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祥
微信版第1454期
一九八二年和八三年，我在《安徽文化报》《宣州文物》上先后发表了《张大千与郎溪》等两篇短文。由于当时掌握史料有限，对著名国画家张大干先生及其家族二十年代中期来郎溪的原因等未能详尽叙述。同时，八三年三月十二日的《新民晚报》发表了谢光大的文章，介绍了客居台湾、思乡欲断肠的大千先生有三件心头大事。由于素来敬重父母的大千先生在这三件事中只字未提祭祖扫墓之事，因而也引起一些同志对张氏父母之墓是否在我县侯村心存疑窦。藉此县政协约我重新撰写张大千与郎溪文史资料之机会，根据近年来收集到的新材料，尤其是张氏亲属提供的族谱等宝贵资料，作一补正。意在廓疑正误，澄清史实。
一、张大千及其家族为何会来郎溪
大千先生家族原籍广东番禺，清康熙二十四年（1885）迁居四川省内江县（今内江市）。父亲张怀忠，号患生，一生均未做官，关于他曾任过建平县令的说法系误传。母亲曾太夫人出身于知书识礼之家，懂诗文长绘画。善孖、大千先生后来在画艺上能够获得巨大成功，与她良好的启蒙教育是分不开的。大千兄弟十人，均单名。其中二哥泽（善行）、三哥信（丽诚）、四哥楫（文修），他排行老八，名爱。二十年代初期，善孖先生已经成名，他偕父母家眷住上海松江，专事绘画。大于先生为了投师名门，钻研画艺，则住在上海市区西门路169号。嗣后，文修夫妇也由四川迁住大千先生一处居住。
一九二四年底前后，文修先生经营的复兴轮船公司“大仁”号商船，在往来于渝沪途中不幸遭兵船相撞，经济损失惨重。当他伤心痛惜之时，适逢曾到过郎溪的友人肖翼之。肖告诉他，郎溪地处锦绣江南，有鱼米之富、土地之饶，适宜经营农林业。文修听后不禁为之心动，于是决定放弃商运，改创新业。
他返回上海即与母亲、兄弟商量，得到他们赞同。一九二五年春，善孖、丽诚、文修、大千兄弟四人约同友人肖翼之、向寄萍和夏某，带着母亲请松江天主教神父写给郎溪天主教神父的信件，风尘仆仆，来到郎溪。他们被东乡侯村大片的山场和幽雅静谧的山村环境所吸引，正式定下，由兄弟四人共筹资金，文修先生主持，在这里创办一个“张氏农林场”。
文修先生初来时，寄住在离侯村约五里的花树庙塾师李步亭家中。几月后即在侯村附近的松林场盖起十间草房（该房刚建成就因烟囱失火烧掉，续盖了八间），又在城内桑园村前陶塘畔购置了五间楼房，接来了母亲和妻室。随行而来的还有五服内本家儿、侄媳张百林和吴义德夫妇。直至一九三七年八月，战争的阴云笼罩着郎溪，为避战乱，文修先生一家被迫将全部产业委托给李、梁两位好友，在张百林等人的相送下，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生活十二年的郎溪。
十二年间，文修先生可谓悉心创业，他雇人开垦了侯村的大面积荒山，遍荣桃李枣柿，培育了成片的翠竹青松，使原来无人问津的荒山野岭始以“松林场”的美名流传至今。文修先生及其后人对郎溪也怀有深厚的感情，一直视这里为“第二故乡”。
二、张大千父母之墓是否在侯村
一九二五年，大千先生的父亲在松江县善孖先生寓所病逝，葬于附近的恒春行桥。一九二九年，因文修先生打算长期定居侯村经营农林场，又因善孖先生已搬离松江，便将父亲灵柩由水路运至梅渚，请民工经二宝殿、岗南、凌笪抬往松林场重葬。
一九三六年农历五月，七十五岁高龄的张母肺气肿病复发，医治无效，是月二十五日在桑园村住宅逝世。当时，于城关北门的天主堂设宴款待吊唁人员，灵柩则暂厝于天主堂附近的新安会馆。该馆一些人曾认为张母属外籍，担心此头一开，以后再遇此类事麻烦。但终因张家名气大，人缘好，还是开了禁律。
葬仪是少有的隆重和奇特。何应钦等国民党要人都送了孝幛，送殡的队伍长达大半条街，既有和尚道士按照中国传统的悼仪打锣念经，也有天主教神父和教徒按照西方的习俗，为这位虔诚的教徒手举十字架唱《圣歌》。许多人臂上佩戴着黑纱。长期以来，小城的人们看惯了披麻丝、戴白孝的送殡场面，对于这种破例，一时传为鲜闻。守孝整整进行了一百天。此后，由神父将张母灵移厝于天主堂后菜园中。
直到一九四八年，张百林夫妇接到大千、文修兄弟来信，才请侯村的侯有钱等老人移葬于松林场张家墓地。
大千先生的四嫂（文修妻）约在一九三三年也病故于松林场。如今，紧挨大千先生父母之墓北边的那座坟莹便是她的。
三、大千兄弟究竟来过郎溪几次
据张氏族谱等可靠记载，善孖、大千先生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七年间，共来郎溪六次。
