域，有四通八达的铁路公路，密布的水网，交通便利，新四军为了解决运输问题还设立了一些采购处、兵站，并成立了自己的运输队，还有敌占区地下党组织的秘密配合，因此能够较为顺利地开展对外部的联系和获取海外援助。
新四军争取海外人士做出的努力
1.派遣干部到海外募捐，呼吁国际友人支援新四军
新四军领导人非常重视海外工作，军长叶挺在海外生活多年，在海外有一定的影响力。新四军派遣大批干部到南洋等地，宣传新四军在敌后抗战的事迹，呼吁海外人士支援新四军抗战。泰国华侨陈子谷曾受军部派遣，出国接受遗产20万元，并将募捐得到的6万元全部交给新四军，可供新四军两个月的军费。新四军的海外统战工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
2.接见各种记者和考查团，宣传新四军抗战
新四军军部进驻皖南云岭后，新四军领导人积极宣传新四军的光荣历史和在大江南北同日本侵略军英勇战斗的业绩，邀请、接受了艾格尔·史沫特莱、杰克·贝尔登、汉斯·希伯、埃德加·斯诺等外国作家和记者来采访，欢迎加拿大护士琼·尤恩来战地医院工作，通过他们宣传新四军，使皖南新四军军部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窗口，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在国内外的政治影响，得到了许多爱国志士和国际友人在政治上的支持、经济上的支援，吸引了大批进步青年、爱国华侨参加新四军。对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和在大江南北地区坚持抗日旅游击战争，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了让国际社会了解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击破国民党对新四军“游而不击”的污蔑，新四军领导人接见各国记者和考察团，并通过他们向国际社会介绍新四军。美国著名女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是中国人民的挚友，是第一个到新四军采访的外国记者。
1938年11月10日，史沫特莱来到云岭。她是由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负责人林可胜博士介绍来采访新四军的。史沫特莱的公开身份是国际红十字会记者。史沫特莱抵达皖南军部访问，受到项英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史沫特菜从1938到1940年间在华中敌后，先后访问过皖南新四军军部、皖中的江北指挥部和鄂豫边抗日根据地，向世界人民介绍了新四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情况。杰克贝尔登于1938年12月随上海民众慰劳团访问了新四军军部及所驻皖南部队，写了许多报道。1938年11 月，英国记者杰布鲁斯访问新四军活动区域，著有《新四军印象记》等。通过他们的介绍，国际人士更加了解新四军抗战的困难和伟大功绩，从而打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和一面之辞。
3.吸收华侨直接参加新四军的战斗
在新四军的队伍中，有为数相当的华侨干部战士，如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就是菲律宾华侨。他为新四军的建设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皖南事变被捕后同顽固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组织了集中营第一个秘密党支部，最后惨遭杀害。1938年1月，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队一行28人，在“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菲律宾分会”领导成员沈尔七的带领下，冲破种种阻挠，辗转到达福建龙岩加入新四军，随2支队开赴抗日前线。1939年8月上旬，以王西雄为团长，沈尔七为指导员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回国慰问团一行22人到达新四军军部，在慰劳活动结束后全部参加新四军。
4.通过建立各种办事机构，与国际友人进行合作与交流
新四军开赴华中后，在各地建立了一些办事处、留守处、采购处等办事机构。这些办事机构在接收转送支援物资，接待国际进步记者、访问团、参观团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新四军加强对外联络的一条重要渠道。还有周恩来主持的长江局和南方局，在接见各国使节，争取国际外援，揭露国民党反共阴谋方面都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办事处的同志经过艰苦努力，争取了国际友人的大量援助，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战。
