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崇喜
微信版第1636期
到过广德芦村的人，无人不知笄山笋，若有人问起八十七年前这里曾是“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的总部时，恐怕没有多少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
一“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的前身
（一）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后，为了加强组织领导广大民众支持抗战，蒋介石于9月4日电令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于上海。委员是（按蒋电令次序排列）：杜月笙、杨虎（杨啸天，淞沪警备司令）、钱永铭（钱新之，财界巨头）、刘志陆（桂军宿将）、张啸林、贝祖诒（贝淞荪，金融界领袖）、张治中（第九集团军司令）、戴笠、宋子文、吴铁城（上海特别市前市长）、俞鸿钧（上海特别市市长）、吉章简（黄埔二期，上海保安总团少将总团长，吉部名为保安队）、蔡劲军（上海市警察局长）、俞作柏（广西将领）。其中，戴笠、杜月笙、刘志陆三人为常务委员，戴笠兼书记长。辖五个支队加一个特务大队，总兵力1.1万人，刘志陆任总指挥。五个支队长分别是何行健（第一个叛变当汉奸国军少将）、陆京士（原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朱学范（民革主要创始人）、张邺（黄埔三期）和陶一珊（原上海市民政局局长），特务大队长赵理君（军统重要人物）。
呈报后，由蒋介石电令，将这支武装定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
（二）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教导团
同年11月9日，第一、二、三支队开始投入阻挡日寇精锐的进攻，第三、第五支队配合国军五十师某旅坚守南市三天。11月11日，日寇在金山卫登陆后，第三支队第九大队在国军主力撤退的情况下，曾在青浦阻击过日寇，但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被敌击溃。上海失陷后，别动队除四支队在苏州河北岸全部阵亡、五支队化整为零转入地下之外，一、二支队开赴浦东打游击，三支队一部撤回租界搞地下抗日工作。根据当时担任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的文强先生的统计，在淞沪会战中，别动队官兵牺牲1500人以上，受伤的人数在500人左右，他们中多是杜月笙门下弟子。
1937年12月，苏浙行动委员会军事组长俞作柏从上海带领约一千七百余名残余队员撤退至安徽省祁门县历口镇。1938年1月，浦东第一支队由何行健带领的、以雷忠大队为主的残部，经奉化撤至遂安，与军统局毛森（毛人凤侄子）的江山游击干部训练班，在东阳的巍山会合，组成别动队“浙东支队”。鉴于其后作战所需，戴笠呈准军委会，将安徽和浙江两地残部统一编成“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教导团”。安徽为教导第一团，浙江为教导第二团。戴笠兼总团长，俞作伯为副总团长，负实际指挥责任。
（三）杜月笙与“忠义救国军”
1938年3月13日，戴笠接奉蒋介石电令：“收容整编流散浦东及京沪沪杭沿线之国军，期以加强敌后游击。”即派阮清源、鲍步超（上海总队原队长）等潜赴日占区，会合坚持江南敌后的干部及武装积极收容扩编。
时日军正组织武汉会战，企图逼降国民政府，但兵力不足，还未形成气候，此时若有一支比较正规代表国家的武装出现，就能迅速得到社会与民众的认同与依靠。戴笠不辱使命，雷厉风行，收容整训了大批江浙皖沪抗日战场上溃散的正规军官兵，很快将别动队总兵力恢复到一万余人。
别动队恢复后，戴笠和杜月笙对其进行短期突击训练，分别在青浦设立“技术训练班”，在佘山设“教导团”，在松江设“特训班”。训练的主要内容为：游击战——侦察、擒拿、破坏，突击、暗杀等。
对这支扩编的队伍，戴笠曾这样评价：“别动队起自民间义从，草创伊始，而遽当大敌；诸君无薪饷之奉，官爵之荣；牺牲奋斗，所凭无非忠义精神。吾当以身先为倡，庶乎能稳固根基，发扬光大，岂可临危他去？”杜月笙随即建议更名“忠义救国军”，理由是：国难当头，发动基层的民众抗日，“忠义”远比“革命”“主义”更能得到没什么文化，也缺乏国家民族意识的普通民众的理解与认同，因为“忠义”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几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信念。
