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宏杰

微信版第1493期

大学毕业整整40年了。

40年风雨淡忘了多少往事！然而，唯独高考——我所走过的高考之路，至今依然清晰。

十年动乱结束后，停摆十几年的高考恢复了。

1977年冬和1978年夏天，共和国迎来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次高考，报考总人数达到1160万人。不同凡响的两次高考，两个很有影响的青年学生群体脱颖而出，史称“七七级”“七八级”；从社会因素和个人情感来说，这两届大学生又往往合二为一，成为动乱之后大学教育的特殊称谓。

高考的恢复改变了1977级和1978级大学生的命运，也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1977级和1978级先后出现，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一年时间内全国高等学校两次大规模招生，四年之后，两届毕业生先后走出校门。两届大学生入学、毕业的时间相差仅半年。

01

跻身1978级大学生群体，我是幸运的，虽然我的高考之路走得很艰难。我成为七八级大学生的经历，漫长而又曲折。文革10年，从小学毕业，到初中、高中，尤其是高中毕业之后作为“回乡知青”的坎坷人生，往事不堪回首！

我开始上初中的时候，正赶上“文革”风云激荡，神州大地完全被笼罩在一场政治运动的氛围里。学校一切正常的教学秩序都被打乱了，经历了3年变相失学以后，我梦寐以求的“上学读书”的学校就诞生在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背景下。

芜湖市百年名校“皖南大学附属中学”，“下迁”到数百里之遥的皖东南、我的老家广德县偏僻、落后的乡村办学，以改变那里教育教学落后的现状。

“皖大附中”为什么会到乡下我的老家办学呢？

1969年下半年，我们这些1966年夏季读完小学，经过统一升学考试，升入中学，二三个月之后，初中停课，又回到小学读七年级、八年级，“复课闹革命”是当时的政策规定。

我们虽然还在上学，可是学校的正常教学已经不复存在。上过几天中学又回到小学的我们，再也不能安稳地坐在教室上课了。之后，特殊年代的特殊举措，我们又辗转去了两所中学，读了三年中学，到底也弄不清我们在读哪个年级。

就这样，3年的时间悄无声息地从我们身边溜走。很快，在我们的身后，又有两届小学“毕业生”紧随其后，加入到“无学可上”的行列，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新三届”。学生多了学校更乱了，“文化大革命”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奉命到地方“支左”部队鉴于安徽的实际情况，决定把教学资源丰富、教学质量高的城市中学，分出一部分到偏远、落后的农村去办学，以改变农村教育的现状——这就是波及安徽城乡的“城市中学下迁活动”。

“皖大附中”到广德后，布局到东亭、独山、砖桥和新杭四个公社，四所初级中学便应运而生。

广德县位于苏、浙、皖“三省八县”结合部。东亭公社地处广德县东乡，毗邻浙江北部的长兴县和安吉县。在定点的四个公社中，地理位置尤其偏僻。那是一个讲政治、讲出身的年代，分到这里的教师年龄都偏大。

殊不知，这些“老教师”中可谓是藏龙卧虎。老师的整体素质，不要说当时的广德县，在芜湖市也属于佼佼者。

首次招生，在一个仅20000人口的东亭公社，就招收了160余名学生。老师们用他们深厚的学养、高超的教育教学技巧、诲人不倦的教学情怀，向我们展示了迷人的风采。

戴长天老师上数学课，总是抓着几支粉笔精神饱满地走进教室，手里从来不拿教材或教案，讲课的时候，黑板一分为二，一边是教学内容的提纲挈领，一边是演算习题的“稿纸”，下课后，我们对照黑板上所讲的内容和我们课本上的丝毫不差。几何课更是让我们大开眼界，戴老师从不用圆规、直尺、三角板，手一挥一条直线，胳臂一抡一个圆，和直尺、圆规画的一模一样。

梁可新老师，不仅教我们数学课，还分担了学校很多教学活动。当时，李昂校长成天被各种活动和会议填满。他的许多工作就落到了梁老师身上，比如，每周一的晨会，大多由梁老师主持，布置一周内学校大事；每周一早读课之前，各班都从他那里领到新的周课表——记得以前我们只知道课程表要用一学期。学校有名目繁多的配合公社中心工作的活动，遇上小型的文艺演出，编剧、导演、剧务等等，梁老师一个人全包了。

任肇发老师上语文课，突出的特色是不拘泥于课本，不分课内课外。我们在他的语文课上，读到了大量古今中外的经典名篇——契诃夫的小说，高尔基的散文，李白杜甫的诗歌；还有一些流行的名篇，像林豆豆的《爸爸教我怎样写文章》，等等。这都是他在附中的时候打好蜡纸带下来的，他知道农村中学是没有打字机的。他还经常带领我们编墙报、写慰问信，配合中心任务开展宣传活动。