国际友人对新四军的支持及其影响
新四军积极与国际反法西斯阵线进行合作与交流，那么，国际社会和国际友人对新四军抗战的支持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1.提供了抗战所需的部分资金和物资由于新四军海外统战工作的成功开展以及新四军抗战功绩影响的扩大，国际友人对新四军的抗战事业进行了热情的帮助。1938年10月，南洋45个华侨团体的164名代表开会，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由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担任主席。在美洲，也成立了由著名华侨领袖司徒美堂领导的纽约抗日救国筹饷总会。他们筹集的资金，有一部分是用于支援新四军的。广大华侨除捐款外，还募捐了大量药品、医疗器械、服装、汽车等各种物资支援新四军，1938 年8月，马来亚50名侨胞筹款购买了两辆救护车和一批急救药品，组织汽车司机和特务团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其中一辆救护车 和两名司机用于支援新四军。史沫特莱向新四军捐助了大批药品、被服等物品，还用自己的稿费为新四军教导队女生队修建了浴室。加拿大护士琼·尤恩应新四军的请求，帮助募集药物并把它们送往新四军的驻地。1939年元旦刚过，琼·尤恩一行就从上海出发了，克服很多困难和险阻，将募集到的医药和医疗器械运抵泾县小河口新四军后方医院。华侨和国际友人在物资和资金方面对新四军的支持，使新四军解决了一部分军饷、服装、医药、枪械、运输等问题，提高了新四军在敌后独立自主作战的能力。2. 舆论道义方面的支持首先，向国际社会介绍了新四军抗战的事迹和根据地欣欣向荣的局面。新四军组建之后，由于国民党的成见，对新四军进行污蔑和限制，加上舆论宣传方面的垄断，国际社会对新四军的了解是比较少的，或者是经过歪曲的。一些外国记者的采访和报道，向世界人民介绍了新四军的英勇事迹。史沫特莱用她那支战斗的笔，不倦地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呼吁国际友人的同情和支持。她把采访来的内容有的整理成新闻，有的写成专题报道，定期寄给英国的曼彻斯特卫报社（她是这个报社的记者），有些文章还寄到美国的进步报刊和上海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她不断介绍有关新四军的战况、生活和英雄事迹。“在敌后各抗日部队中，新四军是文化水平最高和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在新四军到来之前，日本军队完全控制了长江下游地区，他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但新四军一到，情况就变样了。他们发动游击战，行动迅速，而且一下子可以在十来个地方同时进攻”。1938年12月，在上海的美国《大美晚报》记者杰克·贝尔登跟随上海民众慰劳团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多次访问项英，进行了广泛的交谈。返回上海后，贝尔登在《大美晚报》上连续发表十多篇报道，系统地介绍了在新四军的所见所闻，让世界人民、全国人民全面了解这支抗日的队伍。贝尔登在文章中，称赞新四军是抗日的模范，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死敌，是中国未来的希望。贝尔登还在《大美晚报》上发表了他在新四军拍摄的反映战士操练、讲演、慰劳团活动等情形的照片。后来，贝尔登又把他在《大美晚报》上发表的十多篇文章整理改编为单行本，取名《新四军》，由《大美晚报》社出版，以扩大新四军的政治影响。德籍著名记者汉斯·希伯怀着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深厚的感情，曾几次来到中国，编辑英文刊物并撰写过大量政论文章。他先后参加过国民革命军、新四军、八路军，直至牺牲在沂蒙山区。1939年，他以美国太平洋学会《太平洋事务》月刊记者的身份，来到新四军军部驻地皖南泾县云岭，采访了周恩来、叶挺、陈毅等领导人，后又到苏北新四军军部采访了陈毅、刘少奇等军部领导人。在苏北，希伯完成了一本８万字的书稿《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他还撰写了大量报道，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真实情况。热情歌颂新四军和根据地人民，强烈呼吁各国人民支援中国的抗战，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阵线。
