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云驾
微信版第1487期
余玉堂（1908—1937），原名余兴宜，又名余彦清，1908年出生在江西婺源县鄣公山里村一个农民家庭。1935年入党，并担任中共鄣公山第一任支部书记，不久任中共皖浙赣省委秘书，次年秋奉命来宁国开辟游击根据地，以加工香菇为掩护，人称“香菇佬”，其真实身份是中共上浙皖特委委员、宁（国）昌（化）中心县委书记。1937年3月不幸被国民党逮捕，月底被杀害于宁国县城南门山岗，时年29岁。
余玉堂烈士像
关于余玉堂的被捕经过，官方和民间有各种说法，且相互矛盾，错漏百出，最离奇的版本来自民间。最近在走访中，我得到原羊毫山中心区委书记汪水顺的孙子汪永彬所写《关于1935—1949年皖浙赣红军和皖南新四军在霞西、石柱等地革命活动回忆录》，文中介绍，余玉堂在监狱内亲口对同牢的汪水顺说起自己被捕的经过：3月18日，余玉堂住在小曹村程三秀家，太阳快落山时，他在门口看书，夕光中几个穿便衣、戴草帽的人向他走来。余玉堂没有太在意，当发现情况不妙时，敌人离他已经很近，他来不及细想，就一个纵步准备上房顶，不料被冲上来的敌人抓住了一只脚而被捕……
文中反派主角既不叫程三秀（应叫程三寿），也不住小曹村（应为冯家塔或红游村），真不知老人言之凿凿的浪漫叙事从何而来。还是让我们依据官方有关著述和余玉堂曾经的游击队战友的口述材料，以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
宁国市委党史研究室、宁国市档案局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宁国地方史第一卷：1919-1949》（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一书，是这样写的：1937年“3月18日,国民党三十四师一个营重点‘围剿’宁昌游击队,敌人利用叛徒,内外勾结,将宁昌中心县委书记余玉堂用酒灌醉后逮捕……”介绍简单明了，余玉堂是被叛徒出卖、“用酒灌醉后”被抓。至于叛徒是谁？如何被灌醉和被捕细节都没有交代。
写作本文时，笔者询问了党史一卷副主编黄鸣全，他说资料来源于《宁国党史资料选编》（宁国党史办编，1988年出版）和自己对实地的走访。选编一书收录了婺源、宁国两县委党史办共同撰写的《余玉堂烈士传略》，其中写道：
一九三七年初，红军独立团主力从皖浙边撤走，敌人的“清剿”更加猖狂，革命队伍中少数不纯分子动摇叛变。此时，敌人进一步加紧对余玉堂缉查，把黑手伸向了各个角落。余玉堂身居险境，但革命斗志毫无减退，他抓紧发动各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做好分散隐蔽和储备粮食工作，准备和敌人作长期斗争。
正当余玉堂为革命奔走之际，岂料敌三十四师特务已与当地伪保长及我游击队内叛变分子吴齐高（吴痞子）、程三秀等相勾结，设下了圈套。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八日夜，余玉堂和警卫员舒清荣从南山坞来到程三秀家，程一面伪装热情款待，一面又让吴痞子通知伪保长密告驻守在龙川坞的敌三十四师某营。敌人派了一个连的武装迅即包围了余玉堂的住地，就这样余玉堂和舒清荣不幸落入了敌手。
上述传略交代较为详细，指出了叛徒的姓名、余玉堂被出卖以及被捕的情形。
《宁国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1985年出版）有两篇文章提到余玉堂被捕，其中由胡青云口述的《活动在宁国县西南边陲的红军游击队》一文写道：
1937年3月18日，余玉堂首长被捕，事先是住在龙川坞的伪新编三十四师特务设计，派伪保长程明生、联保主任余井，勾通程三秀、吴齐高等人进行谋害（这些人曾经都和余玉堂首长有过密切联系的，如吴齐高还是余首长开始到宁国落脚的一家，程三秀是地方工作者）。当日余首长和他的警卫员舒清荣二人从南山坞到程三秀家，程一面伪装热情接待，晚餐时拿了一斤多酒给余首长和舒清荣二人痛饮，膳后又将二人安顿在杨树坞王传家家睡觉，暗地里却叫吴齐高通知程明生和余井等报告新编三十四师行事，当夜余首长和警卫员舒清荣就这样被捕。
上文不仅指出了保长和联保主任的名字，余玉堂的被捕地——杨树坞王传家家，还说明了两个叛徒的身份和余玉堂的关系。而另一篇《余玉堂在南极开辟苏区的事迹》一文，由龙川村大坪组竹坞里（原南极公社江村大队第4生产队）人、余玉堂最亲密的战友洪明奎口述：
