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来生
微信版第1532期
旧时徽州，有“十姓九汪”之说，意思就是说，汪姓是老徽州第一大姓，人口最多，人才也最多，但在绩溪却不是这样。绩溪胡姓是大姓，有“龙川胡、明经胡、金紫胡和遵义胡”四支胡姓。据1998版《绩溪县志》记载，全县四支胡姓人口有23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0%以上。由于一千多年来的人口流动，甭说绩溪境外，就是县境内的胡姓人脉，也已经很难厘清其源流了。只能大体上指出，龙川、湖村、岭里、乳坑、云龙坞等地以及邻近绩溪荆州的浙江西舍坞基本是“龙川胡”；湖里、上庄、宅坦、大石门、石京、荆州等地基本上是“明经胡”；县城大东门、小东门一带和岭南登源一带至胡家霞水基本为“金紫胡”；临溪高车和县城遵义坊一片及四门川一片基本为“遵义胡”。但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未必真正分得清楚。本文仅就四支胡姓的人文渊源作一简叙，以期抛砖引玉。
一、龙川胡，和谐治家，精忠报国
1685年前，也就是东晋337年，官封歙州散骑常侍的胡焱来到歙州华阳镇（即后来的绩溪）登源龙川，发现这个地方“东耸龙须，西峙鸡冠，南则天马奔腾而上，北则长溪（登源河）蜿蜒而来”，背倚石金诸山，面朝石笏（山），水口如封似闭，气势雄浑，羡其山水清丽，于是举家从山东青州濮阳板桥村（今属河南）迁到龙川水口上的荆林里定居。打那以来，沧海桑田，时光流逝，胡焱的子孙枝繁叶茂，派衍纷呈，形成了广布绩溪徽岭南北和县外各地的龙川胡姓大族。由于这些胡姓后裔都发源于绩溪龙川，故在修祠堂、修宗谱时便冠以“龙川胡姓”之称，所有的龙川胡姓子孙都尊胡焱为龙川胡始祖。
明代嘉靖年间吏部兼兵部尚书的婺源人汪鋐在《胡氏族谱序》中说：“吾徽固多世家，而华阳则以胡氏为首，胡氏则以龙川为首，龙川之胡氏，我徽郡罕见有出其右者！”龙川胡从唐代以后，出了20个进士举人，村中牌坊有15座之多。其中著名人物有胡焱、胡汝能、胡思谦、胡思舜、胡之纲、胡思诚、胡舜举、胡思祖、胡富、胡光、胡秀英、胡宗明、胡宗宪、胡思伸、胡天格、胡勋等等。胡富为户部尚书，与胡宗宪并为奕世尚书牌坊坊主。
在龙川胡的历史上，最出名的就是精忠报国的抗倭统帅胡宗宪了。他一生最辉煌的就是平定倭寇，成为明史上最为显赫的抗倭领袖。还有明代清官胡富，官至吏部尚书而两袖清风，晚年致仕回乡，竟然家徒四壁，留下千古佳话，如今龙川的胡富廉政纪念馆，是安徽省和宣城市两级廉政教育基地。
到了清末民国期间，龙川胡氏后人又出了三泰（泰州、泰兴、泰县）茶商胡沇源、胡树铭、胡炳衡一家，三代奋力打拼，经营徽州茶叶，在江苏三泰地区及上海创出一片天地，表现出徽州骆驼绩溪牛的徽商精神。
二、明经胡，隐居不仕，亦儒亦商
绩溪钟灵毓秀的山川沃土，孕育了胡适、胡雪岩、胡开文这样名满天下的巨儒大贾，足为世人所艳羡。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三位是出自一个胡氏祖宗，而且是“假胡”“李改胡”或者叫“明经胡”。
为什么叫“明经胡”或者“假胡”“李改胡”呢？所谓“李改胡”，就是讲，他们的始祖胡昌益公，原来是唐昭宗李晔的儿子，叫李昌翼，因唐末朱温叛乱，唐皇帝暗将儿子托给在陕县宦游的婺源人胡三，秘密带回婺源考水抚养成人，于是便跟义父胡三公改了胡姓，而胡昌翼后来被他的子孙推为一世祖，但都是李姓骨血，所以，这支胡姓便被人称为“李改胡”和“假胡”了，绩溪民间现在还流传着“胡李不通婚”的风俗，便是这个由来。再说，胡昌翼长大后，考取了后唐同光三年（925）的明经科。所以呢，胡昌翼后人又称自己这一支胡姓为“明经胡”。
胡昌翼考取明经后，开始是准备去当官的，后来他的义父胡三公对他讲述了前因后果并取出御衣宝物给他看了以后，胡昌翼心想，我本来是堂堂皇子殿下，现在被弄得寄人篱下，还去考什么劳什子科举，这不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吗？于是，胡昌翼也同历代隐逸一样，放浪形骸，徜徉在山水之间，再也不踏进官场一步了。他有一首诗，很好地表达了心志：“家住乡庄称僻处，就中幽景胜他人。林园满目犹堪玩，丘亩当门渐觉新。绎思斋中寻古义，畅情池上钓金鳞。”终生不仕，闭门专事经学研究，注有《周易专注》，人称“明经公”，他的子孙也以经学传家，所以后人就称呼这一支胡姓家族为“明经胡”，并尊胡昌翼为始祖。