汉斯·希伯（前排右一）斯诺写了《项英的一支铁军》，在《亚细亚》月刊和《良友》杂志上发表。由于这些国际友好人士的宣传，改变了国际社会对新四军的看法。他们不断将新四军的事业介绍给世界人民。如汉斯·希伯在他的文章中写到：“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抗日救国联合会、自卫队和游击队，整顿了他们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的统一战线的地方政府，建立了人民参议会，以实行民主政治。”这就可以让国际友人了解到新四军是主张坚决抗日和实行民主政治的。其次，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本质国民党在抗战中后期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一些正义的国际友人根据他们的见闻，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本质进行了揭露。如英国记者格尔德报道:“日军在其最近推进中并未受过打击，他们在气候寒冷及缺乏食物下退却，中国军队很少抵抗，致使敌人有在装备更好后回来以攻入云南的危险.....周恩来在回延安之前告诉他说，如果共产党军队获得充分的供应并被补充以必要的武器与军火时，他们能够不仅在华北而且在华中发动牵制性的攻势。”再次，支持国共合作，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分裂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广大爱好和平民主人民的利益。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肆意杀害新四军官兵及其家属、伤病员，且严禁国内报刊透露事变真相。埃德加・斯诺第一个向国际上报道了事变真相。1月21日，斯诺由香港向《纽约先驱论坛报》发出了皖南事变真相的消息。《纽约先驱论坛报》在刊登此消息的同时，发表了《不适时之中国奋斗》的评论。随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又作了有关报道，纽约各大报纸都用醒目大标题刊出。皖南事变发生时，美国海军情报处官员埃文斯・卡尔逊正在中国。他得知袭击新四军的消息后，非常愤慨，立即于1941年1月下旬回国，向美国政府报告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并发表了抨击政府的演说。美国政府证实卡尔逊的消息是正确的后，便通知政府：“在内战的危险没有消除，国内的团结尚未恢复之前，暂停对中国的财政援助。”史沫特莱愤怒地驳斥了所谓“新四军违抗军令”的谰言，她说：官方报纸的第一批消息荒诞而又愚蠢。有一条指控新四军违抗军令，攻击政府部队。另一条指控叶挺将军和全体新四军“阴谋”占领京、沪、杭之间的大块三角地带，然后再占领句容和丹阳，以此进攻中国正规军的根据地。史沫特莱指出，如果外国人不怕麻烦，查一查地图，就会发现，京、沪、杭三角地带已被日本人所占领，而且成了他们向华中发动进攻的主要基地。而句容和丹阳两城都在南京以南，都是日本人屯驻重兵的据点。如果说新四军确实“阴谋”夺取这些地方，那么也就是阴谋歼灭那些已经打败过中国所有正规军的日本军队。我不明白为什么官方报纸不指控叶挺将军和新四军还“阴谋”占领南京和东京！蔼斯在《记叶挺将军》中写道：“叶挺被捕了，项英在逃，他们所指挥的新四军则被解散，而叶挺将军不久将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所有这些，都是依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命令执行的。”蔼斯继续揭露说：“叶挺将军的罪名是不服从指挥。这就是说，他没有执行命令，将新四军移离长江下游的抗日阵地，把他们在两年多不断与优势日伪军战斗下保持着的阵地交出来”，同时，“日本方面的同盟社正因重庆、日本及南京各部队之间的合作而大喜作狂，他们希望把这种加之于新四军与八路军的合作，推至其他方面”。蔼斯进一步指出：“他们之宣布叶挺为叛徒，并非由于叶挺的反叛，而是由于他们蓄意进攻新四军！”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搞分裂，遭到国内外反法西斯和平力量的一致反对。马来亚31个华侨社团通电表示:誓死反对内战，拥护各党各派抗战到底。古巴7个华侨社团通电要求:和平解决纠纷，永远团结抗战。旅美加省华工合作会通电拥护国共继续合作团结，誓死反对分裂投降。缅甸18个华侨团体发表宣言严正指出:反共就是投降的准备。印度尼西亚华侨的《民报》发表评论呼吁：勿为亲者痛仇者快。菲律宾华侨的《建国报》发表社论:再一次大声疾呼， 枪口一致对外。华侨对反共行经的一致声讨扼制了反共顽固派的嚣张气焰。1941年1月25日，苏联驻中国大使潘友新会见蒋介石，提出：进攻新四军削弱了中国人民的军事努力，这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3月9日，美国政府通过总统特使居里正式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以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之经济、财政等各种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国际友人对新四军舆论道义方面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共产党对国民党反共摩擦的回击，打退了反共高潮，维护了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破裂。