（1937年3月18日）隐藏在革命内部的叛徒程三秀、吴齐高等人乘余玉堂同志和他的警卫员舒清荣从南山坞到程三秀家休息时，密谋以“用酒灌醉，再下毒手”的诡计，将余玉堂、许庆荣、张海河三同志骗到栗树坞（杨树坞）张传家家里，假献殷勤，有意劝酒。酒将半酣，叛徒以“刺探敌情”为借口，去龙川坞带领34师百余人团团围住张宅。此时余玉堂等同志已入寝，短枪里的弹药尽被叛徒卸去，当吆喝的嘈杂声惊醒余玉堂等同志的时候，敌人已层层埋伏，前后把守。余玉堂同志飞身上屋，开枪射击，不意枪膛里子弹无存，又兼是茅屋顶，纵跳不便，叛徒王金力趁机抱住余腿，拖下屋顶。余玉堂同志就这样因叛徒出卖而落入敌手。许庆荣同志也同时被捕。
从80年代洪明奎的口述材料看出，他与胡青云口述有几处不同：一是将余玉堂的警卫员舒清荣写成“许庆荣”，二是提到当晚在场的第三人——张海河，至于其人是否被捕，结局如何，文中均未作交代；三是被捕的老屋主人名字不一致，胡说是“王传家”家，洪说是“张传家”家；四是喝酒地点不同：胡说先在程三秀家喝酒，后被安顿到王传家家休息被捕，洪说是在张传家家喝的酒，后被捕；五是余玉堂被捕增加了上屋、枪弹被卸和王金力抱住他双腿（一说吴其高抱余双腿）的细节。
经笔者查阅1960年宁国县革命斗争史资料小组办公室整理的相关档案和最近走访冯家塔村得知：由于当时记录人对当地口音辨识不清和工作欠细致，导致笔误或同音字随意使用现象的发生，80年代发表在《宁国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上的6篇回忆上浙皖的文章也存在类似问题。如果知道舒清荣是昌化岛石镇舒家湾人（他坐牢6个月，出狱后回到老家，1960年宁国派人采访过），就不会写成“许庆荣”或“舒青荣”“许青云”了。还有吴齐高，如果知道他是小曹吴家“其”字辈的，中间那个字也就不会写成“齐”或“启”。另查，口述人洪明奎1937年初被捕，后被押往县城，脱离了领导核心，关于余玉堂被捕的事情应该是出狱后听人说的。加上1985年距离余玉堂被捕时间久远，回忆人年龄偏大，所以对余玉堂在哪儿喝的酒，被捕地点是张家还是王家也都说不清楚。
洪明奎、冯成书《口述记录》片段（1960年4月26日，存宁国市档案馆）
好在洪明奎还有一份1960年的口述档案，两份材料完全不一致，这一份所说与胡青云的口述比较接近，即余玉堂先在程三秀家喝酒，后到王传家家睡觉被捕。（见影印件《洪明奎、冯成书<口述记录>片段》）同样叙述混乱的，还有那个被捕现场的第三人“张海河”，洪明奎在《余玉堂在南极开辟苏区的事迹》一文里两次提到张海河，前面说张海河在3月上旬与王金卫一起被骗下山已经被抓，后面又说3月18日他与余玉堂在一起，前后矛盾，让人一头雾水。而在1960年《洪明奎、冯成书《口述记录》中，他说张海河是在余玉堂被捕之后（3月22日）与王金卫一起被骗下山被抓。由此可见，我们对口述材料尤其是时间久远、年龄偏大的口述者所述内容需谨慎对待。
幸得冯家塔本村文史爱好者、程三寿的外孙吴传兵帮忙，他在调查走访多位知情老人后告知笔者：多篇宁国党史书里的“程三秀”应改为“程三寿”，从小他就跟父亲反映过，舅爷的名字写错了；余玉堂被捕现场栗树坞，离冯家塔村西头程三寿家差不多有2里多路，余玉堂在他舅爷家喝了酒后，程三寿和吴齐高告诉余玉堂，有人要抓他们，说王全立（吴传兵强调，王传家、张传家、王传栋这些名字写得都不对）家在山旮旯里安全。其实这是叛徒们早就预谋好的“圈套”，因为这里偏僻安静，整个山坞只有王、吴、易三家居住，且三面地势陡峭，敌人知道余玉堂会武功，传说能飞檐走壁，这样围起来就难以脱身而易于抓捕。
历史考辨中常言“孤证不立”，必须查找更多史料作参照和互证，这样才能去伪存真，还原或接近历史真相。于是我又查到宁国市档案馆1960年宁国县革命斗争史资料小组办公室根据采访资料而整理的《赵兴根口述材料》（见全宗号：19，目录号：14.W-1，案卷号：15），文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2月21日，伪34师逮捕了我地方工作人员吴启高，该吴是参加情报组织的吴启观的弟弟。所以，吴启观等人就托伪保长陈明松等人向34师讨保吴启高。这时，34师的李营长，要陈明松等人具结，在放出吴启高后，逮住余玉堂。这就由他们一帮人暗下沟通，于3月23日晚，在伪副保长程三寿家中，请余玉堂吃酒，暗害了余玉堂。酒是吴启高从龙川坞买回来的，里面放了34师给他们的毒药。余玉堂和在洪明奎被捕后而跟着他的许青云（昌化人），在饮酒后，便中毒而被陈明松等人抬到王传栋家里。这时，陈明松、吴启高等人就向伪34师报告，34师伪李营长带了一营人，便包围并逮捕了余玉堂和许青云。
