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光华

微信版第1506期

中国古代教育，用时下的概念表述同样有官学和私学之分。国家层面官学最高学府是太学、国子监，到县级层面就是县学；私学的形式是书院和私塾。

毓文书院甲江南

毓文书院是旌德清代乾嘉时期的一所知名书院，院址在今天的白地镇洋川村，创建者是村人谭子文。抗日战争前夕，安徽省图书馆吴景贤先生在撰写《安徽书院志》《安徽图书馆沿革考》时，披览了全省宋、元、明、清269所书院的有关记载后，将毓文书院与同时代各书院进行比较，赞誉毓文书院是：乾嘉时代安徽讲求汉学书院之翘楚。非特可补紫阳书院之不足，实亦堪与当时杭州之“诂经精舍”、广州之“学海堂”鼎立媲美。洋川毓文书院既不是官办，也不是地方集资筹办，而是由商人谭子文私人出资“二万两有奇”的白银独立兴办。谭子文（1733—1813），名廷柱。从小家境清苦，弃学就商于六安之双河集。五十岁以后，家业渐丰。遂于乾隆末至嘉庆初（1794—1796）分家产之半（白银二万多）在家乡创建毓文书院。三年中筑房舍堂馆一百多间，重金礼聘名师，招江南四府一州（宁国、徽州、池州、太平府和广德州）之士肄业其中。他还节衣缩食、积累资金以奖励师生之勤勉者；又节约日用，搜购经、史、子、集各种书籍以供师生学习。谭子文酷嗜读书，每日两至书院聆听读书声为乐。对于谭子文输财办学，重视后辈的培养教育，山长洪亮吉说：他的贡献远非赈饥恤贫、修桥补路、施医舍药等一般善举所可比拟。因此，清政府按例给谭子文以四品知府衔的奖励。毓文书院坐落在洋川村西洋山麓的六级梯形山坡上，就山势高下曲折建成亭、馆、廊、庑、圃、园等一个独立的建筑群。始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落成于嘉庆元年（1796）。正屋一堂7间三进六厢，楼上、下计37间。正屋两侧三个梯坡上各排列一进两厢楼上下六套余舍共计60间，又在右首花园内建“生云阁”“文澜所”“适野别境”，楼上、下39间，共有民舍136间，编成108个字号。在另一侧造“文星楼”三层宝塔一座，“适意亭”一所，各有游廊互相沟通。

园内凿有方、圆池二口。厨房、厕所、浴室、敞厅以及院墙、照壁、甬道、栅栏应有尽有。每套房屋都置有桌、椅、床、凳各色器具，统共用银一万零五百两有余。正屋楼上为“月午楼”，原是读书之所，后作为收藏书版之处。楼下“亦乐堂”是讲坛，坛上供有紫阳朱子（熹）的神位。督学使王绶为书院撰写的碑记中说：“是役也，不费公帑，不藉众擎，讲堂巍然，廨舍秩如，有亭有楼，有园有池，墙垣庖湢，以及需用什物，靡不毕具。又置田百七十亩，存生息银四千两，以裕经费，可谓为之勇往而筹之周备者矣。”山长孙原湘也在碑记中称赞其规划得体，结构适宜。他说：“其屋宇随山以为高下，居、游、庖、汲咸得其所……，其规画视都会书院有加。”督学汪守和在《毓文书院记》中对书院读书讲学的环境不乏溢美之词：“其讲堂横舍、修脯饩资，一准各都会规制，而溪山之胜、登望之乐有加焉。是足称藏修游息之宜，而为车马冠盖、游辨纵横者所不至。”毓文书院除延聘山长一人以主讲席外，设董事一人总揽后勤供给等事宜，董事在谭族生监中择其有身家、品行端正者充任，每年支给饭食银十六两。书院经费全部由谭子文一人捐助。除建造房屋、购置设备外，又另购置田亩及捐银发典生息，以供山长及生徒工资饭食等开支。前后四次集资连建房花用共捐银二万二千九百零二两九钱。后来由于典当亏欠，几经诉讼，迁延数年方追回本银四千多两，为求妥善，又将追回银悉数购买庄田八处，以为长久之计。书院主要开支为山长待遇及内外课生徒薪水膏火费。毓文书院山长的待遇十分优厚。以科甲出身分三个等级：举人年薪银二百两，进士年薪银三百两，翰林年薪银四百两，外给膳银一百六十两，又有聘金程仪（路费）二十两。而在当时一名县教谕或训导（相当教育局长）年薪只有数十两，岂能望其项背!生徒待遇至嘉庆七年（1802）才开始规定，堂课考取生童每年约取花红银三十五两。九年由谭氏补捐一千五百两生息，以备肄业者薪水之资，规定凡来院肄业，由学宪（府县学官）及院长考核。文理优而常住院者录为内课生，酌定15名，每月发薪银一两；文理优而在外坐馆，惟一月两课到院者录为外课生，酌定15名，每月发纸笔银五钱。其余的人，课期到院者，只有奖银而无月费。凡院内肄业生徒“开科发甲”（县乡会试考中）者，均由院中备送花红银五十两。院中一月两课，定于每月初二和十六日举行，谓之月课。月课课卷由山长评定。区分甲乙，而后送县印榜揭示。院中假期，规定每年三节。即清明、端午、中秋等节外又给假四日，若再逾期就要扣除薪水。“倘或有惜故嬉游旷课，不守院规者，即黜出以敦士品”（《毓文书院志·经费》）。每逢花朝（二月十二），上巳（三月三）及中秋等节日，师生共同饮酒、赋诗、作文以为乐，谓之“雅集”（《毓文书院志·艺文》）。徽州是理学家朱子的故乡，号称“紫阳阙里”。旌德与徽州山连水接，朱子的流风余韵对旌德影响颇大，乾嘉之世仍相延不替。书院正屋的“亦乐堂”上供奉朱子牌位，足资证明。书院第二任山长扬抡有“鹿洞遗规在，居然厦万间”，第三任山长朱文翰有“举头鹿洞风规在，晚进何人敢抗颜”之句。鹿洞指的是朱熹重建并讲学其间的江西庐山白鹿洞，亦即白鹿书院。