3.为新四军输送各种技术专门人才，参与根据地建设国际友人还组织志愿者来到泾县，为新四军输送各种专门技术人才，参与根据地建设。中国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是由路易・艾黎等国际友人倡议，经过许多抗日进步力量的共同努力而成立的一种组织。1939年10月，在茂林成立了“工合”泾太（泾县、太平）事务所。在成立后的七八个月内，由于艾黎和斯诺的帮助，先后办起了造纸、制碱、制鞋、缝纫、烧炭、竹器等十几个合作社，产品主要供新四军军需之用。如在泾县山林办的两个造纸合作社，生产的纸张供给新四军印刷《抗敌报》和印文件之用；茂林附近的制碱合作社，自力更生解决了烧碱的供应问题。此外，在太平、三门办的两个制鞋合作社、缝纫合作社，在丁家桥办的烧炭合作社和竹器合作社，在章家渡办的由残废军人组织的雨具合作社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效地支援了新四军，为打破敌人对新四军的封锁，克服对新四军的限制所带来的困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国际友人还亲自参加新四军的各项建设。史沫特莱在云岭期间，抗日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前方战事不断。一仗下来，总会有一批重伤员被送到医院来。伤员一到，军部医院的医务人员就要全体出动。有时伤员晚上到达，医务人员就要通宵达旦地对其进行抢救。每逢这种时候，史沫特莱都会主动地参加抢救工作。她给伤员换绷带、换血衣、喂水、喂饭，有时还要帮护士给伤员换药、喂药，连给伤员端尿盆的事情，她也抢着做。即使是在寒冷的冬季，史沫特莱也常常忙得满头是汗。她经常给伤病员送鲜花和水果，用自己的稿费买鸡蛋给伤员吃。在募集医药和医疗器材方面，史沫特莱贡献最突出。沈其震筹建新四军后方医院时，曾在武汉找过史沫特莱，让她帮助募捐采购医药物品。当史沫特莱在新四军军部和部分战地医院参观时，发现新四军医院药品缺乏，医护人员少，设备奇缺，她便把自己的稿费全捐献给医院。史沫特莱一方面写信给在上海的鲍威尔（《密勒氏评论报》主编）和葛拉克女士（上海女青年会工作人员），要他们帮助沈其震去上海采购药品。她通过个人关系，向国外朋友呼吁，为新四军募集药品。不久，大量的援助从英国及国际红十字会方面源源不断而来。史沫特莱还帮助新四军创办卫生学校，组建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为卫生学校制作人体骨架和开设人体解剖课。她在访问教导队时，提出将原来设置的“卫生学”课程改为全教导队必修的“民族抗战和健康”课程，由她编写讲义和授课。在讲课过程中，结合新四军的实际情况，批评了有些指战员不讲卫生，将自己身上的虱子视为“革命虫”的说法。她坦率地指出：“我不同意大家‘革命虫’的讲法。我劝大家仍要注意清洁，要讲卫生，因为这关系到每个革命战士的健康，关系到部队的战斗力！要知道折磨人的疥疮没有革命性。”1939年三八节，史沫特莱向女生八队作关于妇女解放的报告，勉励大家为争取抗战胜利而努力奋斗。为了解决当时教导队女学员“洗澡难”问题，她拿出了自己的一部分稿费，加上英国驻华大使送给她的一部分钱，在军训营里修建了一个澡堂，分男浴室和女浴室。在修建澡堂时，史沫特莱和大家一齐动手，在懂行的医务人员的指导下，就地取材，用松木和竹子盖成一幢大屋，并在屋内设置了竹制的“淋浴器”，这个澡堂子不仅解除了训练营全体学员和军部工作人员身上的虱子，而且洗好了许多人身上的疥疮。史沫特莱风趣地称这个浴室的建成是她对抗战必胜的“重大贡献”。
史沫特莱处处为苦难的中国人民着想，想方设法为他们排除痛苦，组织新的生活。1939年春，从芜湖、繁昌前线逃来了15户难民，住在医院附近的祠堂里，生活十分艰难。史沫特莱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前去访问。当她看到这些人憔悴的面容，听到婴儿嘶哑的啼哭声，史沫特莱心情沉重。经过交谈，当了解到这些难民是不愿当亡国奴，才逃离家乡，来到新四军驻地时，史沫特莱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回到军部医院后，史沫特莱与医护人员一起商量帮助这些难民的办法。他们与当地政府取得联系，在医院附近划了一块耕地给这些难民耕种。史沫特莱还从英国大使转交给她的2000美元中拿出1000美元资助难民。史沫特莱与医院工作人员一起帮助难民制定了一个互助共耕计划，买来了种子、农具、耕牛和100只小鸡。经过几天筹备，一个“集体农庄”诞生了。
新四军对海外人士的统战工作，得到国际友人从舆论上、医疗上、经济上多方面支持新四军。这种无私的支持和帮助，不仅增加了新四军的抗战实力，也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战意志，这对于新四军克服困难，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国际主义凯歌。
（作者系广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