赵兴根（一作赵新根），曹里人。1936年8月参加红军游击队，于次年3月被捕叛变。曾模仿余玉堂笔迹诱骗游击队长王金卫等下山“杀保长”，导致王金卫牺牲，战士陈根密、张海河被俘下狱。余玉堂被捕后，赵兴根成为县长王式典奖励的12名有功人员之一（见1960年4月26日档案，洪明奎、冯成书《口述记录》，这个冯成书也是受奖人）。采访时正在黄山茶林场二队劳动改造。
由于记录人的问题，本则材料中的许多名字仍存在同音字问题，如吴启高、陈明松、王传栋、许青云等。此外，余玉堂被捕时间明显有误，不是3月23日，而是3月18日；那晚参加抓捕的不是一个营而是一个连。但是，赵兴根口述中有两个细节值得关注：一个是吴其高保释与叛变的经过交代得较清楚，这也就解释的通——“在洪明奎被捕后吴齐高是余玉堂最信任的人”（赵兴根语），为什么会叛变；另一个是余玉堂在程三寿家喝了毒酒，然后由陈明松、吴其高等人抬到王家后被捕。笔者认为以上两点相对合理、可信，毕竟赵兴根跟程三寿住在一个山冲，且距离事件发生时间不长，只有20多年，虽然他不是策划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但是从已知档案中他应该是最重要的知情者，因为反动人物都没留下交代材料，当事人舒清荣口述材料没涉及被捕的内容，洪明奎如前所述。至于毒药，我想敌人想抓活的，放的应该是蒙汗药、安眠药一类的东西，否则半夜余玉堂也不可能听到动静可以翻身起床。
又据2006年出版的《红色宁国》中《不屈的共产党人》（作者帅忠平是南极人）一文介绍，1937年3月18日，在梅村、施村、金竹坑等地奔波好几天的余玉堂，有点疲惫，他和警卫员舒清荣都觉得洪家塔是最可靠的根据地，准备到程三寿家住宿。路上遇到老游击队员吴其高，于是三人结伴而行。此时，余玉堂并不知道，就在不久前，敌34师的特务通过伪保长程明生找到程三寿、吴其高，设计如何抓捕余玉堂……我判断，他们应该早就商量好对策，怎么把余玉堂灌醉，包括预备好酒，搞来迷幻药，在哪儿抓捕才能万无一失，如此等等。剩下就等待时机，一旦机会来了，他们中的一员就溜出去告诉保长，然后保长再跑到龙川坞去搬救兵（在那里34师有一个营的驻军）。由此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后来保长程明生、联保主任余井病死，吴其高1947年被苏浙皖边游击队镇压，程三寿在土改运动中自知罪孽深重上吊自杀，落得个可悲的下场。
至此，余玉堂被捕一事史实基本弄清：1937年初，红军独立团主力从皖浙边撤走，敌人的“清剿”更加猖狂，革命队伍中少数不纯分子动摇叛变。伪新编34师联系伪保长程明生、联保主任余井，威逼利诱程三寿、吴其高等人，共同设计抓捕余玉堂。余玉堂身居险境，但他仍坚持不懈斗争。3月18日，余玉堂和他的警卫员舒清荣从南山坞下山，准备到程三寿家借宿，路上遇到老游击队员吴其高，便一起到了程三寿家。按照之前的预谋，程三寿热情接待首长，又劝余玉堂和舒清荣二人喝下不少掺了迷幻药的酒，还以“安全”的名义将二人安顿在栗树坞王全立家休息。吴其高以查探敌情为由，跑去通知保长程明生，向住在龙川坞的新编34师驻军报告。当夜，一个连百余人悄悄将王宅围住，迷迷糊糊中，余玉堂被一阵嘈杂声惊醒，他习惯性地从枕下摸出双枪，又喊醒舒清荣。大门出不去了，他便飞身上屋，结果头被卡在茅屋顶出不去。敌人破门而入，余玉堂举枪欲射，发现子弹已被叛徒卸掉，于是他被拽下屋顶，一番打斗后终被制服。舒清荣救援不济，也同时被捕……
余玉堂烈士的被捕牺牲，凸显峥嵘岁月里敌人何其狡猾、凶残，斗争何其复杂、残酷，坚定理想、筑牢信仰何其艰难、珍贵。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革命先辈百折不挠、敢于斗争的精神可歌可泣，他们用青春与生命铸就的丰碑，将永远激励我们后人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作者系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宁国市新研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