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绍乐
微信版第1439期
20 世纪 50 年代初，方达林是歙县人民委员会农村扫盲工作队队员和乡村办社指导员；中后期，他成了人民公社办公室主任和县委写作组副组长。60 年代，他从区委秘书、宣传委员、副书记，一直做到县委委员兼区委书记。70 年代初，当上了歙县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生产指挥组组长。1978 年 8 月从歙县调到宁国，先担任县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不久即升任革委会主任，最后又当了四年县委书记。
改革开放初期，宁国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问题许多，困难不少，如何才能尽快拨乱反正，做好发展、保障和维护工作？如何才能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脱颖而出，勇立潮头？当年正是这位年富力强、从农村最基层走来的书记，以其睿智的头脑、敏锐的眼光和务实的作风，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把握全局、抓主要矛盾；尤其是抓好了那些对全局能发挥根本性、深远性影响的大事、要事，以其独特的工作方式协调各方，在困境中找到出路，在无望中创造可能， 在可能中干成事业。从而，给这个山区小县的老百姓带来了实惠，为宁国顺利进入“全国百强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向宁国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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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达林初来宁国，对一切都感到陌生，要做好工作、解决问题、科学决策，首先要做的就是调查研究。他相信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针对当时的实际，他在如饥似渴地“吃”进宁国各方面情况的同时，想到了一种既快捷而又有效的方法，经过与常委们商量，决定立即召开全县公社、科局以上干部大会来解决这个问题。会议是在县政府“五一”食堂召开的，并且一开就是七天。经过几天的会议，方达林对当时宁国的情况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即除了“左”的思想横行、内耗严重外，与老百姓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主要就是严重缺粮和冤假错案两个问题。
1、1977 年，宁国春季低温多雨，以后又发生水、风、雹等多种自然灾害，粮食严重欠收，到了 1978 年的 7、8 月间，全县大约 40％的大队出现粮荒，还有少数农户出现断粮现象。这样，解决缺粮问题，让老百姓有口饭吃，就成了他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
为此，他星夜赶回徽州地区，敲开张专员的家门请求援助。在他的努力下，几天后 20 万斤粮食运到了宁国，粮荒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是他知道，这次解决的只是暂时的困难，要想解决长期的问题，必须从根子上寻找原因。方达林连续跑了十几个公社，经过调查发现：宁国县的这次粮荒除天灾影响外，确实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受“左”的思潮影响，当时粮食征购指标定得过高，这种“高指标”在正常年份，全县各个公社（特别是缺粮区）上交完公粮、留下种子以后，能分给社员群众的粮食已经不多，更何况大灾之年？
在摸清情况并与县委主要领导商量后，他立即召开了全县粮站站长会议，解决今后各个公社粮食产量的上报问题，总的要求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决不能再有水分。并对怎么个“实事求是”法？具体提出 “二不能、一打折”的要求，即：一是口子谷（空瘪稻谷）不能算产量，二是玉米、红薯等杂粮不能算产量；还要在原来的上报指标上再打上折头。“要给群众留点余地，决不能让社员群众明年开春以后再没有饭吃，饿着肚子搞春耕了。”
资料显示，当年宁国县征购（征粮和购粮）的粮食即从 9620 吨下降到 7125 吨。怎么会是这样呢？现在的年轻人，也许很难理解，因为他们大多没有经历过那样的年代，但是许多年纪大一点的人都知道，那个年代对我们整个国家，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2、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影响下，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可受整的大都是人民群众，特别是十年“文革”制造了为数不少的冤假错案。现在结束了，来信来访的人特别多。方达林把平反纠正冤假错案看成是为群众排忧解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为此，他在与有关领导商量以后，定了 3 条措施：①凡是来县委、政府上访的群众都要认真地接待。②重点案件要尽快派人下去重新调查并尽快解决。③成立专门机构对建国后遗留的历史问题，进行复查。
