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彦
微信版第1471期
摘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在鲁迅先生影响下，逐渐兴起一股声势浩大的文学潮流，形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力颇大的乡土小说派。安徽茂林作家吴组缃是在这股乡土书写潮流影响下成长的一位乡土作家，他本人长期浸染于皖南地域文化，故其小说浸润了丰富的皖南地域文化，尤其对皖南民俗文化的书写极具特色。对于皖南民俗文化的多维呈现，展现了吴组缃对故乡的深切关照。关键词：吴组缃；皖南乡土民俗文化
五四时期，在鲁迅先生的小说集《呐喊》《彷徨》出版后，受此影响，涌现了大量具有文学地域性风格的作品，这些小说被冠以“乡土小说”“农村小说”“农民文学”之名。吴组缃是20世纪30年代一位以书写皖南乡土而著称的作家，他本人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30年代写了大量具有文学地域性特征的小说作品，比较著名的有《一千八百担》《樊家铺》《箓竹山房》《卍字金银花》以及长篇小说《山洪》（原名《鸭嘴涝》）等。
一、吴组缃的皖南乡土书写
吴组缃，原名吴祖襄，字仲华。生于1908年安徽泾县茂林镇，后在清华大学入学，1930年又由经济系转中文系学习，并于同年开始小说创作。吴组缃对自己的家乡一直都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的众多作品也多是以他的家乡为背景的乡土小说，它们生动记录了发生在皖南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吴组缃从小就生活在泾县茂林镇，1914年，年仅6岁的他就进入私塾读书，至1918年他进入父亲创办的育英小学就读，直到五四运动爆发以后的两年，13岁的吴组缃才离开家乡进入宣城省立第八中学。就算此后不久，他进入芜湖省立第五中学，辗转多次，他仍然徘徊在家乡附近的区域。甚至1927年他在婚后又回到茂林当小学老师。到1929年吴组缃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系就学以后，北上求学的吴组缃才离家乡渐行渐远。但是，一个人童年的回忆总是伴随着一个人的一生的，对吴组缃来说更是如此。杨匡汉说：“思乡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情感，尤其是对现实生活中无所依傍的人来说，思乡是以精神还乡似的方式来重塑替代性的家园。”1 吴组缃曾经在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时曾强调他“所熟悉的人和事”产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对他的内心造成的震动，在回答日本作家增田涉对他的小说《樊家铺》的批评时，他又说“这十多年我看见的、听见的，全是我们民族我们社会最最严肃的事。对于这种种大事，我仍是以一个乡下人的认真态度去体味去了解的”。2 以上种种不难看出，对吴组缃来说，他从“乡下人”的角度出发，故而他“所熟悉的人和事”自然就是他的家乡发生的种种。
吴组缃的家乡泾县茂林镇，是泾县一处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千年古村。茂林吴氏是泾县的名门望族，历史上人才辈出，享有“小小泾县城，大大茂林村”的美誉。吴组缃自幼受到皖南地域文化和吴氏家族文化的熏陶，耳濡墨染中，对皖南民俗文化的书写是其小说不可或缺的部分，故本文的立足点在于探讨吴组缃对皖南民俗文化的书写。
二、多姿多彩的民风民俗
“民俗是群体的生活文化，包含着人们相处、互动以及相互理解的最基本的文化指令，包含着人生最基本的行为方式。”3 中国古代，中国人很早就达到了对民俗的体认。在周代，《礼记·王制》中就有天子“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的记载。至于《周礼》对国家礼制的记载，更是表明统治者已经懂得对民俗的加工利用。张紫晨在《中国民俗学史》中认为“一部《周礼》，与其说是周代的礼制礼法，不如说是周代民俗的礼制化和官制化”4。民俗作为一门学科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诞生的。不难想见，深受五四新文化熏陶的一代作家们自然会对我国传统民俗予以重视。在此种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众多五四作家，尤其是乡土文学作家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作品致力于发掘地方民俗，乃至将其中的落后愚昧的一面予以揭露和讽刺。我们在鲁迅的《祝福》中能够明白“祝福”对人的思想的制约，在王鲁彦《菊英的出嫁》中看到冥婚陋习对生命的压迫，在台静农的《烛焰》中看到秉持“冲喜”旧俗的民众的愚昧。皖南地处山区，民俗形式丰富且多样。民俗作为地域文化的组成部分，关于民俗的记载在吴组缃的小说中也多有表现。
