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彩霞　吴小元

网络版第1565期

吴组缃，泾县茂林人，当代著名的作家和学者。

吴组缃20世纪的30年代至50年代初期，致力于文学创作，他的文学作品大都取材于家乡茂林一带的乡村生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吴组缃由清华大学中文系转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从事宋元明清文学史和古代小说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80年7月为中国第一任红学研究会会长。

俞平伯在上世纪20年代就开始研究《红楼梦》，追随胡适成为红学的考证派。1954年10月，中国作协古典文学部召开会议，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观点展开批判。吴组缃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了发言。

吴组缃认为俞研究红学目的和方向不明确，只是以有无“趣味”“风趣”作为评论的标准。研究作品中的每一句话、一句诗，一个回目，甚至一个字，钻牛角尖，完全是主观唯心论的观点，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越来越远。

会后，朱德指示：“你们认为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不好，那你们怎么看？”就让北大开一门《红楼梦》研究的课。结果，这任务就落到组缃的肩上。50年代，组缃在北大开了专门的《红楼梦》研究课程，吴组缃成为专题课的教授。当时北大中文系为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活跃学术空气，由组缃和当时北大文学研究所的负责人何其芳，分别为同学开设《红楼梦》专题课，此事曾轰动了校内外。

吴组缃先生在分析《红楼梦》时，因为自己有小说家的实践体验，所以他对神话、“幻境”与“判词”一笔带过，而对人物的性格分析，则在其社会性和人生经验上下功夫。

首先，吴组缃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是通过写宝黛二人的爱情悲剧，控诉封建主义罪恶制度。

在分析宝黛二人的性格时，吴组缃认为，红楼中黛玉进京投亲，孤苦一人，因聪明早慧，很早就感觉到外部环境的封建政治势力的肮脏、污秽和威胁，形成黛玉性格的是她与环境的严重矛盾。她的脾气大，脾气坏，就是与当时环境相矛盾的结果。宝玉与黛玉从小一处长大，彼此情投意合，建立纯洁真挚的爱情。但二人又有局限性，热烈地进行了自由恋爱，迫切地要求婚姻自主，但仍旧等待家长给他们订婚。有阶级的局限性，自己束缚自己，这是宝黛爱情悲剧的思想原因。而宝钗和宝玉之间的关系是一步步发展的。虽然宝钗不能得到宝玉的真心，但是取得贾府上下一干人等的喜欢。宝钗会经营，能够支撑贾府的百年基业，所以最终成为“宝二奶奶”。这是宝黛钗三人的思相感情线。

另一方面造成宝黛悲剧的是社会制度的原因。宝玉是反封建主义的英雄和主将，具有个性自由、要求生活幸福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但处于这样的一个男性中心、家长统治而日益走向最后崩溃的封建主义社会制度之下，同处在这个黑暗腐败的封建贵族阶级的现实环境中，受到封建主义的高压和迫害。宝黛的关系代表的是一代人——受封建势力压迫的青年男女，尤其是女孩子们——幸福问题，他们代表了一条路线：要求自由恋爱，自由选择自己的婚姻对象，以取得自己未来的幸福，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一条反映了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路线。

薛宝钗要的是宝二奶奶的宝座，走的是封建主义道路。她虽然年轻，因为是生长在皇商家庭，所受的教育是讲实利的，她没有什么别的理想。而宝玉的择偶对象最终选择宝钗，因为封建家长们要通过宝玉的婚姻，寻找一位能维持贾府百年基业的继承人。宝钗常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道，是封建制度的维持者和继承者，所以是最佳人选。《红楼》一书反映了衰朽不堪、趋向最后崩溃的封建主义制度和处于萌芽状态的初步民主主义的思想矛盾斗争。

不仅是主要人物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红楼》中的其他人物的矛盾都是属于对立阶级的斗争。吴组缃认为，书中的十二钗，各以不同的具体条件、不同的思想品质、在矛盾斗争中居于不同的和对立的地位。她们有的积极地参与统治，体现了封建主义的种种罪恶，显示出非常丑陋的面目，如凤姐；有的凭借压迫势力，依附封建主义秩序，施展卑鄙可耻的手段，获得一时的称心如意，如宝钗和袭人。而站在矛盾斗争的另一边，表明了进步的反抗思想和优美品格，为封建主义所不容，因而郁结痛愤致死的，则为黛玉和晴雯。

《红楼》一书对封建主义秩序伤天害理、泯灭人性以及种种丑恶庸俗的生活现象，给予严肃的暴露和鞭挞，对于为封建主义秩序所不容而其衰朽力量又不能控制的纯洁真挚的人与人的关系和高尚美好的内心精神，则给以热情洋溢的歌颂和宣扬。作者对两相对立的事物，总是进行强烈鲜明的对比：把丑恶的方面加以漫画化，使读者深恶痛绝，予以唾弃，如对贾政、贾赦、凤姐的恶劣思想作风和对贾琏贾珍等两性生活的描写。同时把美好的方面则加以理想化，使之光彩夺目，给读者以强烈的吸引力，如对青年女子们的才情、慧质、丰富多彩的生活形态以及宝玉纯洁深挚的两性关系的描写。

