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来生

微信版第1396期

“徽商”，是指历史上徽州一府六县即绩溪、歙县、休宁、祁门、黟县、婺源籍商人集团的总称，也称“新安商人”。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期，就有新安商人活动，以后不断发展。到了明朝弘治和成化年间，逐渐形成商帮集团。明嘉靖以后，直至清乾隆、嘉庆时期，徽商达到鼎盛阶段。徽商在其兴盛的几百年中，以吃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闯荡天下，“钻天洞庭遍地徽”，其活动范围“几遍宇内”，甚至远涉外洋，如日本、朝鲜、泰国等东南亚各国。徽商经营，“其货无所不居”，以盐、典、茶、木为最。徽商资本之雄厚，经商范围之广，从商人数之多，运营能力之强，文化底蕴之深厚，都是同时期其他商帮无法匹敌的。以至于《松江府志》这样记载：“松民之财，半为徽人所有。”近人陈去病也发出扬州是徽州人的殖民地的感叹。“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人之殖民地也”。（见陈去病《五石脂》）徽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造就了徽州富甲江南，徽商富可敌国的历史辉煌，涌现出象胡雪岩、江春、鲍志道、胡开文、汪裕泰这样的耀眼明星。新中国建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新一代徽商开拓进取，勇立潮头，不仅在徽州本土，而且在国内外都创造了骄人的业绩。（见汪伟主编《徽行天下》）站在新时代的角度来看，现代徽商不仅指徽州商人，也是徽州籍的企业家。因为现代徽商，不仅仅是做生意的人，它包括工业制造、商贸流通乃至互联网、智能制造、软件开发、通讯物流和房地产开发和文化旅游等等，其外延和内涵都不同于旧时代的称谓了。

一、徽文化与徽商

（一）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由于徽州山多地少，且山地十分贫瘠，全年的农产品只能供当地大致三个月的粮食，不足的粮食，就只有外地购买补充。在此情况下，为了生存，徽州的山地居民只有脱离农村，到城市去经商。杭州是大运河的起点，是丝织业中心和木材集散地，又是两浙盐运司所在地，而徽州的丝绸商、木商、盐商在杭州拥有极大的势力，两浙盐业几乎都由徽人所把持，官府指派的盐商首领大多数是由徽州人担任的。杭州的木材与丝绸也多为徽人所经营，徽州商人遍及杭州城乡各地收购蚕丝绸缎。在杭州钱塘江畔，徽人弃舟登岸处，被称作“徽州塘”，徽州盐商居住的地方被呼为“徽州弄”。杭州三大金字招牌——都锦生丝织厂、张小泉剪刀厂、胡庆余堂药店，徽占其二；绩溪茶商汪裕泰耗银十万两，在西湖圈地一百亩建“汪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建筑布局宏伟典雅，为杭州市别墅之冠（即今之西子宾馆）。浙江仁和县濒临运河的塘栖镇“开典囤米，贸丝开车”者多为徽州大贾。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亦是徽商的主要活动场所。明朝成化年间就有人说，“松（江）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徽州人“贾松江”“居云间”“商游吴淞”“业贾上海”，直把上海做家乡了。江苏扬州，早在唐宋时期便是两淮盐业的中心，到了明清时代更是达到极盛巅峰。明万历《扬州府志》记载：“扬，水国也，聚四方之民，新都最，以关西、山右次之。”说明寄籍扬州的商人中，徽州人居多。故近人陈去病在他的《五石脂》中鲜明地指出：“盖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故徽郡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