明经胡氏从胡昌翼开始，到胡适（谱名洪骍，字嗣穈）这一代，香火绵延，已有一千多年历史。胡适是第42代“洪”字辈人。胡适父亲祥蛟公，名传，字守之，号铁花，又号钝夫，加三品衔赏戴花翎，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候补知府。胡适的母亲冯氏是继室。那个时候，胡传在上海县任上，已经四十七岁了，儿女成行，大儿子都已成家。但家无主妇，甚为不便。听说附近中屯村冯金灶的女儿顺娣很贤慧，便托人说媒，因年龄相差很大，冯父不便作主，就同女儿商量。因顺娣见过祥蛟公，所以她很爽朗地答应了这门亲事。她说：“不怕年纪大，只要寿年高。”祥蛟公得消息后，大喜过望，急忙纳聘完婚，婚后同回上海任上。
1891年12月17日，胡适生于上海县。这时，胡传已先往台湾赴任，数月后，母子共赴台湾。胡适3岁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胡传力主抗战，战前派人送胡适母子先回故乡，留下胡适二哥绍之，与抗法名将刘永福一道，立誓与国土共存亡。他终日奔忙，马不离鞍，人不解甲。后来，因朝廷断绝粮草军援，战死沙场，成为一名铁骨铮铮的抗日英雄。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正式提出“八不主义”的文学革命主张，充当“首举义旗之急先锋”。不久，他应邀回国就任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学所主任。12月，胡适回到家乡与十三年前订下婚约的旌德县江村人江冬秀完婚。此后，两人相伴终生，留下了“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的美谈。
“五四”时期，胡适全面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在各个领域的斗争。他参与编辑《新青年》，接办《每周评论》，主编《努力周报》，发表了有关批判孔教、倡导国语、主张女子解放、教育改良、戏剧改革等大量文章，出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翻译不少外国短篇小说，还提出“整理国故”的主张，以实验主义的方法开展学术研究和考证工作，建立了“新红学”。此外，胡适还参加了一些社会政治活动，与社会各界人士有广泛的接触交往。当时，孙中山、梁启超、郭沫若、徐志摩、毛泽东、印度诗人泰戈尔和美国司徒雷登等人都与胡适保持着密切联系。但由于1919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和此后关于《新青年》编辑方针的争论，他与新文化运动同盟分裂了。
在整个三十年代，胡适作为文化人卷入了那场中西文化论战，他既指责萨孟武等人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张之洞“中体西用”的翻版，又对陈序经的极端全盘西化持保留态度，主张用“充分世界化”“全力现代化”来代替“全盘西化”，在思想文化领域继续做着反封建的启蒙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胡适开始为国事奔走呼号，他以非官方身份出游欧美，拜会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美国各地及加拿大发表关于中国抗战的演讲，在国际上产生较大影响。1938年9月，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他为推动美国放弃孤立主义、投入太平洋战争，为中国政府争取美国贷款，做出了特殊贡献。胡适一生中被授予的三十六个名誉博士学位中的二十几个正是在1938—1942年间他出任驻美大使期间获得的，这与他积极宣传中国抗战，在外交活动中表现的反法西斯的正义立场，从而赢得欧美学术教育界同人的尊敬是分不开的。这表明，胡适在抗战期间的表现，不失为一位有特殊贡献的爱国者。1940年12月15日，胡适家乡绩溪上庄村民为庆贺其五十岁华诞，改村名为“适之村”。