1956年，北大中文系开设《红楼梦》专题课时，曾聘请了校文研所所长、诗人何其芳作《红楼梦》学术报告。何认为，宝钗是一脑袋的封建思想，是一个典型的淑女。但吴认为她是一个实利主义者，什么事情对自己有利就干什么，多少有点市侩气。看人要看实质，不能看表面。

比喻薛家进京投亲。王家是回娘家，而姨家是外亲，但是薛家一行偏要住到外亲的贾家。作为商人的薛家就存在要攀附贾家、寻找依靠的心理。在兴建大观园，买来苏州小红子时，薛家让出了占住的梨香院，但并没有搬走，只是“另于东北上一所幽静房舍居住”。

薛家为从长远计，希望能以“金玉良缘”来和贾家结亲，所以故意放风说宝钗的金锁：“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方可结为婚姻。”同时金锁上的八个字刚好和宝玉的相配，大造舆论。而宝钗也是整天把沉甸甸、冷冰冰的金项圈戴在脖子上。元春的端午节礼，红麝串只有宝钗和宝玉两个人才有。因而其中的微意不言而喻。平常从不施花粉儿、从来不爱打扮的宝钗，热天竟然把麝串戴起来到处显示。

滴翟亭扑蝶一节，作为封建淑女宝钗，本不该偷听别人的密谈，这不符合淑女的身份。宝钗不仅偷听，见马上要暴露，又转嫁给黛玉，用了“金蝉脱壳”之计，装模作样地说：“颦儿，我看你往哪藏？”还故意跑进亭子里，东找西打，一面说一面走，自己心里又觉得好笑。

红楼中主要笔墨贾、林、薛三人，其余的众多人物也是围绕主要人物展开的。在吴组缃《谈〈红楼梦〉里几个陪衬人物的安排》中举例说：甄士隐和贾雨村在开头是笼罩全书的主题思想，为准备开展悲剧故事而安排的两个人物。作者在“派”贾雨村先后“送林、薛两个人进府和宝玉会合的的过程中，就手分别介绍了贾、林、薛三家的家世和境况。这对于介绍中心人物、开展悲剧故事是不可少的。甄士隐，联系着神话世界跟癞僧跛道的关系，二人有映照贾宝玉的性格、暗示宝玉未来出路和下场的意义。另外，甄士隐和贾雨村相配还有作为结束全书的线索的作用。甄和贾之间另有一种关系，即后来因封肃、娇杏、英莲和葫芦僧等而产生的许多间接关系。甄士隐父女、葫芦僧和贾雨村的关系，贾雨村和贾、林、薛各豪门的关系，本身又自成一个广阔的社会关系：这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吏治做了高度的集中概括，揭露与批判惊人得深刻 ，和书里的核心内容都是息息相通、处处相关的。这种安排，表现了作者对社会生活丰富的经验阅历，寄托了作者自己深厚的感慨和愤懑。

对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看法和作者问题，吴组缃先生基本上有两大意见。第一，很有可能是曹雪芹自己写的。至于前后有修改痕迹，很可能是随着人生阅历的加深以及“批阅十载，增删五次”造成的：可能只有原作者曹雪芹本人有此种敏感；无论续书作者是谁，连同脂砚等批者在内，都不像能够有此水平。吴组缃说：设想，曹雪芹以他的历史条件和生平经历，写作这样一部博大精深的作品，随着创作实践的进展，对生活现实的认识自必不断有所提高。写到后面，必得回头改写前面，还需重新修改后面。

后四十回即使真的是他人所续，曹雪芹也应该感谢他。因为续书作者“在核心部分保持了悲剧结局；有不少的段落写得颇为动人”，而且兢兢业业，亦步亦趋，认真临摹，“致使一般读者，以至电子计算机，发现不出它的借手痕迹”。

1956年，组缃发表了在学术界影响很大的红学力作《论贾宝玉典型形象》和《谈〈红楼梦〉里几个陪衬人物的安排》。其后，红学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产生了许多新的论著。但像组缃这样立足于对小说艺术描写具体、细致、深入的分析，表现了惊人的艺术眼光和审美判断力的、内容厚重的红学论文，至今仍不多见。

吴组缃对《红楼梦》的赏析，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特别是对剧中人物的分析带有指导性的意义。但是因为处于特殊的时期，吴组缃的红学观点难免带有时代色彩，强调阶级性、政治性。后来的红学研究者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红学的研究领域和范围角度，在政治学而外，主要是从人类学、伦理学、美学、文化学、心理学这样一些角度切入，让红学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作者叶彩霞、吴小元系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