此外，象“贸迁吴越、商游姑苏”的苏州、“无典不徽”的天都灯会之南京、“不枉人呼小建康”的“徽临滩”芜湖和汉口等等地方，无不与徽商发展有关。（哪怕你湖北人刁，徽州人要买断汉口的腰）徽州人喜欢用动物来象征属县，有民谚云:休宁蛇，歙县狗，黟县蛤蟆绩溪牛，祁门猴子婺源龙。绩溪人向以“绩溪牛”自诩，传承着绩溪牛的血缘，弘扬着团结拼搏，开拓进取，负重奉献，敢为人先的绩溪牛精神，所到之处，与徽州他邑商人一道，冲关夺隘，经过奋力打拼，迅速把寄寓的客籍地打造成通都大邑。（二）徽商是徽州文化的温床明清之际徽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徽文化形成发展和繁荣。胡适先生说：“因为山地十分贫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全年的农产品只能供给当地居民大致三个月的食粮。不足的食粮，就只有向外地购买补充了，所以我们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况下，为着生存，就只有脱离农村，到城市里去经商。因而几千年来，我们徽州人就注定的成为生意人了。”胡先生把我们徽州人经商的历史大大地向前推出了许多时间，当然，这可能是指徽州山民零星的经商活动史。但到东晋前后，徽州已经有真正意义上的经商习俗了。唐宋时代，徽州经商之风更甚。南宋已经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这个时候的徽商，具有散兵游勇松散形的特点，没有形成“商帮”，更没有儒贾相通之类的徽商文化理念。徽州商人真正成为具有国家性或海外性影响的“生意人”，真正作为一个地域性的商帮群体，纵横捭阖于商业流通领域并执中国商界之牛耳的时代，则在明清之际。从朱元璋定都南京到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仍为陪都。故四方商贾在此云集，商品货物堆积如山，街头巷尾人群熙攘。至明成化、弘治时期，南京更呈现出“五方幅辏，万国灌输”的景象，南北商贾争来此地贸易。国家的稳定促进了经济的蓬勃发展，明代的农业生产工具已经达到传统农业下的完备，农业的耕作方式得到大大改进，农业的发展为工商业提供了厚实的物质基础。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封建国家的赋役制度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从金银花的征收到一条鞭法的推行，赋税折征货币的部分日益增加，以致占有赋税的绝大部分。这一变化既是商品经济的反映，又是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绩溪县志》记载，明初赋税以当地产品为主，亦可银钱代输，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官民田土粮赋就基本以银钱交纳了。为了北方边防，明初政府又动用浩大人力物力修筑长城，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绵延万里。在边关重兵防守，先后设立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等九个边防重镇，驻军80余万，为了解决军需问题，洪武三年（1371）实行“开中制”，即利用自己手中的食盐专卖权，吸引广大商人运粮到边境，换取盐引，再拿这个盐引取到的食盐，销到各地去。有点类似于我们前些年实行双轨制时的计划内转计划外，风险小，利润大，是一桩只赚不赔的买卖。这些时候，徽州商人中有些因“输粟赈边”而致富，甚至被授予官衔。但真正赚大发的还是明弘治五年（1492）实行“开中折色制”以后。这个“折色开中”的制度一实施，对徽州商人可就太有利了。既免去了长途贩运之苦，又因江南地利之便，致使徽商走向了辉煌的顶点。做大了生意，发足了横财，富裕了徽州，终至形成辉煌于世的徽州文化。所以，明人谢肇淛才会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何谈徽文化的温床一说！