皖南地区在历史上就是一个文化兴盛的区域，在民俗文化的发展上尤其如此。自然状态下的民俗多种多样，一般来说民俗可以分为物质生活民俗、社会生活民俗、精神生活民俗。皖南地区的物质生活民俗取决于当地的地理环境，类似于重视农业生产、渔猎及闲时养蚕等生活民俗在当地都有着悠久的历史。社会生活领域尊宗敬祖、秉持礼义的思想，明清时期就达到了鼎盛，无论是宗祠还是贞节牌坊都是这些思想的外化。精神生活民俗中的鬼神信仰、喊魂祛病等更是熔铸在皖南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1.物质生活民俗
吴组缃家乡所在的皖南地区，山水交错，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因此生活于此的民众的生产生活无不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息息相关。在小说《山洪》中对村民的生产民俗有着详细的描写。小说中的主角章三官是地地道道的乡下人，他有自己的五亩三分田，平常都是在田里忙农活。在农闲时期有三个月的渔季，于是便和兄弟们合伙打鱼。闲时高兴了，章三官也会背着一把土枪去山上打獐和麂，去河岸上打绿头野鸭。从此处能够看出山村生活的闭塞，村民们不管外界如何变迁，但是他们仍然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这正是体现了皖南社会之“常”。另外，皖南地区多养蚕，这源于中国古代传统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在吴组缃的小说中，也多次提及养蚕。《山洪》中住在鸭嘴涝祠堂的游击工作人员在村内进行家庭访问，其中一项工作就是调查村子里谁家养了蚕，谁家没养。另外此处还说明了关于养蚕在本地的一些禁忌。即只要养蚕的人家都不愿意生客进门。其实这种禁忌也是由来已久，在《醒世恒言·施润泽滩阙遇友》中就有一句“那养蚕人家，最忌生人来冲”。5在《樊家铺》中，借由线子母亲之口得知，线子和丈夫小狗子养蚕，且养了十大盘，最终因桑叶不够吃，养蚕破产了。在文中也道出了线子夫妇养蚕真正失败的原因，那就是“这几年丝茧没销场”。再加之《天下太平》中对丰坦村的现状的描述：曾经纺的纱、织的布早就不能在镇子上售卖了，镇上的茧厂也很久不开秤了，没有人忙蚕事，连桑树也被砍掉改种其他作物。以上种种对蚕事的描述，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就能够看出农村蚕事衰败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洋纱、洋布大量涌入国内市场，导致国产商品无人问津，随之而来的自然是农民的破产和中国社会经济的大变动。民俗本身是一种较为稳定的形式，可是在巨大的现实变化之下，也不得不产生一定的变异。这就是皖南社会之“变”。
2.社会生活民俗
受到二程和朱熹的影响，徽州地区自宋以后封建礼教尤其盛行，体现在尊宗敬祖、注重女子贞洁、教化民众恪守传统礼义等方面。外在表现就是徽州地区的祠堂和贞节牌坊尤是全国之最。徽州地区的牌坊、祠堂、民居甚至被称为该地区的“古建三绝”，是徽州建筑文化的象征。泾县茂林紧邻徽州地区，当地的礼义文化深受徽州地区的影响。祠堂又有祠庙、祠室、宗祠等称号，是旧时祭祀祖宗和先代贤人的地方，后来祠堂也承接着家族议事、修缮族谱、教化族人等功用。“祠堂”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代王逸《楚辞章句》之中：“屈原见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由此可见，祠堂在中国由来已久，是宗法制社会中维系宗族关系的重要场所。宗祠在全国各地分布广泛，至今遗留下来的著名的祠堂有罗东舒祠、胡氏宗祠、俞氏宗祠等，这些宗祠又较多分布在原徽州地区。吴组缃在《诗人节漫兴》一文中说：“我们村子是聚族而居，氏族颇大，大宗祠之下，又有许多支祠。”吴组缃从小生活在宗祠遍布的茂林，自然也会将这种宗祠文化反映在作品中。在《一千八百担》这篇小说中，整个故事就是发生在宗祠之中，它的副标题是“七月十五日宋氏大宗祠速写”，突出了宗祠的存在。在这篇小说中宋氏大宗祠就承担着家族议事的作用，整个故事讲述的就是在宗祠内各色人等围绕着一千八百担粮食的处理方式展开的讨论，宗祠内与会诸人各自心怀鬼胎，可是粮食最终却被饥饿的客民和佃户抢去了。宗祠本来起到的是凝聚民心、维系宗族关系的作用，可是在这篇小说中可以看到面对着一千八百担粮食的现实利益，宗族之内的人心如一盘散沙，宗祠也逐渐失去了它原本存在的意义。