1946年6月，胡适离美回国，9月在北平正式出任北大校长。面对当时国共两大政治势力的较量，胡适显露出了他不肯放弃“无党派人士”身份的矛盾心态。他多次拒绝蒋介石邀其出任“国府委员”“考试院长”“行政院长”等职，希望保持“在野”的“超然地位”，替国家、替政府说些“公平话”，但又以“学者”身份参加了1946年11月的伪“制宪国大”。以至于当国民党在1949年败走大陆时，胡适也被中共新华社广播称为“重要的战争鼓吹者”，戴上了“学者型战犯”的帽子。
1949年4月，胡适由上海乘船赴美国定居，开始了他流落美国长达十余年的“寓公”生活。这期间，他除了应邀赴台讲学和出席伪“国大”二次会议外，主要担任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研究员和东方图书馆主持人，以及后来的葛思德图书馆名誉主持人等职，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和整理“国故”的工作。
1958年4月，胡适离美赴台北，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想借此实现“学术独立”、“科学救国”的梦想。晚年的胡适体弱多病，又患有心脏病。赴台定居后，数次复发，但他仍坚持看书写信或参加社会政治活动。1962年2月24日胡适来到台北“中央研究院”，主持第五次“院士”会议。在欢迎新院士的致词中，他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享年七十二岁。台湾当局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典礼，各地有几十万人举行公祭活动。美国、日本、加拿大、韩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著名大学和学术团体纷纷打来唁电，对国际著名学者胡适表示哀悼，蒋介石也撰写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此后，蒋又在各界人士的要求下，颁布了“褒扬令”。10月15日，一代学人胡适被安葬于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门口对面的旧庄山坡。后来，台湾当局又建立了“胡适纪念馆”和“国立胡适小学”等。
胡适一生对人和蔼、平易近人，对家乡人尤为热情有礼，保持着浓郁的乡土之情。早在北大任教时，胡适就曾任绩溪同乡会会长十余年，其“徽骆驼”“绩溪牛”的题词更是给了徽州旅外人士以莫大鼓舞。此外，胡适还为家乡文化、教育、卫生等公益事业做了大量实事，如：捐献图书三千册成立绩溪县图书馆；为上庄毓英小学筹集经费，聘请教员，并亲任名誉校长；发起建立止原公墓，改革殡葬陋俗；倡议编纂《绩溪县志》，并把自己珍藏的万历、康熙、乾隆三部县志捐献出来；出资修建绩旌山路杨桃岭；1948年绩溪疫病流行，胡适自购药品相赠，又出面争取资金和医疗设备，建成“绩溪公立医院”（县人民医院前身）。“庾信平生最萧瑟，晚年诗赋动乡关”，晚年的胡适非常眷恋自己的故乡，曾为台湾出版的《绩溪县志》题词，“努力做徽骆驼”，他创作的诗词《希望》“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被台湾同胞谱成思乡之曲，广为传诵，表达了渴望祖国统一的心声。
以亦儒亦商著称于世的绩溪明经胡氏，在晚清时候，还有一位不可不提的杰出人物，那就是经商而至富可敌国、官至二品、资助左宗棠平定新疆的红顶徽商胡雪岩。在绩溪胡雪岩纪念馆，我们可以细细地品味商界亚圣胡雪岩跌宕起伏的商海浮沉。
胡雪岩，绩溪湖里人，名光墉，幼名顺官。小时候家境贫寒，无力入塾，帮人放牛为生，稍长，经亲戚荐往杭州于姓钱庄当学徒，因其乖巧玲珑，且不辞辛劳，踏实好学，粗通文墨，深得店主赏识，擢为跑街。咸丰十年（1860），因店主无后，又觉光墉生性机敏，稳重踏实，为人可靠，便在临终前将钱庄悉数相赠，胡则拜其为义父，送老归山。此后，胡靠患难之交浙江粮台总办王有龄的资助，自开阜康钱庄。随着王有龄的不断升迁，其生意也越做越大，除钱庄外，还开起了许多店铺，成为杭城一大商绅。