胡适先生说，“中国有句话叫无徽不成镇，那就是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个小村落变成小市镇了。”读着胡先生的这段话，我们就会感到一种做为徽州人的自豪，一种文化的成就感，一种不灭的精神，就是徽骆驼精神。一个地方从村落变成集镇，有那么容易吗？那是一个漫长的变化时期，它不仅有量的变化，即表面的繁荣，如人口的密集，商业的兴旺，店铺民居的大量增多，物流的频繁等等，更是这个地方从没有文化到有文化，低素质到高素质，社会公共服务系统健全的过程。徽商的儒贾思想观念，程朱阙里遗风，徽州宗法组织系统演变成的商帮传统，崇文重教的习惯等等，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徽商落脚地的每一处细胞，影响所至，这些地方几乎成为徽州人的殖民地。徽州商人不仅在这些地方落脚谋了生，发了财，而且创造了盛极一时的徽商文化，促进了当地社会文明的发展。乾隆皇帝六下江南，那种豪华的接待场面，那种笙歌艳舞，那种文化品味，若无实力雄厚的徽商支持，岂能撑得下来？再说徽商的大本营――徽州各县，由于众多的出门人即徽商在外打拼多年，赚了钱，拿回老家置田买地、造屋修祠、捐资助学、建路修桥等等，又带动了徽州本土的社会经济发展，促进了当地各种文化的生成和繁荣，最典型的莫过于现存的徽州建筑、古道古桥、徽州契约文书、徽州谱牒、文房四宝、徽菜、徽戏以及一大批文人书画等等，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为上层建筑的徽州文化，就失去了生存发展的空间。所以说，没有徽商的发展繁荣，就没有徽州文化的发展繁荣。（三）亦儒亦贾的徽商徽商崇儒，这是尽人皆知的史实。徽州自唐宋以来，“儒风独茂”，崇尚“学而优则仕”。据宋罗愿淳熙《新安志》记载：“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于此，后或去留，俗益向文雅。”迁居徽州的世家大族，往往都是传统儒学的承继者。到了元明以后，程朱理学被官方定为儒学正统，徽州作为朱熹的祖籍地，程朱之学更加盛行。道光《徽州府志》记载：明清时期“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石、关中、徽州。”据元代赵淳《商山书院学田记》载：“自井邑田野以至于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由此可见徽州民间儒学之风的兴盛了。由于儒家重教的传统，徽州地区兴学重教之风盛行，徽州各地书院、私塾众多。绩溪民间有句俗谚云：三代不读书，等于一窝猪。在这样的环境下走出来的徽商岂能不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明代，就有人把徽商分为“儒贾”和“贾儒”两种。“贾名而儒行者”谓之“儒贾”，“以儒饰贾者”谓之“贾儒”。那些“贾名而儒行”的人，都是具有不同文化程度的商人，他们在经商活动中，大都善于审时度势，决定取予，运以心计，精于筹算。清代绩溪的章策就是一位见识超人的徽商。其幼年时，父贾兰溪，即随父延师“习举子业”，后父殁，遂弃儒承父业学贾，往来兰、歙间，精“管（仲）刘（晏）之术，所艺辄中，家日以裕。”其所以如此，乃是他在经商中，犹能阅读“先儒语录，故其益于身心以自励，识量有大过人者”。与章策同族的章建德，“幼业儒，弱冠偕仲叔而兄贾于宣城，君慷慨有大略，节驵侩，贵出贱取，居数年遂以起其家。”

二、徽商精神与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

（一）徽商精神的核心理念称雄中国明清数百年的徽商，在其发展繁荣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流传至今的“徽商精神”，这就是：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通达权变的创新精神，审时度势的竞争精神，诚实守信的诚信精神，贾而好儒的人文精神，热心公益的奉献精神，虽富犹朴的节俭精神，以众帮众的互助精神，民族自主的爱国精神，向外发展的开放精神。这种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徽商精神，是徽商文化的精髓，是极其宝贵的历史遗产，对当代徽商创业守成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传承下去。（二）徽商精神的现代借鉴意义1.宝贵的历史遗产和精神财富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曾创造奇迹的徽商，它留给当代最有价值的是“徽商精神”。徽商和徽商所创造的徽商文化，是宝贵的历史遗产。徽商的产生和发展繁荣兴盛，生动地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开拓奋进，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徽商的业绩和特色，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可借鉴的宝贵经验。徽商的历史局限和消退的轨迹，也给后人留下了可以深思的话题。这是一份经验、财富、教益兼而有之的历史遗产。影响深远的徽商文化，名传四方的儒商形象，是宋以来众多徽商和他们的代表人物用汗水和智慧长期锻造的结晶。徽商是徽州文化中的奇迹，徽商是徽州文化的温床和酵母，也是中华文明进步历史的一个创新篇章。徽商的崛起、兴盛和创造，不仅是当代徽商的镜鉴，而且极具人类学、文化学的学术价值和徽州人文旅游的开发价值，以及推进新时代中华民族振兴大业的时代认识价值。2.经营观念和道德观念的现代价值徽商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因受当时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加上他们大多深受儒家文化教育和滋润，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徽商特色经营观念，极大的丰富了中国商业史中的观念文化。经营观念虽只是商业文化的一个层面，但它对企业的兴业发家，其作用却不容忽视。徽商的经营观念主要体现在效益观念、质量观念、品牌观念、信誉观念、法律观念和道德观念等方面。在徽商的经营中，引入了儒家的道德思想，把程朱理学奉为圭臬，形成了徽商经营管理的商业道德，至今仍是当代企业所应遵循的准则。