戴笠也认为这支以青洪帮成员为主组成部队，对于民间传统文化中“忠义”比对“国民革命”“三民主义”等现代政治意识形态更容易理解接受。于是呈请蒋介石钦定，蒋介石于1938年5月批准，正式将别动队改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设在汉口，由戴笠兼任总指挥，徐光英任参谋长。指挥部推进至浙江孝丰，后移安徽广德县王岭。
二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在王岭
（一）忠义救国军成员
忠义救国军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支重要抗日武装力量，其成员构成相当复杂，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军事情报人员：忠义救国军的核心成员多为军统（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工，他们负责收集情报、进行破坏活动和策反工作。
帮会成员：由于青帮在上海及江浙地区有较大的影响力，许多青帮成员加入了忠义救国军，其中一些人担任了领导职务。
工人和学生：为了扩大社会影响，特别是吸引沦陷区的民众，忠义救国军也招募了工人和学生，他们通常接受过一定的军事训练。
失业失学青年：这些年轻人因生活所迫，加入了忠义救国军，成为抗日力量的一部分。
国民党溃兵：一些国民党军队在战争初期溃败后，部分士兵加入了忠义救国军，继续进行抗日活动。
地方武装：部分地方武装力量，如浦东及京沪沪杭沿线的国军，在戴笠的指挥下被整合进忠义救国军。
（二）忠义救国军王岭总部
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于1938年5月迁移王岭，首任总指挥俞作柏，副指挥周伟龙。
总部设有政治部、调查、参谋、副官、军训、军需、军械、军法等科室和军医处。兵力有3个纵队，每个纵队辖两个团。另有淞沪、南京、太（湖）苏（州）常（州）3个行动总队，并举办“中美合作训练班”培训特务。当时市井十分繁荣，有菜市、杀猪案、茶馆、戏楼、赌场、地摊、剃头铺。戴笠来此巡视两次。
戴笠和忠义救国军军官合影
政治训练主要讲授三民主义和蒋介石著作。培训项目有武器使用、爆破、投掷、防毒、劈刺、射击、演习、游泳、通讯、特工、情报、化装、擒拿、搜索、筑城、测绘等科目。
第一任俞作柏 (1888年3月6日-1959年2月26日)，桂军高级将领，广西北流人，俞作豫的兄长，李明瑞的表兄。参加过广东护国军讨伐袁世凯，亲历李宗仁等发起的统一广西的战争。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曾与李明瑞支持工农运动，与共产党保持合作。1927年“四一二”后，沪、粤、桂等地的国民党新军阀相继背叛国民革命。黄绍竑认为他同情和支持工农运动，开除其国民党党籍，被迫去香港，在港期间积极接触中共人士。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重返军旅，为积极抗日，曾经担任苏皖浙‘忠义救国军’副总司令。后因不愿跟随戴笠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愤而出走四川重庆。内战时期又赴港，拥护国统区‘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民主运动。1956年应邀回归，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全国政协委员等。
第二任周伟龙（1901～1950），字道三，原籍是湖南湘乡十三都的三迁谭家湾（现湘乡市仁厚乡桃丰村）。周伟龙是军统的元老之一。他是军统前身中华复兴社特务处的前身“十人团”的成员之一。他的一生极富戏剧性，他从20年代投靠蒋介石起，长期从事特务活动，与共产党为敌；可是最终他又因有追随程潜、唐生智争取湖南和平解放的表现而被国民党保密局以“图谋不轨，叛党投敌”罪逮捕、杀害。
第三任阮清源，字亚承,浙江嵊县人。生于1909年。1927年入国民革命军,任炮兵排长、连长。1929年后考入浙江省警官学校,毕业后任公安分局长、局长。1933年参加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后派到军事委员会别动队工作。先后参加第一至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1937年上海沦陷后,坚持在上海。后被捕,1938年获释,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忠义救国军”支队、纵队指挥。1940年任淞沪区指挥官兼江苏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同年5月任“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代理总指挥。