当时，到宁国县城里上访的群众很多，因为他是新来的，所以点名要找他申诉的人就更多了。他说：“凡是找到我的，我都接待。”“沒有吃饭的，我拿饭票一起到食堂吃饭，饭后再讲。”“能现在能答复的，就当场给予答复；现在不能答复的，调查以后再给予答复。”就这样，有时弄得吃饭、睡觉都沒有时间。问他为什么？他说：“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这是他近 30 年的农村工作早已形成的一贯作风。
同时，他还尽量抽出时间，多到信访办公室参加接待上访人员。其中，有一个船民集体上访的事件，给他印象最深了。那是 1978 年的 10 月间，宁国船民水上运输队 20 余人，为讨生活出路，要求县委县政府给予解决吃饭、安置、小孩上学等问题，集体上访。他们带着锅碗瓢盆和被卷，占据了县委县政府大楼的走廊，大有安营扎寨之势，船民们群情激愤，形势非常紧张。此时，方达林主动请缨与同时到任的县委书记韩双立同志一起，代表县委和县革委会去做调解工作。经过耐心倾听、平等交流和促膝谈心，船民们的情绪慢慢地平静下来。
正在这时，船民中的一位老人突然发病了，方达林立即派人把他送往医院治疗，并请专人精心护理；同时又给占据大楼走廊的船民们送去米面和蔬菜。这两件事在上访的船民们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们说：“你们这样关心我们，待我们这样好，我们的困难相信你们一定会妥善解决的。”就这样，不到二天时间，这起群访事件便得到了顺利解决。事后，方达林又督促相关部门认真解决落实了船民们的安置、生产和生活等问题。在以后的日子里，每逢想起这件事情，他总会十分感慨地说：“我们只要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做事，多为他们着想，以心换心，再大再难的事儿也就不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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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轻花落定，未央雨飞扬。方达林到宁国上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作为基层党委的副书记，他除了有自己分管领域的工作外，还要协助书记抓好县委其他方面的工作。尽管很忙，但他始终坚守着“执政为民”和“万事民为先”的朴实理念，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关注民生，做到情为民系、利为民谋。
“春节慰问”，这样的活动几乎每年都搞。但是，1979 年春节前夕，他还是决定认认真真地做好这件事，决不走过场，为乡村百姓办点实惠的事儿。一是自己本来就是农村出来的干部，对农民生存现状始终都有一颗同情心；二来这也是深入调查了解宁国基层各方面状况的一次最好的机会。所以，他经过与常委们商量后，决定把自己到宁国以来第一次的慰问地点，定在革命老区——板桥。
他带着革委会副主任陈惟选、雷水林，连每年都带的电影放映队也沒有带，就出发了。他们在方塘公社下了车，然后爬了 30 余里的山路，来到板桥村。那时的板桥公社辖板桥、大河口、大黃山 3 个大队，有 2700 多人口，是当时全县唯一沒有通公路的公社，一切生产、生活物资全靠人挑肩扛。“解放都几十年了，还有公社、并且是一个革命老区的公社沒有通汽车，实在是讲不过去！”方达林越想越觉得此事决不能再拖了。于是他们白天走村串户慰问那些困难户、五保户、革命老人和军烈属，晚上就召开座谈会，各个层次的座谈会，听意见、摆困难、谋发展。经过连续四个夜晚的交流勾通，最终大家一致决定：“要想富、先修路，排除万难一定要把路修通！”
春节过后，在方达林的运作下，修路工作迅速铺开：测量队进村测量，公社干部发动群众投工投劳，交通局长亲自出马跑省要资金，物资部门挤出的钢筋、水泥、雷管、炸药等物资也逐步准备到位…… 经过一年多的奋战，全长 13 公里、宽 3．5 米，从板桥至方塘的公路顺利竣工，与全县农村公路网连成一片，革命老区板桥也从此结束了不通公路的历史。
当年，方达林在工作之余能换换脑子的娱乐项目，就是走进影剧院看一场电影，若是碰上自己喜欢的片子，那就更是一件十分高兴的事情了。但每次去看电影时，总能听见群众反映影剧院条件太差、设备落后，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老百姓这样的抱怨声也越来越多，他自己也颇有同感。因为这个影剧院是由 50 年代的县人民大会堂改建而成的，观众席是长条木椅，声、光、电等方面基本上还是老样子，电影放映效果很不理想，因此拆旧建新已是势在必行。
他是一个稳健的人，更是一个识大体、会办事的干部。作为革委会主任的他，对于群众提出的意见沒有简单地做出决定，而是深思熟虑后，在常委会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建议影剧院在原址上拆倒重建。这件事办好了，不仅可以还老百姓一个质量高一点的休闲娱乐场所，也能为宁国县城添加一个靓丽的景点。但鉴于县内财力有限（当年全县可动用的财力仅 50 万元人民币），故只能采取多方筹集资金的办法来完成。具体办法为“四个一点”即：①找省电影发行公司求一点；②从县财政挤一点；③去银行贷一点；④寻企业借或募一点。就这样，常委会一致通过了重建县影剧院的决定。随后，方达林又亲自找萤石矿矿长拆借资金，找上海水泥厂请求无偿支援水泥和钢材…… 各项准备基本到位后，1980 年 8 月，宁国县新影剧院开始动工兴建了。
