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基丰

网络版第1562期

1986年夏，我报名参加小三线企业的接收工作。当时有政策规定，愿意去小三线企业工作的，除了政治、经济待遇不变，家属和子女是农村户口的，可以转为非农户口。我的三个孩子都是“农字号”，为了他们的前途，我决定报名。

绩溪县的小三线企业中，有一个光辉器材厂，位于瀛洲镇巧川，距县城15公里，其规模仅次于光明机械厂。按照县里的规划，光辉厂接收后，由县农村经济委员会（简称农经委）协同瀛洲乡政府创办乡镇企业。我此时的职务是农经委的政秘科长，经过一番交涉，单位领导终于同意我去光辉厂，并任命我为接收组组长。在那里，我一待就是六七年。

有人欢喜有人忧

光辉厂1969年10月始建，生产军用产品57高炮榴弹引信。1979年落实军转民方针，改产金梅牌木钟，设计年产20万台。有固定资产870万元，流动资金365万元，职工1405人。

小三线企业移交给地方，是国家战略调整的需要，同时企业的亏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上海后方基地给光辉厂的定性是“进山较深，交通不便，产品无发展前途，生活无依托”。1984年该厂产值498万元，亏损100万元。

小三线移交，地方政府意外得到巨额资产，可以发展壮大当地工业，自是欢欣之至，信心满满。而在厂的广大上海职工更是将此看作人生的转折点。他们从喧嚣繁华的大都市，来到皖南的深山沟，一蹲就是十多年，其境况之反差实在无以形容。除此，子女的入学和就业也都是问题，后勤保障也很艰难。光辉厂的人曾告诉我，食堂里的一瓶酱油都要从上海运过来。

光辉厂所在的巧川水口，三两棵古树，一个原始形态的公厕，一条沙石公路通向绩溪县城。光辉厂的上海佬把这儿称作“外滩”，眼前流量不大的登源河，就是他们心目中的“黄浦江”了。对故地的留恋之情，几乎缠绕着他们的每一天。现在，历史重新翻转，他们又成了真正的上海人，惊喜之情溢于言表。

我于1986年8月到光辉厂履职。接收组除了我，还有两位副组长：瀛洲乡农工商总公司经理胡泽勇、县城某酱制厂厂长胡兆奎。因为光辉厂决定接收后办乡镇企业，县里再也没有派别的干部来。于是我们先后在当地雇用了十多名退休职工和农民工，承担接收后的资产管理和保卫工作。

此时的光辉厂，上海籍的职工都已迁走，只留下副厂长张忠祥和十多位财务、技术人员负责移交工作。昔日机器轰鸣，人声喧闹的生产场地一下归于沉寂，预示着一个新局面的到来。

光辉厂办公楼（丁晓文摄）

随着机械设备、厂房宿舍留下来的还有一大批绩溪籍的小三线工人。上海小三线企业兴建时，占用了当地生产队相当数量的土地，造成地少人多的矛盾更加突出。为此，小三线企业在当地招收了一大批符合条件的青年男女进厂当工人。现在，上海籍的员工整体回迁，他们却只好就地安置。这些被称作“留皖人员”的本土工人，光辉厂有78人，是全县小三线企业最多的。他们于1972年1月进厂，从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下成为上海国营工厂的员工，成了当地人人羡慕的对象。虽然上级有规定，重新安置后，他们的所有制身份和工资待遇不变。但他们也知道，绩溪县的任何一个工厂都比不上小三线企业的福利条件优厚，而且工资也有地区等级的差别。与此同时，县里决定光辉厂办乡镇企业，更增加了他们对自己前途的担忧，少数人并由此产生了不满情绪。

接收组进驻光辉厂三个月之后，留守的张副厂长建议我们招收一名炊事员，参与食堂的运作，以利今后的接交，于是我们雇用了当的一名女工。劳资科的某员工，也是留皖人员的一份子，这天去食堂打开水，大约是去迟了，开水没有打到，于是就借题发挥。他当着我们的面，“砰”地一声将热水瓶摔得粉碎，还大声嚷嚷，说我们雇用炊事员是来监视留皖人员的，又说我们给炊事员的工资太多，根本不值。留守的上海员工，在场的留皖人员此时都围过来看热闹。看来不把这股邪火压下去，以后的接收工作就不好做。我于是严厉批评了他的行为，指出他的错误是“造谣生事，挑拨离间，破坏接交”。这一下他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妙，那些看热闹的上海佬也都躲进了办公室，一场风波终至沉寂。以后，再也没有刁难接收工作的事情发生。

上海方面为了妥善安置留皖人员，决定每位留皖人员单拨9000元安置费，由当地政府专款专用。这笔资金激起了当地企业接纳留皖人员的积极性，一些厂企的负责人先后来到光辉厂，向留皖人员游说他们工厂的好处，表示热情接纳的意向。最后，光辉厂的留皖人员分别安置于链条厂、酶剂制厂等单位。

