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晓明
网络版第1573期
水阳江，宣城主要水运航道，其有文字记载的商业航运史，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至唐代江淮漕运兴盛，水阳江商业航运更呈繁盛盛，后历经各朝至今，水阳江作为宣城的水上古道，一直在宣城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水阳江源出“绩溪丛山及天目山北麓，历宁国入宣城东为句溪，至城北隅与宛溪合。”（万历《宁国府志》卷六 方舆志）然后，一路向西北流，出塞山口经新河庄镇、水阳镇，至金宝圩澄沟口，其干流向东，由当涂县金大村入长江；支流则继续西北流，由黄池镇通往芜湖市清水镇北，汇入青弋江。
水阳江全长273公里，宣城市境内流域面积7956平方公里，河道之长，纵贯宣城全境；流域之广，占全市面积的三分之二，是宣城名副其实的母亲河。
依据水阳江全域地形落差，习惯上把水阳江全域划分为上游、中游、下游三段。水阳江源头至宁国河沥溪为其上游，这里多为山地，也有为数不多的丘陵，地势处于高位。从宁国河沥溪至宣州新河庄为水阳江中游，这一流域的地势大多平缓、开阔，江流孕育了诗山敬亭，涵养了“上江人文之首盛”的古宣州。由新河庄而下为水阳江下游，下游流域主要为平原、圩区与湖泊。其东部有胥河，明永乐年前，水阳江有多条支流东流汇入胥河，再经由胥河与太湖相连通，这一地带有广袤的圩田，滋养了富甲宣邑的江南鱼米之乡。
总观水阳江流域，其地形特点呈南高北低之势，因此，河流从皖南山区流出，在宣城境内长流不息。在岁月的长河里，她或静如处子，柔顺舒缓；或咆哮狂飙，躁动急湍。她孕育了宣城的富庶，也荡析过良田家园。
尽管水阳江曾给流域两岸的百姓带来过流离失所之痛，但河流的本能就是滋养大地，水阳江当然也不例外。她如母亲般深情地滋养着沿途两岸广袤肥沃的土地，世代生活于水阳江流域的宣城人民受其福泽，得以繁衍生息，世代相沿。而河流与生俱来的通行便利，又繁荣了水阳江流域的社会经济，还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文在宣城大地上碰撞与交融，为造就宣城“上江人文之首盛”奉献了不可或没的贡献。
回望历史，早在战国时，宣城就已经开始了对外的商业贸易，而水阳江则是宣城通达长江的水上货运贸易航道。
1957年4月，在安徽省寿县城南邱家花园出土了战国时楚国货物运输免税通行证——鄂君启金节，其中车节3件、舟节1件。
从舟节铭文可知，金节颁发的时间为“大司马邵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也就是楚怀王六年（前322）。鄂君启使用船只限额是150艘，从鄂城出发，一年一往返。舟节铭文记载，当年，“鄂君启率领一支船队，浩浩荡荡地由湖北鄂州经长江进入水阳江，来到爰陵（即今之宣城）进行贸易活动。鄂君启金节记载的这一史实，是目前水阳江商业航运历史最早的文字记载。
到了中唐，因裴耀卿改革漕运，水阳江成为输宣城粮源进京的水上漕运航道，水阳江舟楫往来之盛由此进入巅峰。
裴耀卿（681—743），字焕之，绛州稷山（今山西省稷山县）人，为唐开元年间（713—741）宣州第一任刺史，后官至京兆尹。因政绩突出，屡有建树，而深得唐玄宗信任。唐玄宗后期，北方出现粮荒，京城粮食供不应求。于是，唐玄宗召见裴耀卿询问赈灾办法。由于裴耀卿担任宣州刺史期间，对宣歙地区社会经济的实际状况十分了解，知道这一地区富产粮食，当唐玄宗问政于他时，他便奏请唐玄宗调运江淮粮赋进京，以解北方粮荒之急。唐玄宗大喜、准奏，并任命裴耀卿为江淮、河南转运使，主持漕运事务。
裴耀卿不负王命，开始谋划漕运改革，施行他精心设计的“节级转运法”。即在黄河入汴河的河阴（今河南荥阳北）设转运物资的货场——输场，并置河阴仓。当江南粮赋由各地通过大运河运至输场，即纳入河阴仓中，江南各地漕运船只随即返回本州。然后再由朝廷另雇运船，溯黄河达潼关，再经渭水进入长安。
从唐开元十二年（734）往后的三年里，江淮运往关中的租米达七百万斛，创造了隋唐漕运史上的最高记录，节省陆路雇车运费三十万缗。裴耀卿的节级转运法，不仅减少了消耗，也促进了漕运发展，成为开元盛世的一段佳话。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宣城北部水阳江畔的水阳仓诞生了。
