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发、吕正和口述 郑道真整理
微信版第1597期
一九四四年春到一九四五年，我们的税收工作仅仅在广德县的誓节、杨杆一带进行。为了开辟税源，扩大税收，在一九四五年春又扩展到毕桥、飞鲤一带。这一带依靠南漪湖水路交通的南来北往，四通八达，是客商集中地带，生意茂盛，市场繁荣，很有利于税收工作的开展。
当时此地划为郎溪县民主政府第三区，王治平任县长，周嘉林任书记。飞鲤、毕桥虽是我新四军根据地，但斗争环境非常恶劣，其周围都有敌伪部队，姚村有国民党的军队,双沟、林桥有日伪的军队，南湖一带又时有土匪活动。这些日、伪、顽、匪经常来飞鲤、毕桥一带骚扰、清剿、抢劫。这里各阶层人士政治情况较为复杂，大部分人倾向我们，少数人靠近敌人。
组织上决定派税收员去飞鲤、毕桥开辟税源，扩大税收，并插入这个地区外围的交通要道，采取游击方法武装征税，征收来往客商的货物税。当时我们税收人员称为“三员”，即敌人来了为战斗员，敌人走了为税收员，在统战工作方面是宣传员。税收工作人员公布了税收政策法令：行、坐商贩一定要按章纳税，不得偷税漏税，不得隐货不报，或以多报少，检举者按比例提奖，禁止贩卖毒品，大烟士等一经查到一律没收。地方上的土特产品出口，如表芯纸、烟叶税率6%，桐油15%；入境货如五金器材、工业原料以及油、盐、火柴、日用品等税率较轻，迷信物品、鬼票(阴票)、香、烛、烧纸等税率100%。漏税偷税不报者，根据所犯情节，查获没收或罚款或补报等，并由我方出税据，才允许在根据地内通行。
当我税收政策公布后，行、坐商贩反映良好。一致赞扬税法合理，认为到达根据地入货安全，无土匪抢劫和敲竹杠之行为。在敌伪区税收杂叠，人货无安全保障，如无后台往往会造成人财两空的危险。由于我们的税务政策深入人心，因而税额收入很大，每隔几天就将所收税款推车送往广德四梅村上交县政府，税收工作获得了县长王志平、财政科长石云阶的好评。有一次搜查奸商所贩货物时，查出了大烟土四斤（当时好商用小刀牌烟合封装），上缴后合并提奖给我们。
为了巩固税源，我们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依靠群众，主动与民兵队、农会以及区、县武装联系，获得他们对税收工作大力支持。同时，我们更进一步对各阶层人士做好统战工作。如对行、坐小商贩、茶肆酒店饭馆以及小手工业者加强团结，有时还不得不以烧香拜把兄弟为名，达到税收工作的有利开展。
当时我们曾办过一桌酒，拜把兄弟，烧香盟誓：“大家团结起来，一人有困难，大家来帮助，生死大家都要协力救，要保守兄弟秘密，不准乱讲，不准做坏事。”并推选池清余为老大，叶立德为老二，王春发为大老么，呂正和为小老么。还有朱开德、卢家斌、周万成、龙金友、张继发、吴洪喜等十九人，这样对我们工作开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把兄弟帮我们侦察敌情、送信、带路，一遇紧张的情况，他们就设法隐藏和掩护我们，保护我们的人员武器和税款的安全,。从工作开展以来，我们未曾受到损失。
一九四四年六月份，一支国民党部队化装成商人送张耀宗（郎溪和平军团长）及其家属小孩一行五六十人，他们有的挑皮箱，有的挑行装布，有的挑日用品，身上都藏有短枪， 路过何家山边，先头人员走进张家辫饭店休息，有的吃茶，有的问张老板今天税务所怎么不来收税等。张一边随口应答，一边又暗示其妻送信给我们。张妻即叫其女儿去为我们报信：“在饭店休息的不是商人，不能去。”
就在这紧张关头，税干王春发和吕正和已来到离敌人不远的隔桥的一个土地庙里，并正在喊最后一个挑担的，挑担人不理睬，走得更快，往敌人休息处赶去。税干得到张家女儿的信, 打了两枪，立即转移了。敌人也离开饭店走了。这次若无群众送信，我们很可能遭到不幸。
又有一次，我们在毕桥看戏时，发现日伪军有七八十人，来到华桥街上，税干们立即转移到街外，税干虽只有三四人，但在民兵基干队张德仁、张德富等配合下，仅靠四条土枪、大刀、长茅等虚张声势，使得敌人不明究竟，不敢恋战便跑了。