在小说《山洪》中也多次提到了宗祠，在这里宗祠发挥了新的现实作用：游击队要经过鸭嘴涝，有一部分人就住在鸭嘴涝宗祠之中，它成为了游击队员歇息的场所。同时游击队的主事者为了发动和组织民众的抗日工作，也常常将祠堂作为根据地以召集村民讨论抗战的相关事宜。旧的宗祠制度作为社会生活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也能与时俱进，发挥新的作用。牌坊又称为牌楼，是徽州地区一种典型的建筑物，它常用木材、石料、砖块等建成。牌坊有各种各样的，比如功名坊、科第坊、孝义坊等，它们都是用来旌表儒教价值观所认同的优秀人物的。数量最多、最为著名的可能还是要数贞节牌坊，这些牌坊上面一般会刻“冰寒玉洁”“彤史流芳”“纶褒贞节”等字样来表旌贞妇节烈，以宣扬封建礼教。世人对女子贞洁极为看重，自汉代刘向就编有《列女传》，宋时程朱理学又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后又有明清统治者的提倡——明时已建成贞节牌坊的定制，到清朝则愈演愈烈，贞节牌坊一时大量出现，甚至形成“牌坊村”。道光年间编修的《泾县续志》共有九卷，其中有两卷都是记载列女，其下又细分为节妇、烈妇、贞女、孝女。另有说“全国现存各类牌坊约3000座，而歙县一县便有82座，其中贞节牌坊竟达37座”，6总之，从以上记载能够看出，皖南地区在社会民俗方面深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在吴组缃的小说中，反映封建礼教对女性的钳制的有不少，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箓竹山房》和《卍字金银花》。《卍字金银花》写“我”儿时遇到一个小姑娘，等到当年活泼可爱的小姑娘长大后，年纪轻轻就守寡了，与人私通并怀孕，她想寻求舅父的帮助，却因为舅父是名教中人，这位姑娘最终和她未出世的孩子一起离开人世了。小说中的小姑娘的悲剧的直接来源是身为“名教中人”的舅父对其不管不问，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封建礼教的盛行。《箓竹山房》中二姑姑却昭示了另一种悲惨的命运：二姑姑的恋人上南京赴考而在途中船翻而亡，二姑姑殉情不成便抱着灵牌成亲了，于是一个女人的一生便被禁锢在清幽孤寂的箓竹山房，常年除了一个女仆便只有与青灯古佛相伴。从以上两篇小说就可以窥见皖南地区封建礼教之盛。女子被要求从一而终，就算恋人已死，也要以冥婚的方式固守住此种传统。更不用说如有违反此种规则的女子，那定是为世所不容的。艺术来源于生活，据说吴组缃有一个姐姐就是16岁时就开始守寡直至她年老逝去，幼时的吴组缃亲眼目睹了封建礼教对亲人的压迫，一定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精神生活民俗
皖南地区迷信观念盛行，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颇重视鬼神信仰的国度，更在于皖南地区多山闭塞的地理环境，导致当地迷信观念长久不衰。“旧时县人迷信习俗常见的有算命看相、抽签问卜、招魂过阴、驱魔赶鬼等。婚嫁须‘回八字’，丧葬要‘看风水’,出行、做事选吉日，遭灾害病巫招神。”7种种迷信观念皆是精神生活民俗的组成部分，在吴组缃的小说中更是有丰富的精神生活民俗内容。在民俗信仰上，皖南地区因为有青弋江这样的河流流经，多信仰河神，相应的也有祭祀河神的民俗活动。吴组缃在小说《山洪》中借主要人物章三官的视角写了一场在开河之前村民们组织的一场祭祀河神的典仪：远处近处的山上响着浑然一片忽隐忽显的松涛，烘托着面前人们的喧哗，带给他惶惶然十分急乱无措的印象。人的模糊的影子晃动着，已经在河边聚做一个散漫的圈子；那里已经烧起了松柴的火炬，浓黑的松烟在红的火焰上面喷腾着，发出哔剥的炸裂声，在那狂舞的火舌旁边，他看见东老爹的半边面颊，翘着的一撮花白胡子在那火光里闪耀着；站在东老爹旁边的那个庞大的身影，他凭得想象认得是双全官。他知道他们由东老爹和双全官领头，正开始祭祀河神的典仪。