俯瞰杭州胡雪岩故居
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太平军进攻杭州时，光墉处变不惊，暗中与军界搭上了钩，大量募兵经费存于胡的钱庄中，又被王有龄委以“办粮械”“综理槽运”等重任，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1862年，王因丧失城池而自缢身亡，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一职。在战争环境中，胡雪中送炭，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内筹齐十万石粮食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同时从上海、宁波购运军火接济清军，获得左的赏识并被委以重任，主持全省钱粮、军饷，因此阜康钱庄获利颇丰，京内外诸巨公无不以阜康为外库，寄存无算。他还协助左宗棠开办企业，主持上海采运局，兼管福建船政局、甘肃织呢总局，经手购买外商机器、军火及邀请外国技术人员，从中获得大量回佣。他还操纵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操纵市场，垄断金融。至同治十一年（1872）阜康钱庄支店达20多处，遍及大江南北。资金2000多万两，田地万亩。笔者在湖南卫视做胡氏文化专题节目时曾坦言，若按当时胡的资金实力，足足可以买下7个阿拉斯州。在左宗棠任职期间，胡还管理赈抚局事务，设立粥厂、善堂、义塾，修复古寺古刹，收殓了数十万具暴骸；恢复了因战乱而一度终止的牛车，方便了百姓；向官绅大户“劝捐”，以解决战后财政危机等事务。胡雪岩因此名声大振，信誉也大大提高。由于辅助左宗棠有功，补授江西侯补道，御赐二品顶戴，赐穿黄马褂，成为红项巨商。
功成名就之后，他热心慈善事业，为杭州百姓做了许多义举，如开设钱塘江义渡，方便了“上八府”与“下三府”的联系，设船，为乘客提供方便，并多次向直隶、陕西、河南、山西等涝旱地区捐款赈灾，到1878年，除了胡雪岩捐运给西征军的药材外，他向各地捐赠的赈灾款达二十万两白银，博得了“胡大善人”的美名。更鲜为人知的是，在轰动朝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他利用自己的声誉活动京官，赞助钱财，为此案最终昭雪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外，他还两度赴日本，高价购回流失在日本的中国文物。从这些举动中可见胡雪岩行侠仗义的仁厚和拳拳爱国之心。
绩溪明经胡氏派衍纷繁，杰出人物如灿烂星河，除上述胡适、胡雪岩外，还有名满天下的徽墨胡开文，积德行善，遍于宣徽二地的大善人胡商岩，著名书法家胡锺吾等等。
三、金紫胡，汉学传家，崇文重教
金紫胡氏，是北宋胡舜陟的后裔，散居绩溪城内东街（大、小东门）一带。胡舜陟，字汝明，号三山老人，与抗金名将岳飞结为莫逆之交，北宋大观三年（1109）进士，徽猷阁学士，受封金紫光禄大夫，因此，他家的后代就以“金紫”命名本姓，这支胡姓是以官职来称呼自己家族的。
这里，有必要说一个戏剧性的插曲。在19世纪中后期，亦即在清代乾隆与嘉庆朝前后，绩溪四胡中最著名气的是“金紫胡”，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时期，其它几支胡姓都比较沉寂，唯有“金紫胡”因为崇文重教，汉学传家，出了所谓“乾嘉大师”“礼学三胡”（又称“经解三胡”）的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而名噪一时，以至于胡适成名后还有人把他与这个有名气的汉学书香望族在血缘上联系在一起。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写的“序”中称“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在《答林琴南君函》中又说：“胡君（适之）家世汉学。”