洪亮吉是毓文书院的第四任山长，1802年至1805年在书院主讲，倡言经史训诂之学，于是学风为之一变，生徒皆致力于匡世济民之实学，而跳出语录讲章之外。其后，山长赵良、夏炘、包世臣等均以朴学务实为宗旨，书院创办人谭子文无门户之见，绝不干预山长的教育，开创了毓文书院（主张朴学）与紫阳书院（主张理学）别树一帜的新学风。因此，江南名流一时互相推荐，纷至沓来，各尽所长，使这所书院办得卓见成效。为使学子博览古今，增广见闻，谭子文接受洪亮吉的建议，派人与洪同至吴门选购经史子集等书籍共60种，4213卷。其中尤以史部为最多，计26种，3355卷，洪氏在书院志“书籍”一章序中说：语录盛而经学衰，明中叶后复盛行讲章，而圣人之旨益晦。是则经学宜亟讲。外此则二十二史可以博览古今，周秦诸子、唐宋总集、类集，可以搜采异同，增广见闻，亦儒家不可少之书也。毓文书院僻处乡隅，虽为一介商人所独办，不比“诂经精舍”与“学海堂”都是阮元督学浙江和巡抚广东时所办。可是谭氏所延聘的山长，实皆知名之士，一点不比阮元差。尤其是洪亮吉和包世臣，二人均为清代朴学大师，一被誉为吴派经学家，一为经世学家。两人与书院之关系最为深切，影响最大。《毓文书院志》八卷是洪亮吉亲手撰写，历经四十多年，直至包氏增补辍笔，以后虽无继修者，但也足贵。洪亮吉和包世臣都在这里整理编辑了各自的著作——《更生斋集》和《安吴四种》，一用木雕版，一用聚珍版（泥活字版）印行。洪亮吉的《洪北江先生年谱》一书即是由毓文学生、洪亮吉高足吕培等编成问世的。山长，是书院的灵魂。谭子文在乡间办书院，却肯出重金聘请学有专长、识有独到的高士名流来教育后代，这是他高人一等的地方。毓文书院有姓名可考的22位山长中，有举人8人，进士14人（其中状元1人）。按顺序依次为黄征入（进士）、扬抡（进士）、朱文翰（进士）、洪亮吉（进士）、赵良（进士）、顾皋（状元）、马翊宸（进士）、吴文炳（举人）、王家相（进士）、孙原湘（进士）、董桂敷（进士）、张臣（进士）、程表（举人）、帅承瀚（进士）、胡国粱（江南解元）、丁金榜（江苏亚元）、陶北堂（举人）、阮文藻（进士）、夏炘（举人）、陈守谦（举人）、王芳（进士）、包世臣（举人），这些人大都为饱学之士，由此足可看出谭子文的一片苦心和书院的影响力。

毓文书院的学生，仅洪亮吉初修时（1804）的《毓文书院志·人物·弟子》载内外课生徒76人中有廪生（额内的廪膳生员）7人，增生（正额外再入学之增广生员）1人，附生（额外增取附于诸生末的附学生员）37人。他们的籍贯分别是旌德、太平、绩溪、青阳、歙县、石台和浙江余姚、江苏江阴、武进。其中成就较大的有7人：吕伟标，旌德县庙首人，1814年进士，即用知县，自请改教，补江宁府教授；吕培，旌德县庙首人，1813年举人，曾为洪亮吉编成《年谱》。7人中有3人为青阳籍（陈坡、陈壤、陈塾），两县志书《文苑》均有7人传。1804年，洪亮吉仿钟山书院体例，为书院写了志书并开始刊刻，扉页上有“版藏月午楼”字样。志分：创建、经费、山水、薢舍、人物、金石、艺文、书籍八卷。洪亮吉在旌德还编成了他流放伊犁归来的《更生斋集》16卷，雕印成书。扉页上有“刊于洋川书院”字样，每卷的末行分别刻有“受业吕培、谭正治、谭时治、谭贵治、吕玺、曹景先、汪宾、崔本化等校字”字样。其中尚有以上诸生和吕伟标、青阳陈蔚、陈壤、陈塾及丹徒于渊等的《题〈万里荷戈集〉》诸诗作。1844年，包世臣在书院讲学之余，撰成《管情三义》《齐民要术》两稿，连同旧作《中衢一勺》《艺舟双楫》，名曰《安吴四种》共36卷，泾县翟金生用泥活字版印刷500部。旌德人饶学彬（勉庵）在书院著有《月午楼古诗详解》两卷。饶对《古诗十九首》的评解为后人所推崇。嘉庆十八年（1813）谭子文去世。毓文书院由他的三房子孙轮值院事，一直延续到1866年，算起来前后历史整70年。写到这里我想引用洪亮吉的《月午楼歌》作为本文结尾：仙人好居楼，楼筑青山头。楼居又比山居好，八牖居然拓天表。山楼明月不待宵，海上月出光先摇。读书声高月亦高，月午尚觉书声飘。前黄高峰后箬岭，书声飘压四山顶。松梢夜半老鹤醒，鹤唳亦比书声清。楼头鹤影兼人影，楼外云铺百余顷。仙人世外无书看，听书日日来檐端。月亦不得落，书亦不得完。君不见，红阑干前白玉盘，读倦且把明霞餐。（作者系旌德县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主任、宣城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