第一次来郎溪，前文已经叙述。事毕后，善孖、大千先生曾顺便游历了九华山。一九八二年，我在九华山历史文物陈列馆见到两位大师的画作各一幅。其中《罗汉图》落款为“乙丑四月”“大千张发”。陈列馆的同志告诉我，这正是他俩此行赠九华山主持大师镇巅和尚的。
一九二九年，善孖、丽诚、大干因护送父亲灵柩第二次来郎溪。大千先生时已黑须齐胸，被侯村人误称为“老人家”。他用浓重的四川话笑着解释：“哪里老呀，我才二十九岁哟！”
一九三O年，为祝贺母亲七十大寿，善孖、丽诚、文修、大千四兄弟第三次相聚郎溪。善孖、大千还挥毫运墨，合作了一幅长达六尺的《寿星图》，请城内裱工刘昆山装裱后，作为祝寿礼物，供奉在母亲住宅正堂中。
一九三一年，郎溪发生严重水灾，水溢县城，张母住宅水深尺许。离居苏州的善孖和正游黄山的大千先生，闻讯后分别赶来郎溪省母。此次住一月余。大千先生水性极好，曾携当地好友之子孟尧生在郎川河中游泳，他头缠衣服往返渡河，衣服滴水未沾，两岸行人观状，纷纷驻足赞羡。
一九三五年，张母病重，咯血不止。大千为探望母病，只身第五次来郎溪。他到处求医，经友人推荐，找到当时年仅二十三岁的黄历耕先生，经黄用药后，张母很快痊愈。大千先生见黄医术不凡，不因其年轻无名，而以重礼相待后辞别。
一九三六年五月，张母终因旧病复发病故。善孖、丽诚、大千三人分别从苏州、重庆、北平再次来郎溪，并在此守孝一百天。大千先生的前妻这次也来了，她是北平人，从事说唱艺术。
一九三七年八月，善孖夫妇偕儿子心德、心奇、女儿心仁、心嘉和文修之子心俭由苏州最后一次来郎溪。他们在侯村扫墓毕，又至郎溪天主堂祭别母亲（祖母），便匆匆南下，由芜湖乘轮船经九江、汉口等地，抵达重庆。这次大千先生因在北平被日本人纠缠，未能同行。同年底，经文修先生帮助，他辗转绕道，经天津、香港回到四川。
四、关于张氏兄弟的几件佚事
张氏兄弟在郎溪时间不长，但留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却是深刻的。我在调查访问中，接触到不少当年与他们有过交往的老人，岁月虽逝去了近五十个春秋，可当我询问起当年的情况时，他们对张氏兄弟在郎溪的许多往事依然记忆犹新。这里，简要介绍几件。
一是孝敬父母。受着中国几千年来传统道德观念的深深影响，以及自身性格谦和，张氏兄弟对父母极为恭顺。他们每次远行或归来，均向母亲磕头相拜。在一起生活时，早晚必定请安。同桌进餐，母亲未动餐具或发话，他们谁也不动碗筷。膳罢，母亲未离桌，他们均不先离去。若要访友会客，也是“出必辞，回必告”。大千兄弟还时常为母亲端茶送水，洗脸洗脚。一次，大千先生正在为刚洗好脚的母亲穿袜，来了朋友，他也不回避，其爱母之美德深深感动了朋友。
二是乐于助人，善孖、大千先生分别早在二三十年代，就以高超的绘画技艺名闻遐迩，人们都以得到他们的一幅作品为荣事。善孖、大千先生不仅对慕名前来求学面者尽可能满足其愿望，而且常常主动为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平民百姓写字作画留念。原城关集体商店老职工王序懋同志，在张母出殡期间，曾在张家帮忙，当时仅十四五岁。善孖、大千先生见他忠实勤快，留住半月，并时常逗他玩耍。临别，善孖先生特地作《荷花图》一幅相赠。此外，郎溪老中医胡翘武先生、原天生药堂程寅禄先生等，都曾有他们相赠的墨宝。可惜经过沧桑劫波，已散失殆尽。
同样，文修先生热情解人之难亦使侯村的村老们传为佳话。那是一九三四年，郎溪大旱，农民粮食紧缺，可国民党县政府却严设关卡，禁止他们进城购米。文修先生得知情况后，便利用自家的特殊身份，与伪政府要人交涉，帮助侯村农民车推肩挑，买回许多大米，度过了难关。
三是画艺精湛。张母在郎溪时认有一干女儿周氏，她很喜欢善孖先生的画，便向干妈提出了要求，果然有求必应。善孖先生精心构思，着意用墨，很快绘制出一幅浓墨淡彩、形神兼备的佳作——《卧虎图》。周氏视若至宝，珍藏家中，很少示人。一九四五年秋，为庆贺抗战胜利，她才将画挂出。谁知恰被国民党县长陈国香看见，他发现这是“虎痴”善孖先生的上乘之作，立时垂涎三尺，借口送省城展览，将这件精品骗去，作为换取“国大代表”和续任县长的礼物，送给了省主席李品仙。当周氏索还时，他一面以欲陷其夫刘炳乾为“汉奸”（日寇占领郎溪时期，刘在日伪政权中供过微职）相要挟，一面以赔偿三十担大米的代价，软硬兼施，了了此事。
（本文选自《郎溪文史资料》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