3.徽商形象管理、柔性管理和契约管理的当代价值一是形象管理。徽商贾而好儒，“以儒术饰贾事”左儒右贾，亦儒亦贾，儒贾相通。在商业经营管理中，特别重视自身的品格形象。强调以道德感化为向导的管理，为商以德，以德化人，认为管理者道德越高尚，对被管理者的感召力越大。红顶商人胡雪岩在杭州开设胡庆余堂，名震南北。在其药店内，有一块朝着店堂里面悬挂的“戒欺匾”，上写“凡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至欺余以欺世人”。这既是胡雪岩对员工的规诫，也是树立的一块行业招牌。“戒欺”匾的树立，不仅是严格自我约束和诚信不欺的公开宣示，更为胡庆余堂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还有胡开文毁墨于一池的事迹等等。二是柔性管理。徽商贾而好儒，深受儒家柔性管理思想的熏陶，在经商管理中突出的体现了注重人际关系协调，具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特色。绩溪徽商胡吉开设在浙江淳安县的胡咸春国药号，商店由经理经营，经理对老板负责，老板聘职员，职责分明，各司其职，用人不搞裙带关系，不随意辞退员工。这个大药房，店员的工资一年以14个月计酬，即加两个月嬉工，闰月还再发一个月工资。职工的伙食、旱烟由店里供应，有月规钱用于洗衣理发。伙食5天一荤，大节日设宴招待员工，职工患病所用医药由店里支付，职工来客，一宿两餐，也由店里开支。富有人情味的管理制度凝聚了全体职工的人心，大家同心协力，使百年店号日益兴盛，声名远播。三是契约管理。与时俱进，徽商从实际出发进行创新管理手段，普遍重视契约管理，构建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组构超越宗族范围的经营网络。这就需要订立契约文书，“空口无凭，立字为据”。契约管理形式的强化，就是儒家管理理念创新转换的突出表现。不论是合股企业的经营管理还是聘雇人员的职责权利，都有一纸契约给予明白规定，即使亲兄弟也要明算账。许多徽商的事业久盛不衰，除了亲情凝聚和柔性管理，严格的刚性的契约管理制度，也是一个有力的保证。这叫刚柔并济。4.徽商重教兴学的风尚值得大大弘扬。徽商不仅自己贾而好儒，而且十分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他们在致富以后，或者兴建书屋，以重金延师课子；或者亲自督促子弟读书；或者兴办义学，教育本族子弟；更有甚者则兴建书院或捐资书院；也有资助本地本族子弟参加科举考试。重教兴学成为徽商的一种风尚，这种风尚历经几百年，代代相传，经久不衰。其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是提高了一代代徽商的文化素养，使他们经商更富理性；二是培养了徽州莘莘学子，搏击科场，跻身仕途，反过来成了徽商的政治靠山；三是成就了一代代徽州学人，推动了文化学术的发展；四是发扬光大重教兴学的社会传统，对后世商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现代企业经营的最高境界我认为，企业发展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草创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企业主要以产品和市场为主要目标，赚取第一桶金；第二阶段是企业管理提升阶段，这个阶段企业已经开始在做无形产品，即企业的品牌和文化积累；第三阶段，涉足房地产业和金融业，这个阶段，资金对于企业来说已经不成问题，企业注重的是更大的市场空间和利润空间，文化的建设对于这个阶段的企业和企业法人代表来说，是一个三足鼎立的三维结构，共同维持着企业的高速发展；第四个阶段，企业经营的最高境界，那就是塑造企业文化、企业品牌、企业形象。只有文化与品牌，才是可以持续和谐发展并能传之后代的资产。徽商的品牌，徽商的文化，就是这样传承下来的。至于徽商经营的那些个行业、资产，早已灰飞烟灭，百易其主了。而唯有徽商文化这张名片、这个牌子，却永远地传承了下来。诚信、简朴、坚韧、和气生财、以义取利、儒贾结合、徽骆驼、绩溪牛等等，这些包含着徽商精神的实质文化，随着时代的更迭，不仅没有失传，反而在新时代被各路追逐梦想的工商界精英和企业所活态传承，发扬光大了。这说明旧时徽商所创造的这种文化精神，仍然为新时代的企业家们所认可，成为现代企业也一样奉行的精神理念。（作者系原绩溪县政协文史委主任、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