胡适在他的《口述自传》中曾特地指出更正：“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为拙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卷所写的序言中，曾误把我家说成是世居绩溪城内胡氏的同宗。蔡先生指出的绩溪胡氏是有家学渊源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纪之间满清乾嘉之际，学者如胡培翚及其先人们都是知名的学者。但是这个世居绩溪城内的胡家与我家并非同宗。”又老实承认：“我家世代乡居，历代都是靠小本生意经营为生的。”另一位弄错胡适家世的著名人物是梁启超，他在1924年2月写的《清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安徽”一节中称胡匡衷、胡培翚、胡承琪为“绩溪三胡”，又说：“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又《清代学术概论》中称：“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他们将胡适与“绩溪诸胡”挂起钩来，且言之凿凿：“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胡适并不是那个“绩溪三胡”之后，他家祖上压根儿与汉学没有联系。他家祖上是农民，近世乃小本经商，识字的不多，更说不上“多才”了。胡适父亲胡传是服膺宋学的一个秀才，后来虽也做了州县级的地方官，但声名不出乡里本族，在绩溪一县的名人录里是微不足道的，尽管其学问识见、行为胆略大可称道。
由于蔡元培、梁启超等人的影响，后面跟着错的人也不少，如杨家骆《新世纪高中国文选》称：“适之为绩溪汉学家胡培翚之后，故云家世汉学。”传到日本，竟径直变为“胡培翚的儿子”了，如日本诸桥辙次编的《大汉和辞典》中“胡适”条目下明白写着“安徽绩溪人，胡培翚之子。”近二十多年来胡适与“绩溪诸胡”的纠葛已被澄清，但对胡适先世的考述则大多语焉不详。所以，绩溪的胡姓，对外人来说，几乎是一笔糊涂帐，即使本地人，也还是难以一时弄得清楚的。
金紫胡宗唐散骑常侍胡宓为始祖，南唐时迁绩溪，南宋时建祠堂。但冠名“金紫胡”，却是以胡舜陟的金紫光禄大夫而称呼的。胡舜陟是他们金紫胡历史上值得百代称颂的第一人，因为他不仅是官做得比较大，而且是个忠臣，是个敢于死谏的直臣，他与岳飞不仅私交甚笃，而且敢于面对权奸秦桧，上奏朝廷，为岳飞辩诬伸冤，这在秦桧权倾天下的当时，那是需要非常胆量的。胡舜陟因此而被秦桧构陷害死。朝野百姓，闻知舜陟死于冤狱，痛哭失声，群情激愤，朝野不服。胡舜陟的夫人江氏申诉到朝廷，宋高宗派人核查后对秦桧说：“舜陟从官，又罪不至死，勘官不可不惩。”于是，将查办胡舜陟一案的官员移送吏部处置，并下诏赠封胡舜陟为少师，遗体赐葬湖州归安县谢勘村，遣官致祭，命名当地为胡家坞。《绩溪县志》录有一首岳飞到绩溪与胡舜陟父亲胡咸公彻夜长谈的诗作《靖康初过华阳镇宿胡殿中东麓书院与咸公话别》，可见岳飞与金紫胡氏父子的交情非浅。
胡舜陟死后，他的儿子胡仔既痛奸佞之当道，又悲父亲之屈死，愤然辞去当时任职的晋陵县令，归隐于浙江湖州苕溪，终日以课徒文研为事。胡仔虽自号“苕溪渔隐”，即一直未忘记自己的家乡。他说：“绩溪乃余桑梓之地。”他在（《苕溪水阁诗并序》）中记下了这种浓浓的思乡之情。诗云：“三间小屋贾耘老，一首佳词沈会宗。无限当时好风月，如今总属绩溪翁。”丛话中提及湘中浯溪的石岸时，他不无自豪地说：“吾乡乳溪有石崖，亦光能鉴物，与浯溪石崖正相类，人因呼为石照”。《丛话》中多次提到徽州，在谈到温泉时，他引用两句古诗：“嵩阳若与黄山比，犹少灵砂一道泉。”提到石砚，他则写道：“新安龙尾石，性皆润泽，色俱苍黑，缜密可以敌玉，滑腻而能起墨，以之为砚，故世所珍也。”并以《砚谱》《砚泉》中的有关记载来证明歙石远胜于端石。
胡仔平生博览群书，著述甚丰，隐居苕溪后，更潜心研究唐以来的各家诗词，“终月明窗净几，日披手抄”。穷二十余年，写成《苕溪渔隐丛话》前后集共百卷。《丛话》按照“开元之李杜，宋之苏黄”的宗旨，采摭辑录各家诗话及有关材料一百多种，或将相关的材料加以比较分析，或联系生活实践去研究解释诗句，或引用有关诗文或史料进行论证辨误。《丛话》除辑录前人或时人的著述外，兼采其父舜陟（三山老人）之说，申述自己的见解。