水阳仓位于千年古镇水阳镇街市上段，坐北面南，南面仓门两所，各三间；中为厅事，前堂后室各三间；左右排列收藏粮食的仓库三十二间。仓门前有一水与金宝圩中主要水系——官溪相接，圩中所产粮食通过四通八达的沟渠进入官溪，可以直接运抵仓门口输入水阳仓中。北面有后仓门临仓巷，仓巷与大街相通，并可直通上码渡口到水阳江边。纵观水阳仓，规制宏伟，进出便利。民国时，水阳仓仍为宣城北部“积谷仓”，解放以后则被利用为粮站所在地。如今，古建筑早已被改造，只一口古井尚在，整个仓址，至今还完整保存。
水阳仓作为水阳江上南粮北运的一个兑运点，在古宣州漕运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也促进了人流、物流在水阳古镇的集聚。当年宣城周边广德、建平、高淳等县的粮食均纳入水阳仓储存，然后由水阳镇兑运进京，这一制度，历经各代相沿未变。《宋会要辑稿·食货九》记载“绍兴三年十月六日，刘大中言：广德军广德县岁额苒米，在国初时系津般赴宣州水阳镇送纳”。又有“建平县唐通、桐汭两乡如旧隶广德县，系合赴宣州水阳镇送纳”。明代宣城人梅守德在《宣城县重建水阳仓记》中也对水阳仓收储及水阳江漕运做了详细记载：“水阳西镇置官庾一区，里甲如期会输粟，领赋者受而藏之，而邑有治粟吏，止宿庾廨，司监督焉。俟漕舟帅卒至，兑以转输。”
由唐以降，每到兑运时节，宣城漕运粮船在水阳镇沿河岸一字排开，等到装满粮食，浩浩荡荡的船队便向着长江进发，成为水阳江航道上一道壮丽的景观。宣城县志对水阳江漕运盛况以及漕运航道的走向留下了珍贵的记载。
水阳江“北至水阳镇为龙溪。又北至下水阳为白沙，有渡。里许为鳡鱼嘴，有渡，北为澄沟，下水阳顺流十里至此，东岸高淳，西岸宣城，以河心为界。宣城广建漕艘，经此东由芮家嘴至太平府入江。”（光绪《宣城县志》卷之四·山川）
从战国时楚鄂君启开启长江连结宣城的商贸活动，到唐代宣歙地区漕运的兴起；从《宋会要辑稿》记载的宣城各地输粮入水阳仓，到清代光绪《宣城县志》所记的水阳江漕运盛况，清晰地勾画出了水阳江悠久的航运史，同时，也生动再现了水阳江作为宣城水上古航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她曾拥有过的高光与辉煌。
中唐以来，古宣州的地方特产，如优质的红线毯，引得朝廷“年年十月来宣州”（唐·白居易《红线毯》）。宣纸、宣笔、徽墨、歙砚“文房四宝”，成为官员青睐的珍爱，文人抢购的稀品。宣木瓜从南朝宋武帝刘裕时被列为贡品，“岁贡木瓜一千个，中等五百个，下等二百个，又干瓜十斤，俱解吏部。”（嘉庆《宁国府志》）这些名特产品，都是伴随着漕运，经由水阳江输出宣城，进入中原。从此，宣州红地毯、“文房四宝”、宣木瓜等古宣州名特产品享誉大江南北。
随着漕运的兴盛，宣州境内的粮食、茶、盐、纺织品、铜铁器等大宗商品，以及来自山乡、圩区的各种土特产品，顺水阳江而入长江，销往全国各地，带动了宣城商业贸易的繁荣与发展，也增加了朝廷的商税收入，朝廷每年来自宣州的财赋近百万贯。
同时，经济繁荣还促进了宣州集市广泛滋生，宣城城内出现了草市、夜市等。水阳江两岸，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市镇也因水而兴。水东镇，是皖东南的重要码头，皖南山区的物产由此转运，经水阳江销往全国各地。其他如油榨沟市、仁村湾市、新河庄市、符里窑市、徐村坊市、黄池街市等，分散在古宣州北部水阳江沿岸，成为一个个商品与人流的集散地。
《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了当年水阳江沿岸一些主要市镇的商业税收状况：“熙宁十年，水阳镇：一千九百六十六贯三百七十文；符里窑市：一千四百八贯六百一十二文。”这些沿岸市镇的商税数额已经与旌德、太平两县相接近。而水阳镇的盐税收入竟高达二千九百九十八贯九百七十九文，远远超过旌德县的二千四百八十六贯一百六十四文和太平县的一千四百三十八贯六百五十八文。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沿水阳江两岸的航运便利而形成的市镇的繁荣程度。