第四任马志超（1903-1973)，字承武，曾用名马国华、归华，原籍甘肃平凉，生于陕西华阴。曾任陕西陆军第一师第一混成旅第三团骑兵营第一连少尉排长。1924年5月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四队学习。
1943年10月9日受命抵达王岭，出任“忠救军”总指挥，郭履州少将出任参谋长，王春晖少将为副总指挥。
三中美合作所雄村训练班
1943年4月，中美双方在重庆磁器口签订合同。合同的内容共计有10项，主要有：军统局向美方提供日本陆海空军在华活动的一切情报，协助解决美方人员在华期间的食宿交通问题；美方无偿供给军统局必要武器、无线电器材、气象器材及交通医药器材；美方人员在华享受外交人员待遇，并帮助军统局训练特务部队。
中美所成立之初是为了对付鬼子，合同条款相对公平：各部门由军统派正主管人，美方派副主管人；双方工作人员的薪水，均自行负责支付；办公场所的修建、设备的购置，由军统人员操办，费用由双方共同承担。中美合作所下设：军事、情报、心理、气象、行动、交通、经理、医务、总务等九个组和一个总办公室、一个总工程处。直接隶属于中美两国最高军事统帅部，总部设在中国重庆西北郊的歌乐山下杨家山。
1943年，戴笠（右）在中美合作所成立文件上签字，左为美海军情报所梅乐斯将军
中美合作所成立后，陆续在重庆磁器口渣滓洞，设立了集中营；在福建建阳，设立了东南办事处，下辖上海、闽侯、定海、漳州4个情报站；在安徽雄村、临泉、王岭，湖南南岳，河南临汝，绥远陕坝，贵州息烽，江西修水，福建漳州、建瓯，浙江瑞安，广东梅县等地，开办训练班培训特工。
“中美合作所雄村训练班”是1943年夏天，戴笠陪同梅乐斯及美国军事顾问团到东南地区考察时无意发现、选定的，又称军委会第一特种技术人员训练班。
1943年5月，训练班基地修建改造完成后，原计划在绩溪设立的训练班随之迁入，同时确定以驻广德县王岭的忠义救国军（中将马志超担任总指挥）为东南地区主要受训对象。
1943年6月，戴笠亲自主持了训练班第一期的开训典礼，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也亲临讲话。
中美合作所雄村训练班，从1943年6月第一期开始，到1945年8月第八期时结束，每期三个月或六个月，共计两年零两个月，共训练学员6000多人。戴笠到雄村来过三次，据说戴笠每次来，就是住在竹山书院。书院里的文昌阁，也就成了美国教官的宿舍。而培训班的电台，就设在河对面的慈光庵里。
雄村训练班的主要负责人员及机构设置情况：主任戴笠，少将副主任郭履洲做至第五期，第七期由娄剑如接任。少将总队长张国樑，少将教育长佘万选、汪浩然、黄天存。副主任办公室，就设在崇报祠（崇报祠现已改为几间平房），
后面平房为秘书室，上校秘书罗孝先。总务组在前面，上校组长张东生，七期是晏子风。政训组在崇报祠左前面，上校政训组长吴志慎。教务组在后池塘新建的办公室内，上校教务组长马鹏飞。
美军情报人员在指导射击训练
特工学员在美国教员带领下，进行情报收集和无线电通讯与收发报的训练。
中国课程的教官有：李立三、吴湧泉、黄升之、杨心斋、徐旭如、罗孝先、吴志慎、吴味生、李秉虔、达邦焕、韩鸿良等。
曹鸿藻先生于1922年2月22日出生安徽歙县雄村，曾任雄村训练班文书股少尉、教务组少尉，他在《63年前的中美合作所雄村训练班》回忆录载：
“1943年7月1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在重庆正式成立。中美合作所在全国各地先后开办了十多个训练班，培训特工。早在1943年春，中美合作所就在安徽省歙县雄村成立了第一训练班（又称为雄村训练班、军委会第一特种技术人员训练班），直至1945年8月结束。1943年4月，中美合作所雄村训练班文书股（上尉刘宗汉）因缺少缮写人员，就在村招聘缮写司书。经过考试，我就此入班，任少尉司书。
戴笠主持第一期开训典礼。第一期是由驻广德王岭忠义救国军（中将马志超任总指挥）调来自准尉排长至上校团长300多人到雄村中美班受训。该班另设有一个禁闭室，在芋头田的李王庙内。该禁闭室不大，顶多只关到十人。另一个是图书室，所有来往信件都由图书室收发。由上尉组员王诚骝负责。训练班举行开训典礼时，戴笠来到雄村，在老祠堂（即曹氏的宗仁公祠堂）召开开训典礼大会。这天本班的300多人编为三个中队（第一期即为干训队），由中区队长带至该大礼堂与班本部的官佐一起集中在大礼堂。班本部官佐站前排，学生站后面，听班主任戴笠讲话。
我记得戴笠说了许多规章制度，并要学生努力学习，争取把美国人的新式武器带回部队。戴笠大约在三天后即回重庆。从此，每期开训都要在大礼堂举行开训典礼，也要宣誓。