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故事。重新建造影剧院，在当时的宁国县城算是一件大事，要建造出一座功能齐全、美观实用的影剧院，最关键的就是建筑施工设计图了。而那时的宁国建设局虽然有一个设计室，但是从来都没有设计过大一点的房子，怎么办？一时众说纷纭，有不少人都倾向于请上海、杭州等大城市里的设计院所来干。但是方达林力排众议，提出了“宁国事由宁国人干，为宁国培育人才”的主张。于是，他请来了建设局内的几名大学生商量，并提出：先派他们到芜湖、上海、北京、杭州等大城市中的影剧院观摩学习，弄出图纸后请他们的老师做进一步地修改，最后再请有关设计院审定把关。当整套图纸出来后，在讨论鉴定会上，大家都感到十分满意。
在决定由哪支建筑工程队来施工时，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好心人“请老家有经验工程队来建造”的提议，坚持要由宁国县內自己的工程队来干，又一次践行了“宁国事由宁国人干”的主张，从而开创了在工作实际中“为宁国培育人才”的先河。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紧张施工，新的影剧院终于建成，在当时的山区县城，尤其显得豪华气派。在喧闹的锣鼓声和老百姓的欢笑声中，方达林与县里的其他领导一起，为新影剧院的投入使用剪了彩。此时，他的脸上也露出了开心的微笑。
岁月在紧张和忙碌中一天天的过去。就在这些日子里，他曾为保护宁国的生态资源，制止盗伐、减少山场纠纷，亲自部署区、乡领导下队搞登记、划山界，然后又组织林业、法院等部门工作人员下乡办公，就地解决纠纷；他曾为方便老百姓的劳作和出行，千方百计组织所需物资，并督促有关区（镇）乡建筑鸡山、万福、宁墩等乡村道路的桥梁；他曾为了让在农村第一线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同志能调回县城，多次向地委打报告…… 总之，只要是关系到干部群众福祉的事情，他都会不遗余力去做，并且乐此不疲。每当那一刻，他似乎总能感觉到内心深处有一种东西在升华，我想，这种东西可能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信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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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决策。“这对我们做基层工作的干部来说，确实感到思想上轻松一大截。”“终于可以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安下心来做事了。”
农村开始土地包产到户，农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这给了方达林很大的启发，“既然土地能包产到户，那么工业方面也应该可以比照着做了。”在经过反复思考之后，他抱着为宁国的经济发展做一些尝试的决心，先后到国营企业化肥厂、陶瓷厂去蹲点，希望能找到一个突破口，树起一根标杆，从而起到一个带动作用，但是由于受到当时体制、政策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沒有成功。尽管这样，他还是按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特殊问题用特殊方法解决”的思路，为一些企业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比如，他就采用兼并和变换企业性质等办法成功解决了县计委下属建材厂亏本、工人闹事和胜利煤矿“机改”资金短缺等问题。
1980 年 2 月，方达林担任宁国县委书记。在当时，很多人称地方经济为“一把手经济”。而在一把手经济中，关键是一把手的发展理念和思路，“理念决定高度，思路决定出路”。如何谋划好、发展好宁国县域经济，出路又在哪里？他感到了自己肩上的担子一下子就重了许多。
此时，毗邻的浙江省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后改称乡镇企业）的做法，引起了他极大的关注，也让他又一次受到了启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于是，他一头扎进基层，连续多天走村串户，对宁国的社队企业进行调研。有一天，他在中溪公社听取汇报时，夏鼎湖谈起了想搞矿山机械密封件的设想，但苦于沒有启动资金。方达林在详细了解有关情况后，决定帮他一把。回到县城后，就立即找到县工商银行的行长进行协调。不久夏鼎湖就获得10 万元的银行贷款 ，一个新的企业“中溪密封件厂”也就随之诞生了。
1983年5月，夏鼎湖同检验人员一起检测产品