古老的河神祭典由来已久，在早期岩画中就保存有祭祀河神的图像，另屈原《楚辞·九歌·河伯》就是楚地祭祀河神的歌曲。河神祭典在南方地区较多，尤其是在傍水而居的民众中尤盛。同时，各地的河神祭典的风俗也不尽相同。在吴组缃笔下的皖南地区河神祭典也充满了地域特色。当地的河神祭典往往在开船之前举行，目的是保佑船上的渔民都能够平安归来，这代表着村民的祈愿和祝福。在黄昏时节，村民们在河滩上围坐成一个圆圈，圆圈中间点起燃烧的火炬，村民们围绕中间的篝火祈愿求福。在《一千八百担》中提及干旱时人们为了求雨而搭建了龙王台，去河里捉了“真龙”，请来了癞痢头菩萨模样的菩萨。这其实也是祭祀河神的另一种形式，只不过这种祭典针对的是久旱无雨的状况。直到如今，河神祭典逐渐失去了现实意义，仅仅是作为一种节日时的庆典活动而留存下来。除了河神信仰之外，在小说中还提到了其他神祗和鬼魂信仰。《天下太平》中的丰坦村有一座庙，庙中供奉着神祗，村民们相信村子的太平正是神庙所赐予。甚至连神庙的门墙的颜色在村民们看来也是和村子的兴衰有着密切的联系。小说的主人公王小福开始时就是一个对神庙深信不疑的人：他在母亲生病时因求医无效，便下定决心去神庙求“仙方”，还要抽签向神明讨吉凶。《卍字金银花》中“我”是在九月会节中遇见小姑娘的。九月会节相传是江南农村供祭南坛三神的庙会，后来衍变为庆祝丰收的节日。在小说《黄昏》中则涉及了另外一种常见的迷信活动，那就是喊魂。福宝子生天花十多天后，他的奶奶锦绣堂的三太太在黄昏时妄图通过“喊魂”这种迷信活动来使自己的孙子病愈。无论是王小福还是三奶奶，他们求神拜佛、喊魂祛病的行为都表现了当地农村的愚昧落后。另外出门做事要看黄道吉日的旧俗在小说《栀子花》中这样形容：“正月十八祥发要动身了。二堂叔本要在十五日走，因为要赶开课前到北京。祥发不肯，说自己是初次出远门，总得拣个黄道吉日。十五日是大正月半，决不可用；十六日历书上注着‘不宜远行’；十七则又‘七不出，八不归’，只二十日是‘诸事皆宜’。”祥发对黄道吉日的恪守是旧时皖南农村常见的迷信活动之一。无论是开船、干旱，还是生病、出行，皖南地区都有相对应的民俗礼仪，可见民俗礼仪在精神生活领域已经完全渗透到乡民的精神意识之中了。
三、结 语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吴组缃作为一名从皖南乡村走出来的作家，对现代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以自身的文学创作实绩开拓了乡土小说民俗描写的文学疆域，也为后来的皖籍作家的创作提供了灵感与启发。
由于吴组缃本人生于斯、长于斯，乡土皖南的民风民俗在吴组缃笔下自然摇曳多姿、真切自然。与此同时，吴组缃小说中反映的皖南民俗文化与其小说创作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作为乡土小说，地方性民俗的书写无疑大大增强了作品中的民俗氛围和地方特色；其次，小说中的民俗文化既反映了纵深的历史内容，又把握了时代变迁下的社会生活的变迁；最后，对民俗信仰和民俗场景的描写有利于完整地塑造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性格心理，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皖南人民的地域性格。
注 释
1.杨匡汉.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53.2.吴组缃.吴组缃全集苑外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20:19.注：本文所引吴组缃小说都出自此书。3.高丙中.21世纪社会学系列教材中国民俗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4.张紫晨.中国民俗学史[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37.5.冯梦龙.醒世恒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732.6.王晓荣.徽州贞节牌坊与节烈女性[J].社会科学评论，2007(03):36.7.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泾县志1998—2005[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809.（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