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遨游太空，当天我们语文课上就布置了朗诵诗的写作，虽然大多不过是“人造卫星冲云霄，山在欢呼海在笑”一类幼稚的诗句，但是，同学们在诗歌朗诵会上，用自己充满激情的声音，表达出热爱祖国、歌唱赞美祖国的一腔深情，会场上一次次爆发兴奋的呐喊声！

翁伊祥老师教我们体育，一个省级体操队的专业教练，每节课都是驾轻就熟。他的影响不仅仅在课堂，在大学里学过运动医学的翁老师，在全校师生、乃至周边的家长和社员的心中，他还是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

翁老师跟姐姐学过针灸，达到了相当高的专业水准，假期到上海姐姐家做客，竟然能和姐姐一起到医院“坐诊”。翁老师的宿舍是靠西边山墙的一间，和别的房间比，室内面积要多出一个内走廊同样宽度的一块空间，正好用一个药柜隔出一小块地方，摆上简单的医用设施，就成了一个“迷你”小诊所，翁老师凭借高超的医术为数不清的老师、学生和学生家长解除了病痛。

02

有这些高水平的老师，课堂上我们如坐春风。

特殊的年代，非常规的办学，客观上彻底改变了我们当地的办学环境，我们这些因“文革”长期游荡在校外的“失学”少年，终于获得了来自不易的上学机会，重又跨进了校门，老百姓、尤其是学生的家长无不拍手称快！

初中两年是我们回归校园、充满幸福感的两年。

初一下学期快放假时，一件让人兴奋的事在学校传开了：考虑到有些同学，从1966年小学毕业到现在，3年多了，上了初中又“复课闹革命”回到小学，两年多的时间被耽搁了，应该尽可能地追回被耽误的时间，让他们提前一年毕业。学校遴选出10个同学，创建了“小班”。

“小班”的教学环境和条件，委实让人羡慕，10个人的小教室。单人独坐的小方桌、小方凳，今天看起来或许很平常，但是，那时候我们当地的学校常见的是三四个人挤坐在一起的长条桌、长条凳，这种崭新的方桌方凳配得这么整齐、大气，第一次见到。任课老师个顶个地棒，芜湖市著名的高三把关教师任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我们感到无比自豪！

我们终于提前一年毕业了。我们是这个“乡村城市中学”的第一届毕业生。有了这个“小班”，在当时的条件下，老师们的苦心，为我们夺回了整整一年时间！其意义是不能单纯用时间来衡量的。

1971年底，初中毕业了，我们被分配到广德县流洞高级中学。离家比较远。

因为流洞中学是一所新创办的学校，一切均在草创中，校长由安徽省财政厅下放干部郭坚处长担任。学校的办学条件比较差，我们的寝室是毗邻公路一幢不知过去做什么用的大房间，稻草屋顶，环境嘈杂，尘土飞扬。天气变化刮大风的时候，屋顶上会偶尔掀掉一片草，雨水就会造访我们。

我们班30多位男同学都住在一起。床是用毛竹制作的竹榻，两人共同睡一张床。

1968年的夏天，我们上“八年级”，莫名其妙地填表被分配到广德县横山中学。

高中毕业，原本我是打算回家好好地参加生产队劳动，争取上大学继续深造。

上高中之前，因文革而停止的大学招生，在1970年又重新开始，和传统的招生不同，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毕业分配实行“社来社去”。人们习惯于把这些从工农兵中选拔的学生称为“工农兵大学生”或“工农兵学员”。

选拔与推荐，所有的程序必须在户籍所在地进行，所以，我必须回到东亭老家。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这种美好的愿望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正当我整理行装准备回家的时候，校长找我谈了一次话，大意是：目前学校在发展中，下学期准备扩大招生，扩招以后，教师就显得紧张，准备从应届高中毕业生和社会知识青年当中聘请一部分代课教师。我明确表示我要回去，回原地参加劳动，将来有机会我还是想上大学。校长肯定了我的想法，现在是在户籍所在地推荐，将来保不准工作单位可以推荐。最后说服了我，留校担任代课教师。

做了两年的语文代课教师。有一天徐校长找到我，说是已经得到确切消息，今后的大学招生只能在户籍所在地推荐，君子协定，践行诺言。

我回到东亭，在田间劳动了一段时间，又在大队小学“戴帽子初中”做起了“民办教师”，一直到高考恢复。

03

为了自己的大学梦，回到老家东亭老街，以一个“回乡知青”的身份，做起了民办教师，是1972年底。

第二年，妹妹也从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十八团的高中毕业回来了，加上1968年从广德中学高中毕业回乡的大哥，我们兄妹三人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回乡知青。