训练班的课程安排，学生开训后每日上八小时课，每期人数不一，总之按来的人数以一个中队为一连人数而编队，以第一中队为干部队，以下都为士兵队。每期的课程是一样的，其课程表是由教务组印发，每星期一张。星期一至星期六为正式上课之日，星期天是整理内务和休息，课程表由教务组教育副官拟好交我用腊纸刻好油印。此表上有课程，下刻教官姓名，一次要印300多份，分发各中队中分队长、指导员及各教官各科室等。每星期按此表进行上课。第一期为6个月，从1943年6月至12月为止。训练班课程中国课为:三民主义、步兵操典、政治、筑城、通讯、防毒、特工、情报、化装、擒拿、游泳、国术等。
美国人上课一是武器射击（如0.5机关炮、肩射火箭炮、洛易士机枪、汤姆生机枪、左轮手枪）；二是爆破。中国课教官有李立三、吴涌泉、黄升之等。美国教官有荷兰、汤姆生、贺登等。美国课程每课都有一个翻译配合。重机枪、卡宾枪等都在河边对岸枪靶射击，上下船须停下，在射击后才可通行。各期参训人员除忠救军为主要外，另有屯溪缉私处及淳安的鲍步超第七纵队也有部分人员参加。部队来时都是徒手，受训后，按照学生的各种武器特长发武器给他们带回部队使用。每期如此。
受训期间每天早晨要升旗，由副主任郭履洲在河边大操场作升旗讲话，所有官兵学生都集中在此听训话，每次要讲一个多小时。冬天大家就可怜了，天寒地冻，站立操场，冷得发抖。副主任讲好话后，大家才可回各单位吃早饭。学生们说:‘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副主任训话。’参加培训的学生，除每日上操及课程外，根本没有时间可以乱跑，出外都由中队长带领，课外都集中在队部休息，晚上自修或听指导员讲政治。星期天上午整理内务，下午休息，自己洗衣、补衣袜等。”
四集合在全民抗日的旗帜下
忠义救国军始于1937年7月，止于1945年8月，历时8年之久，与抗日战争同生同灭，这是一个什么样组织不言而喻。事实上，忠义救国军在抗日这点上是很顽强的，其活动区域是苏浙沪皖敌占区，是日军在中国战场最为核心的占领区，忠义救国军能在这一地区坚持抗战，不但消灭日伪军的有生力量，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也振奋了沦陷区民众的抗战信心。
1938年12月由左翼作家、共产党员阿英（钱杏邨）主编的《文献》杂志曾刊登特稿《忠义救国军——活跃于东战场上的民众武装》载：“他们无论是农工大众，知识青年，以至于土匪流氓，都集合在忠义救国、抗日复兴的大纛之下”，并对忠义救国军11月的战果做了统计：“一个月内共进行了九次战斗，如某支队从青浦某地挺进昆山京沪线一带……与日军激战十多次，毙日军百数十人，毁日军车二十辆…… ”另外，在无锡、常州等地的文史资料和地方志中也有不少忠义救国军对日作战的记载。忠义救国军的主体是坚持抗战的。
文强晚年回忆“苏浙别动队”这段壮烈的抗战历史时记载：“这支部队，除第五支队布置于南市一带，负责维持治安、肃清敌谍、守护仓库等任务外，其余第一、二、三、四支队十二个大队，均按预定计划，配合正规军部署于苏州河沿岸与日军血战，他们视死如归，前赴后继。我曾亲至前线视察慰问多次，见各大队坚持奋战到底，主动堵击阵地突破口的敌人，无论如何令其后撤也不听，虽伤亡惨重，犹战斗不止。一支队长李穰，周身捆上手榴弹，两手各持一柄德造快慢机手枪，高呼著率领队员，向敌冲锋，负重伤仍不下火线。朱学范支队之盛瑜大队的一位中队长毛勋，率领中队配合正规军作战，接连三昼夜不下火线，全中队伤亡过半，该中队指导员朱巨阵亡时他高喊：‘为指导员报仇！’呼声激励着队员奋起向敌阵冲锋，压倒敌军气焰。毛勋负重伤后，与该中队幸存的战士隐蔽在一座便桥下柴堆里，被敌机发现，惨遭轰炸扫射，毛周身着火，胡须头发烧光，两耳震聋，从桥边一直滚到水里才得救。他是湖南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抗日战争胜利后，我曾在长沙见到他，虽然伤重身残，但与他分享胜利的喜悦，含泪笑对。爱国英雄志士，何止千万。上海战役撤退后，我调前方办事处任处长，从南通天生港绕道到苏州、句容等地，收容别动队撤散的部队。派出六个收容小组四处收容，仅得万人中两千人。除少数星散不归者外，其余都牺牲了，他们同心同德抗日救国的精神，永远不可磨灭。”
忠义救国军对汉奸也是深恶痛疾的。1939年2月8日，忠义救国军第一纵队司令何行健率部投降叛国，直接导致淞沪地区忠义救国军一度分崩离析、军心涣散，不少部队更是效仿其投敌。戴笠得知消息后，电上海站对何行健执行民族纪律，勒令“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制裁，以儆效尤”。随后何行健、陈明楚两贼被军统特工马河图击毙于上海街头。
1942年1月14日（农历除夕），由戴笠亲自指挥，忠义救国军苏嘉沪挺进纵队对上海展开大规模的袭扰作战，不仅炸断京沪铁路的部分路轨，还打死打伤日军数十人。这次“除夕行动”震惊中外，被当时著名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报道。