蔡元培先生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序中提及的“汉学世家”，指的是绩溪县城金紫胡氏家族中的学人。他们世代相承，推崇汉儒朴实学风，用训诂和考据的方法治经（即研究经学），多有创获，其注疏广为流传，受到乾隆朝以下学界的关注；胡适与唐德刚先生提到的“经解三胡”（亦称“礼学三胡”）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祖、叔、孙三代，就是“汉学世家”的三位代表性作家。《清史稿》中有他们的传记。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祖宗三代及其家族在清代乾嘉之际俨然成为“乾嘉朴学”的代表人物。
四、遵义胡，谦恭持礼，低调行事
绩溪遵义胡因住在绩溪城内遵义坊而名，是明代工部尚书胡松的后裔，所以又叫“尚书胡”。这一支胡氏是宋代中叶由胡清从浙江乌程迁到绩溪县临溪高车（以前叫胡村）定居，传到八世的胡日严，再迁居绩溪县城遵义坊（原绩溪县棉织厂一带），并在城内建有宗祠。因此，遵义胡也叫尚书胡，这支胡姓宗胡清为始祖，至今也有800多年了。再往上溯，便与金紫胡是一宗了。胡松，字茂卿，号承庵，明代正德九年（1514）进士。授嘉兴府推官，己卯（1519）擢陕西道监察御史，辛巳（1521）授山东监察御史。在任屡劾（朱）宸濠党羽内外为奸，祸国殃民；又请裁东厂缉事、撤临清市内官店而闻名。
嘉靖元年壬午（1522），因荐事忤旨而被罢官还乡。嘉靖六年（1527）复任浙江道监察御史，因劾“桂萼荐王琼”而被谪为廉州推官，次年授福建按察司佥事、布政司右参议。在任察民情、平冤狱有声；十四年（1535）任南宁兵备道副使，十六年（1537）任云南布政司右参议，二十年（1541）任贵州按察使；二十二年（1543）任广东布政司右布政，二十五年（1546）任左布政，二十六年（1547）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理河道，上疏治淮良策。二十七年（1548）总督河漕，兼巡抚凤阳、淮安等处，次年授户部左侍郎，总督仓场。二十九年（1550）晋升工部尚书。伊王欲拓其洛阳府第，费金十万，以十之二赇严嵩、期必得，胡松则据“祖制”抗争而止；“俺答入寇，仇鸾以边众入卫，欲悉召其众实京师，移武库仗于营，便给调”，胡松以“边兵不内驻，武库仗不外移”为由，强调杜微慎防，执意不许。又议改任刑部尚书，遇严嵩作梗，遂于是年十一月以病乞归。在乡，谦恭为民，为减狄港徭役，筑东门长堤，出力犹多，于是民立世德碑诵之。
胡裕树像
遵义胡从他们的祖宗开始，就是一个谦恭持礼，低调行事的家族。已故著名汉语言学家胡裕树，笔名胡附。1945年7月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1949年调入上海复旦大学，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兼任中文系副主任、主任，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为现代汉语专业博士生导师。七十年代中期，受国家委派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从事金日成著作汉译本的审阅定稿工作。1983年应邀访问日本，在大阪市学术演讲会作有关中国文字改革的学术报告，并在大阪市立大学、关西大学等校讲学。2001年在上海逝世。
胡裕树早年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与教学，撰写《论唐代的边塞诗》等论文，得到陈子展、刘大杰的好评。50年代起致力于语言学的教学与研究，重点研究汉语语法。先后开设“语法修辞”“现代汉语”“语法理论”“汉语结构学”“汉语语法学史”等课程，60年代初，和陈望道教授合作，招收语法修辞专业研究生，从那以后，倾心培养硕士生、博士生、高校进修教师、国内访问学者、国外留学生、国外访问教授等，为培养高层次学术人才作出了贡献。
（作者系原绩溪县政协文史委主任、宣城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