事实教育了我，“回乡知青”如果没有一定的背景和靠山，当时的招生政策，要成为“工农兵学员”是不现实的。

我不甘心就这样下去，从小立志读书的信念在激励着我，更重要的是许多小学、中学的老师都在道义上鼓励我，尤其“皖大附中”的老师，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启发我——社会的文明程度的提高，少不了文化的传承，而文化的传承，离不开教育，人类社会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我听了老师的话，心里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人的一生“仅仅活着是不够的，还需要有阳光、自由，和一点花的芬芳”。

1975年冬春之交，在“安徽省基本路线教育”活动中，作为回乡知青和民办教师，我响应号召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做出了一点成绩。共青团广德县委推荐我出席共青团芜湖地区第4次代表大会。会议的间隙，我拜访了老师。此时，“皖大附中”已改名为“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老师们工作也多有变动——梁老师到芜湖一中担任教学校长，翁老师调任安徽师范大学体育系主任，等等。

光阴荏苒。邓小平同志顺应民意，力挽狂澜、拨乱反正，高校恢复招生。1977年底，高校终于恢复正常招生。

“附中”的老师们，在得知了有关高考的信息之后，马上纷纷托人带信告诉我，翁老师还写了长长的一封信，把他们学校即将招生的一些具体安排也告诉了我。

尽管我渴望这样的招生，但对高考又心存顾虑。因为我家里的一些实际问题——父亲曾被造反派定性为莫须有的“反动组织”；曾在上海上大学、父亲的表弟解放前夕去了台湾。经过10年文革的发酵，这两件事总是有人借机说起，这两种罪名中的任何一个，就可以宣判一个要求进步的子女“政治上的死刑”，我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

当我知道了高考的消息，虽然也激动过，也有过今夜无眠的幻想，但很快又归于平静，总不能集中复习迎考的精力，尽管也在做一些迎考的复习准备，根本就无法进入状态。

白天根本不可能有看书复习的时间。几个月过去了，在还没有全部搞清楚考试范围的情况下，仓促走进了考场，考试结果可想而知，第一批录取无望，扩招后录取到一个师范专科学校。那时不懂，我觉得大学就是大学，专科是不能算是大学的，所以，我固执地拒绝到师专上学，连录取通知都没有去拿。

04

1977年高考过后，我消沉了一段时间。一位出身、经历、处境和我差不多的高中同学，最终录取到安徽师范大学物理系所经历的种种阻挠，给我以巨大的打击，更加无望、无助，几乎失去了起码的自信。

很快，芜湖的老师们纷纷写信、捎信给我，问起了我的高考。

知道情况以后，翁老师借出差之便绕道广德，在县委招待所和我彻夜长谈，鼓励我振作起来。为了我的高考，翁老师还去了我家，通过父母了解情况。

知道了我思想上的包袱，翁老师告诉我，就是政审这一关也出现了很大的松动。今年的招生，一些省份已经明确地淡化了解放以来政治审查，安徽师范大学今年也录取了多名在文革前最后一次高考中成绩优异，却因家庭出身问题名落孙山“老三届”的尖子学生。

这样就从根本上打消了我的顾虑，送走了翁老师，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做好了新一轮复习迎考的准备。

翁老师在招待所和我谈心的时候，我曾流露出了自己在去年复习时比较突出的困难有两个：一个是考试数学时试题大多不会做；另一个是，文科考地理，可是地理教科书，我们从小学到高中连见都没有见过。

一天，我收到一个包裹，拆开一看，引人注目的书名跃入眼帘：《1950—1965全国高考数学习题详解》。这是一本油印的复习资料，印刷、装订都很粗糙。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复习资料奇缺，特别是我们这样的乡下。看了里面的信，才知道，这本书是戴长天老师寄来的。他说：听了翁伊祥老师的介绍，知道你高考数学有一定的困难，当年在校学习的时候，特殊的时代背景，数学就学得不够扎实，加上高中毕业后，这么多年数学又被扔到一边，短时间要有根本的改观，是很困难的。一个过去的学生，七七年高考中用过这本复习资料，他和你是一届的，经历也差不多，据他说这本资料还管用。就看看书里的解题思路吧。并勉励我努力学习，争取上大学。

又过了几天，我又收到一个卷成圆筒的邮件，一看外面的字迹就知道是翁老师寄来的。打开，里面是用几种不同的纸张和几种不同颜色的墨水抄写的地理高考复习资料。还有一封信，翁老师在信中告诉我：他也找不到地理教科书，只得借别人的抄，怕时间来不及影响到我复习考试，就让师母吴老师和儿子乔乔一起帮着抄。

我被深深地打动了，捧着“手抄本”一边翻看，一边心中暗暗发誓，绝不辜负老师的殷切期望！

1978年7月，我满怀信心地走进考场。

考数学的时候，我沉着答题，感觉比上一次轻松多了。复习时把戴老师寄来的解放后16年高考试题汇编认真做了，也认真思考了做题的思路，解题能力明显提高，数学极差的我竟然考了59.5分，分数是不高，但是上大学以后了解到，我们中文系的学生数学成绩个位数大有人在。