一九四四年八月，池清余在洪林桥帮我们搞了数十发子殚，和其他一些军用品送到区里去了。
一九四四年秋的一天，税收员在杨杆一带征税，王春发、吕正和两同志在石槽村征收来往行商税，国民党少将林荫化装成商人，由两名手推车夫推着两车表芯纸，前往溧阳上任。路过石槽村时，被吕正和发现其行迹可疑，遂对林盘查。经搜查，从车上表芯纸中搜出林荫的少将委任状，始知其真实身份。在王春发等人的协助下，将林押走。林荫被捕后，供出了他所掌握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使我方将宣、郎、广、溧、高、宜等七县的特务一网打尽。吕正和同志因此获得了苏皖边区财政领导的嘉奖。
一九四五年四月份，税干们在枣园村发现一些商人结队担货行走，正想喊他们报税时，被朱开德发现是敌人化装的，敌人想引诱我们税干去征税时就捕。阴谋被识破后，税干们立即转移。税干们走后，新四军七师的两个税干由于不明真相，在路上被敌人捕获，连他们的枪支、税款、税票都被掳去了。据以后了解，这两个同志牺牲了一个，保出了一个。(当时新四军七师往宣城、南湖方向属曾希圣所辖，毕桥往广德、郎溪方向归新四军六师粟裕所辖。)
在做好税收工作的同时，我们还加强对地主、资本家、绅士、商人、伪乡长、保长等上层人士统战工作，如对陈耀堂、万祥其、季永喜、陈维胜、黄顺高、何君添等人均采取了团结斗争的方式，以达到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一九四五年五月，由区长阮维恭在毕桥贡家村召开上层人士的会议，到会的约20余人，会议内容：粮食如何征收，怎样做到按时、按质、按量缴纳，并结合进行税务政策、法令的宣传，要他们自动纳税，不得偷税漏税，违者按照法令予以处理。其次，令他们将我税收干部包下来，人员、武器、税款不得出差错，若有差错由他们几个人负责。（阮区长讲话时将短枪摆在桌子上，我们则站在外面。）
这类会我们经常召开，由于教育团结工作做得好，我们未出过其他事故。一九四五年九至十月份，我们部队北上后，一些上层分子投靠敌人，把我们250包公粮吃掉了，每包大米是250斤。不久这些人被我们捉到，我们即要他们赔偿，陈耀堂当时就卖掉100亩水田，按米数量折价赔我们款子，并用车子把票子推着送给我们。
一九四五年春，我们税干8人，有王春发、吕正和、叶立德、吴洪喜、王振升、李老五、吴昌华，主任尚国志（税务主任，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长)。配备8支短枪，组织分散征收游击税。
有一次深入毕桥征税时，被伪军发觉，敌人将杨家茶馆包围了。在这紧张关头，池清余（池清余系我方乡长，当时对外身份是毕桥日伪维持会长）设法将税干藏了起来，并将伪军训斥了一顿。池把伪军士兵支走离开，又请伪军王明星留下吃饭。伪军走后，池清余声色俱厉地同王明星说，要他今后不要在这里搜查，也不要向鬼子讲。随即池清余喊出隐藏在房间里的税干与王明星见面，并告诉王：“他们就是新四军。”王一听吓了一跳。为了避免双方磨擦，我们警告他，不准乱动，并对王进行了一番教育，也未伤害他，尔后我们即化装离开。王明星家住毕桥四方村，他考虑到全家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所以他当时亦不敢轻举妄动。
总之，统战工作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威力。税务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群众的支持。由于统战工作做得扎实，一些群众和统战对象给我们带路、送信、侦察、提供情报，危急关头掩护我们，为我们税收工作的顺利开展做了大量的工作。
（本文选自《郎溪文史资料》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