1937年8月13日，日寇全面进攻上海，上海守军奋起抗战。杜月笙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名义，联合各团体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并同时成立救护队10队、急救队13队、临时救护医院24所，征集救护汽车98辆，并特约公、私医院16所收容受伤军民。据统计，杜月笙所领导的救护输送医疗工作，共救护了抗日受伤军民44398人。此后，杜月笙又筹划在松江、昆山、苏州、无锡、杭州、南京等地设立重伤医院，每年医院少则收治伤员二三百人，多则达三四千人。
杜月笙拒绝日军提出的诱人条件，积极参与组织成立上海各界敌后后援会。在淞沪会战期间，组织手下人员协助中国军队作战，帮助搜集情报、暗杀汉奸等活动。他门下弟子在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别动队中为国牺牲了不少人。
南京沦陷之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各地工作人员大多撤退到汉口。杜月笙亲自乘飞机到汉口，与政府有关部门统一商定救护方针，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设置医疗队37队，后因需要逐渐增加至178队，共有工作人员近3000人。据统计，至抗战结束，红十字会所救护的军民总数已达260万人。
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理事室迁移香港，杜月笙亲自主持工作，并设立总办事处，以接受海外捐助的物资，并同时筹措救护事业的经费。可以说，杜月笙此时是非常辛劳的。当时，国民党政府还设有中央赈济委员会。“八·一三”抗战后，蒋介石安排杜月笙为该会常委，负责粤、桂、闽三省（称第九救济区）救济工作。为了工作方便，杜月笙将第九救济区办事机关与中国红十字会机关合设于香港九龙柯士甸道（他的寓宅也在此），并在香港最大的饭店辟有房间，专与各方接触。当时，海外侨胞对抗战捐助的物资及对难民的救济品，都由杜月笙接收运往汉口或重庆。同时，杜还负责与戴笠合作布置向沦陷区搜集情报及锄奸策反工作。
香港沦陷后，红十字会总会于1940年移设重庆，杜月笙也撤退重庆，主持会务工作，办理前方救护、后方空袭救护、医疗等工作。1942年，杜月笙筹建了重庆医院，当时有床位300张，各科设备齐全，是当时最先进的战时后方医院，受到舆论的称赞。另外，杜月笙在搜购、抢运战略物资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抗战胜利后，杜月笙返回上海，督促上海复员工作，并协助恢复、加强了上海红十字会分会的组织，对该会推进各种社会服务工作奠定了基础。
抗战期间，他号召他所能影响的团体捐助抗战，积极参与救护、救援、筹款、筹集物资等工作，成立了上海市救助委员会，设立了24所临时救护医院，征集了98辆救护汽车，这在当时是不得了的事。他身体力行，通过捐款、运送物资、捐赠两架战机、救护工作所需的物资、车辆等“毁家纾难”的方式支援抗日战争。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10月他在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任上，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向晋北前线的八路军将士捐赠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1000套，对共产党表示了合作的态度。他还筹集7500万元支持前方抗战，甚至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和装甲保险车送给国共双方将领。这是冒着被杀风险的！
日本宣布投降后，忠义救国军被编入交通警察总局，成为12个交通警察总队（相当于加强团），因其官兵有实战经验又训练有素，且配备美械装备，所以被誉为蒋介石的“袖珍王牌军”。 解放战争爆发后，交通警察部队相继投入战场，与人民为敌，自食其果。
忠义救国军的污点当然很多，一方面执行国民党的反共方针，与新四军摩擦不断；另一方面，由于兵员来源复杂，军纪涣散，祸害百姓的事时有发生。当然，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好多事身不由己，须因人因地因事因时而论。
存在决定意识，在抗日战场上，每个炎黄子孙和外国友人的血都不该白流，他们的名字都应该被记住，只有知道从哪儿来，才会明确到哪儿去。
2024年12月7日
（作者系广德市杨滩中学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