到了清朝末年、民国初年，虽然宣城与芜湖之间依次开通了汽车、火车，但限于班次有限，水阳江航道依然在宣城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宣芜之间的水阳江上人流往来与货物运输，除了依赖传统的木帆船，以煤炭为燃料动力的小火轮也开始加入其中。即便是1926年宣芜两地已经开通汽车，水阳江上往来的小轮船和木帆船还是有增无减。因为这一时期，皖东南山区的竹木、柴炭、桐油、茶叶等山货，还有圩区的稻米、杂粮等大宗农产品，以及煤炭等矿产物资，都需要销往芜湖、上海、南京等地。宣城地区城乡生活必需品，诸如食盐、煤油、棉纱布匹、火柴、香烟以及各色百货等，也需要从各地输入宣城城乡。因此，水阳江航道的航运功能被充分利用起来。
抗战爆发以后，水阳江航运受到重创，小轮船一度停运。直到抗战胜利以后的1946年，为因应大量商旅需要，水阳江上才恢复了“东阳”号、“江晓”号轮船航运，并出现了轮船牵引的拖船。
1949年解放以后，先后有皖南军分区和宣城航运办事处承接水阳江宣芜之间的客运，之后又相继成立了水东运输大队、孙埠运输大队，开始有组织地开展水上运输业务，1964年芜湖长航客轮也在宣芜之间开通，水阳江航运得到空前发展，在宣城对外交通运输中一度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九十年代中期，水阳江下游的水阳人民，开始建造数千吨位的铁驳船，驶出水阳江，在万里长江上开展运输业务。当年，在水阳镇金宝圩沿水阳江数十里的圩堤旁，造船的船台一个连着一个，被誉为宣城市“沿堤造船工业带”。圩乡人驾驶着数千吨级，甚至万吨级的铁驳船驰骋于江湖河海，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带动了宣城北部经济的大发展。
显而易见，无论是中唐漕运改革以来的历朝历代，还是解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水阳江航运在宣城社会经济发展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水阳江一直都是宣州大地商业贸易的大动脉。
明永乐间，东坝高筑，阻断了水阳江东流入太湖流域的水道，加之明、清两代，湖泊纵横的水阳江中下游地区出现大量圩田，蓄水的湖泊面积萎缩，甚至消失，导致水阳江流域水患频仍。查阅光绪《宣城县志》，宣城自秦置丹阳郡以来一直到晚清，有记载的遭受洪水袭击凡58次，其中明代10次，清代22次之多。每到春冬季节，水阳江河干水浅，水运航道有数月难以航行。诸多因素使得水阳江水运航道的作用受到一定制约。
尤其是随着公路、铁路运输的兴起，发达的汽车运输和过境的宁赣铁路运输逐渐取代了昔日木帆船在宣城运输中的主导地位，传统水运受到很大冲击。水阳江作为宣城市水上主要航道，一度受到冷落，载客轮船、货运驳船渐渐淡出了水阳江上。
但是，水运毕竟有运量大、能耗少、占地省、污染少的综合优势，而且，这一优势在新发展理念催生下的经济发展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于是，整治水阳江航道，治理水阳江水患灾害，重振水阳江航运辉煌的蓝图在宣城大地上铺开。
这张宏伟的蓝图分为三个篇章：上游建库，在宁国山区建设控制性蓄洪工程港口湾水库；中游建闸，在马山埠、双桥建设两个拦河节制闸，组成南漪湖枢纽控制工程，利用南漪湖天然湖泊对水阳江进行调洪、蓄洪、分洪；下游开卡，打开下游洪水下泄的“瓶颈”，使下游河道开阔流畅。在此基础上，又启动水阳江航道整治工程，通过实施航道疏浚、增建船闸、改建桥梁、新建港口、布设胶坝等一系列措施，使水阳江航道得到彻底整治。
经过20多年的踔厉奋进，宣城市一任接着一任干，终于使水阳江沿岸远离了水患灾害，航道拓宽，河床降低，河流被有效节制，生态环境也得到很大改善，水阳江航道以常年通航千吨级船舶的全新通航标准展现于世人面前。
如今，古老的水阳江航道已经与芜申运河贯通，并与铁路、公路一样，在宣城市的大交通格局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水阳江为宣城市融入南京都市圈、长三角经济协作区打通了一条水上黄金通道。
（作者系宣州区水阳镇政府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