小三线的建设，也给当地的社队和平民百姓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巧川村和光辉厂只有一溪之隔，在长期的相处中，他们得到的好处是马路修到了家门口，家家通了电和自来水，而且一直免费；许多农家子弟进厂当了工人，有了较丰厚的收入，其他人时不时地也可到厂里做点小工，补贴家用；厂里无论放电影、文艺演出，当地人都可以沾光；要是遇上水旱灾害，上海佬都会大力支持抗灾。现在上海人撤走了，他们多少有些留恋不舍。

二楼曾经是图书室

守厂护厂任务重

光辉厂的交接仪式于1987年6月8日在县城上海后方基地举行，张忠祥副厂长和我代表交接双方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交接仪式之后，整个厂区的保卫工作就由接收组承担。光辉厂位于巧川的山沟中，外面隔一条小溪就是外巧村，里面还有中巧和里巧两个小村庄。厂区的主要通道也是村民日常行走的途径，根本无法作封闭式管理。此时，厂里的留皖人员是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我们从中挑选32名男工，设立9个警卫点，定岗定人，建立制度，明确责任。

因为光辉厂决定办乡镇企业，县接交办在接收后，就连续不断地调走各类机械设备和库存材料，几乎每天都有手持调单的人员和车辆进出。因货好价廉，外地一些厂商和掮客也闻讯来此，想采购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此时，留皖人员陆续落实了安置单位，个别人萌生了临走前捞一把的念头。1987年8月底，厂区连续发生多起偷窃事件，被偷的有车间和小学等处吊扇16台，电镀车间的不锈钢和紫铜棒，工具库的电钻和通用工具，就连宿舍楼用来吊顶的三合板也被拆去一大片。经公安部门查实，正是极少数留皖人员监守自盗。

留皖人员调走以后，我们又在当地临时招用了20多名农民工，肩负保卫工作，值守岗位作了适当调整。又自己动手，将一些重点车间、库房的窗户用水泥和砖块封堵起来。

1988年5月，县政府决定将光辉厂整体移交给华安公司改造利用。不久，华安公司派人进驻了光辉厂，双方清点了全部资产，并商定在正式移交前，双方共同担负保卫工作，车间和库房接收组、华安公司各挂一把锁。

华安公司是县物资局属下的一个集体单位，他们对县政府的决定游移不决，资产清点之后不久，他们撤走了大部人员，只剩二三人留守，厂区保卫工作的重担依然是接收组担着。

1988年9月1日，值班人员发现钢材库、五金库和民品楼有被窃痕迹，于是和华安公司一起打开库门检查，果然发现有盗贼光顾，各类物品散落一地。为保护现场，双方商定第二天由华安公司报派出所并共同清点损失。与此同时，我们又将情况书面报告了接交办。此后半个月，无论接交办、华安公司都对此不理不睬。为此，我专程去了接交办，发了一顿火。第二天，接交办、华安公司、派出所的人都来了，经盘点，各类物资损失2000余元。

这是六车间(五七炮弹引信装配车间)

“搞活”之路很艰难Gaohuo zhilu hen jiannan

小三线企业的接收，最终目的是要将其盘活，上项目，出产品，壮大地方工业。但小三线企业都在深山沟，远离城市和交通干线，运输成本占比大，留不住人才，要想搞活，难上加难。

早在1986年9月，瀛洲乡政府就向县委、县政府打了报告，提出利用光辉厂现有厂房、设备创办缫丝厂。为此，我们找到了县人大副主任洪泽和政协副主席胡屏到厂调研。他们都是工业战线上的老人，很快协助我们作出了规划。规划设想为120台立缫机，定员400人，年产60吨成品丝，产值260万元。企业性质为“国家所有，集体经营”，厂名绩溪县第二缫丝厂。规划很完善，但现实却很骨感。报告递交几个月也不见下文。后来我们猜测，县政府担忧我们与县缫丝厂抢原料，争市场，因而不予审批。

这时，浙江省永康县电器厂一位姓胡的厂长找到我们，表示愿意出项目、出技术与我们合作，双方为此签订了意向书，生产项目是电子玩具与不锈钢炊具。负责小三线接收工作的县委领导认为浙江人点子多，有头脑，可以考虑让对方承包，第一年免除承包费用，只要能把厂搞起来就行。但因该厂规模小，生产能力和资金都有限，终至半途而废。

1987年8月，瀛洲乡又提出了在光辉厂办钨矿。早先332地质队在巧川黄柏坑发现钨矿，有一定蕴藏量。经与接交办协商，同意将光辉厂在黄柏坑的引信车间及其他部分厂房、设备划给钨矿使用，人员以瀛洲的乡办农机厂为主，另招收部分农民工约40余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终于上马。但生产规模不大，效益也不理想。

光辉厂俯瞰图（丁晓文摄）

与此同时，县政府决定将光辉厂剩余的大部分整体移交给华安公司改造利用。公司的负责人开始很有信心，但不知因何原因，后来又打了退堂鼓。随后，接交办调走了全部设备和原材料，闲置的厂房部分租给当地农户种植香菇，再后来，就干脆以极低的价格出卖给当地农民或改建住房，或作店铺和小作坊。

我于1994年离开光辉厂，回到原单位县农经委，直至2002年退休。

（作者单位：原绩溪县小康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