随后，方达林又为该厂的发展排除了可能碰到的阻力，并指示中溪公社领导要大力支持，要给予厂里生产和经营上的自主权。与此同时，对夏鼎湖也严肃地提出了出效益、不逃税、不违法的要求。就这样，当年这个坐落在山坳里的小厂，产值和利税连年翻番，仅用了三年不到的时间，产值就达到 144 万元、利税实现 80 万元，工厂盖起了新厂房，“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但那时国家对乡镇企业态度是：原料不供应，产品不调拨，完全是由企业自己想办法，从市场上来到市场上去。夏鼎湖为了推销厂里的产品，与北京和上海的两个国营大厂有了业务往来。不想，北京这个厂的负责人由于经济问题，被抓了起来，牵涉到了夏鼎湖。北京公安局派人来到宣城、宁国进行调查。对夏鼎湖的问题应该怎么理？宣城地委几个主要负责人开会研究，方达林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明显分成了“抓”与“保”两派。方达林是一位懂规矩、尊重程序的干部，但是在那次会议上却进行了“慷慨陈词”，他的理由是：夏鼎湖送的这些东西，大都是些土特产，而且是为了推销产品，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关键是，如果把他抓了，那还会有谁再来满腔热情去干乡镇企业了？在地委副书记朱景本和其他一些领导的努力下，最后会议做出了“由宁国县委组织调查组，把夏鼎湖的问题查清楚”的决定。
方达林返回宁国，向县委常委会做了如实汇报，并立即组成了两个调查组，一个去北京，一个去上海。临行前，方达林向两位调查组长袒露了自己“想保护夏鼎湖，为宁国保留住这个效益很好的乡镇企业”的想法。同时建议去北京的调查组长带两份介绍信，一份是纪委的，一份是县委的，并嘱咐：“调查工作一定要认真，要实事求是。”“在夏鼎湖沒有多大问题的情况下，请你代表县委再去这个厂的上级单位做做工作，争取保住这条大的产品销售渠道。”结果，去北京的调查组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而去上海的调查组效果却不理想。事后，方达林又委托分管工业的副书记黄经纶去上海，专程拜访了上海这个大厂的领导，为中溪密封件厂的产品继续销往上海扫清了障碍。接着，他又向省委汇报情况，向媒体推荐宣传，全力帮助、支持夏鼎湖……就这样，在他的精心策划下，1984年 4 月 7 日,《安徽日报》发表社论，充分肯定了夏鼎湖是改革者，是有能力的企业家；宣城地委也作出了《关于开展向夏鼎湖同志学习的决定》，方达林的不懈努力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他的这些做法也成了宁国县保护企业家的破冰之举！
宁国密封件厂文化宫
方书记支持宁国乡镇企业发展，尽心尽力为企业家服务的事例还有许多。比如，后来成为“耐磨材料大王”的陈宗明以及陈锦华、黄昌书等等，在创业之初也都曾经得到过他的不少支持和帮助…… 为了进一步推动乡镇企业的发展，1979 年，他在宁国县委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希望大家要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在认真扎实抓好农业，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同时，还必须大力发展地方工业”。1982 年，县委召开四级（县、区、公社、大队）干部大会，他在会上进一步强调：“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宁国的条件已经具备，工作重心转移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工业迈不开大步，农业继续上就很困难，我们要办好工业促农业。”会后，分管工业的领导也由原来的 2 位增加到 4 位。就是在这样的良好环境下，宁国的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当时，在宁国的土地上涌现出了一大批兴办乡镇企业的名人，其中宁国东线飞出的4 只领头雁最有名气，被人们戏称为宁国的“四大名旦”。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使得宁国县级经济落后的面貌迅速得到了改观。以后的几届县委、县政府不折腾、不扭“秧歌”， 一任接着一任干，始终把发展乡镇企业做为中心工作，在政策上不断充实、完善，在支持力度上不断增强，从而使得宁国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好，到 1987 年，全县共有乡镇企业6036家，乡镇企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49.3％，成为县级经济的“半壁河山”；同年宁国也顺利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1994年，乡镇企业产值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73.8％。在民营经济的带动下，全县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终于在1995 年宁国率先跻身全国百强县的行列，成为安徽省的唯一。
“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大地的丰收”，方达林在宁国任职期间，始终把解决好老百姓吃饭问题作为头等大事；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把改革创新作为宁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群众的眼睛里，他是一个纯朴中见深邃，繁忙中伴快乐，急难中勇担当，服务中讲律己的人。他留在三津大地上的故事，就像春天里那一首首飘着泥土芬香的歌谣，被老百姓在心底久久地传唱……
（作者系宁国市民族宗教局原局长、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