考地理的时候真是多亏了翁老师的“手抄本”。记得有一个分值为5分名词解释——信风，要不是有了翁老师一家抄写的地理教科书，我肯定连“信风”是什么都不知道。

语文是我的强项，考了85.5分，满分120分。在师大的当代文学课上，一次课间休息和老师闲聊，听系里一个老师说，我的语文单科进入全省前50名。

暑假结束的时候我收到了录取通知，10月2日，我负笈江城芜湖，开始了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4年的学习生活。

春华秋实，高考的追求，是我一生最值得肯定的坚定信仰。

刚刚恢复高考，关闭了10年的大学招生的大门一经打开，积累了10年的考生流，滚滚而来，汹涌澎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拥挤，亘古未见，现在想起来，依然感触良多，好像就在昨天。

神州大地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恢复高考的春风吹拂下，多少人沉睡了多年的考大学、上大学的心愿苏醒了，考生中“夫妻携手”“父子同年”时有所闻。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在我们东亭公社，跃跃欲试，必欲击水高考这惊涛骇浪潮头的考试大军，大体由三个方面军构成——

首先，自1969年来到这里的知识青年100多人。

其次，像我兄妹三人“回乡知青”的身份，这一类人中有一批人比较厉害，“老三届”——文革前高中毕业生，虽然他们不是随着“知青洪流”来的，在当地负有盛名，特别是他们文革前中学书读得好。

再次，1976年金秋10月，百废待兴，学校的教育形势已有了根本的改变，应届毕业生生逢其时，在高考的大军里他们是一支朝气蓬勃的生力军。

高考的路拥挤不堪，高考竞争的激烈前所未有！

幸运的是我闯关成功，知识改变了命运，书写了另一种未来。人的一生当然不是高考这“自古华山一条路”，但是，恢复高考那如同千斤重担沉重地压在心上、却又充满着火热激情的日子，至今想起来还让人“欲说还休”。

那些当年和我们一起奋战高考的战友们，一起复习，一起交换资料，绝大部分名落孙山。1977、1978两年，全公社走过高考、上大学深造的人凤毛麟角。

附记

我大学毕业了。走出校门，从事教学、教研几十年，踏实地付出，工作中取得的成绩，还算差强人意——

1982年7月大学毕业，从事高中语文教学，“三尺讲台，四季耕耘”，奉献了才华——1998年底被安徽省人民政府授予“特级教师”称号。

2003年7月，被选调到市教育局从事教育科研，担任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小学教学研究室主任，在新的岗位做出了新的贡献。

教育教学研究中理论上的收获，500多万字的作品变成了铅字，2014年底由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参编国家和省市教材多部。

在全国、省市中小学教育科研中，有多项教育科研课题获奖。

所有这一切，都和自己在大学接受四年比较系统的专业教育分不开的，追根溯源，在高考。

2014年当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退休在家，晨昏风雨，静坐桌前，“坐对当窗木，看移三面阴。”蹉跎的光阴里，千回百转，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高考，我首先想到的是50年前东亭老街山岗上的乡村初中——那早已不复存在的简陋教室，那些把我领进知识殿堂，鼓励我高考、帮助我走出低谷的老师们——完全融进了我改变命运的高考中。

我忘不掉的是——

1969年隆冬的一天，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地下了两天两夜。我们家后门外东亭湖湖面上雪花越积越厚，清澈的湖水积聚了厚厚的白雪，变得浑黄；湖北面的漫山遍野，被这白茫茫大雪覆盖得严严实实。公社所在地的山岗上，有一组“日”字形建筑露出了清晰的轮廓。这就是开学第一天的“东亭初级中学”。

15岁的我，起了个大早。踏着厚厚的积雪，步履蹒跚地走进了学校。“日”字形中间那一横的中间，有一个连接教学区和生活区宽阔的过道，摆着一张办公桌，办公桌的边上斜靠着一块木板，上面一张红纸上三个遒劲的颜体大字——报名处。

时间还早，校园里一片寂静。一位老师模样的人在桌边清扫积雪，简单交谈之后，我才知道他就是“皖大附中”下迁东亭、教语文的任老师。只是当时不知道，若干年后的高考，任老师和“附中”老师们，引导着我、陪伴着我走过曲折的“高考之路”。

开学报名第一天的记忆，几十年来一直在我的心中挥之不去。“见到你，我觉得多少适应了这个世界。”——村上春树。就我个人经历而言，没有老师就没有我的高考，没有高考就没有我的今天。

高考的起点，就是我人生的起点，也是我永恒的记忆。

（作者系广德人，淮南市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