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来生
微信版第1648期
扬州大学博士金传胜先生在《汪静之四通书信略考》中有一段关于汪静之和黄来生书信往来的文字说：“《文集》（指汪飞白、方素萍主编《汪静之文集》——本文作者注）“书信卷”第377页至378页为《致来生》一函，眉注“1981年，杭州”。此函信息颇为丰富，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面对写信者的约稿，汪静之表示自己没有工夫写，但可告诉对方一点材料。第二，告知写信者可以去看看汪氏给余村大队和余村小学的信，借以知道老家房子被堂弟侵占的事情。第三，自己年事已高，不能多用脑用目，很少会客、回复来信，余生“要把时间用在比较有意义的事情上”。金先生的文字勾起了我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与湖畔诗人汪静之的一段交往记忆。彼时我在绩溪县浩寨中学教书，还是一个二十来岁的愣头青，除了教书以外，整日沉迷于诗词小说的创作兴奋中。因此在新诗创作的过程中，少不了与绩溪老乡、著名的湖畔诗人汪静之的联系，并因此而投师汪老前辈，结缘湖畔诗社。
汪静之 （1902.7.20—1996.10.10），绩溪上庄余村人，与胡适小同乡，农工民主党成员，大学毕业。1921年起在《新潮》《小说月报》《诗》《新青年》等杂志发表新诗。由于深受“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是年下半年，与潘漠华发起成立了有柔石、魏金枝、冯雪峰等参加的，由叶圣陶、朱自清为顾问的“晨光文学社”。1922年3月，与潘漠华、应修人、冯雪峰等组织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新诗社团——湖畔诗社。曾任武昌旅鄂湖南中学、保定育德中学、安徽第二农业学校国文教师，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纂，《革命军日报》《劳工月刊》编辑，上海建设大学、安徽大学、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商务印书馆特约编辑，国民党中央军校广州分校国文教官，江苏学院、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浙江省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顾问。1955年调中国作协后，一直担任湖畔诗社社长，晚年常住浙江杭州。汪静之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诗人、作家，其代表作品有《蕙的风》《寂寞的国》《诗歌的原理》《李杜研究》《爱国诗选》等。诗集《蕙的风》1922年初版，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鲁迅、胡适、周作人等都很赏识他的诗作，并对其作品给予较高的评价和推介。
由于占据人和地利的因素，我当时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往上庄跑。所谓“人和”，即上世纪70年代初，皖赣铁路兴建，我成天与上庄及余村的民工一起同吃同住修铁路，和两个村的民工及民工团长混的极熟，学得一口流利的绩溪岭北上庄土话，无意中为我此后往来上庄、余村收集地方史料打下了基础。而地利因素则是浩寨到上庄走路也不过个把小时，我骑自行车去只需半个小时就行了。吃、住、行都不成问题，极大地方便了我的乡村史料采访工作，也促成了我和汪静之先生的初识与交往。时过境迁，往事历历。在与汪老交往的过程中，有几件事情至今印象颇深。
01
初识汪静之
我与汪老的初识，结缘于诗歌创作。1980年，当我去上庄的时候，原来民工团的好朋友，也是胡适的亲戚程法德先生和余村的汪海珍先生就向我介绍胡适和汪静之（胡适当时还没人敢研究），并要我和汪静之联系，帮忙我发表诗作。我一想，这真是件好事。于是，我斗胆给汪老写信并附新诗若干首，寄到杭州湖畔诗社，请汪老给予批评指正并盼能推荐诗刊发表。
此信寄出后，原本我也不抱什么希望。然而过了一两个月后，居然收到了汪老的回信，让我喜出望外。老人家的来信颇长（此后每次来信都比较长）。信中说，自从到复旦大学教诗歌写作后，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写诗了。现在有许多青年人给他写信，请他指导并推荐，因为年纪大了，脑力目力精力不好，因此一概回绝，也不回信。由于你是老家人，所以破例给你回信，但不负责给你的诗推荐。他说我自从教人写诗以后，自己就写不出诗来了，多少年都没有写诗了（记得好像是1988年曾在《人民日报》副刊上看到汪老歌颂改革开放的诗作——作者）。他叫我要多读新诗，多读雪莱、泰戈尔、拜伦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包括十四行诗的作品，体会其风格和创作规律。
他还说，写诗是要讲究冲动和灵感的，他年轻时写诗就是有冲动，有灵感，有欲望，有时候一天要写十来首。所以，你要心里有冲动才去写诗，不要硬写，无病呻吟。我后来写不出诗来，就是懂了很多规矩，约束多起来的缘故。于是我就做诗歌研究，叫人家怎么写而自己却很少写了。得到汪老的书信教诲，我如获至宝，业余时间更是如痴如醉的投入诗词创作（包括古典诗词创作）中去，并不断地将自己的新诗作寄给汪老求教。一来二去，我们之间逐渐建立起类似于师生的关系，以致汪老涉及故乡的一些家事也要我替他传达诉求。
02
赴杭州登门拜访
1982年大约六月份，我去信给汪老，告诉他老人家，打算在暑期前往杭州拜访他。不久收到老人家回信，说杭州夏天犹如蒸笼，劝我不要去。我猜想老人家一是怕烦；二是他家里的官司，我没帮上忙（那个年代我一乡下教师，能帮上什么忙啊）。
到了暑假时候，我还是去了杭州，拜见了汪老。既是不速之客，汪老也没责怪我的唐突。只是说天气太热，他都想逃到外地去躲躲。那时他才80岁，身体还是挺硬朗的。老人家亲自给我泡了绩溪的金山时雨茶。我们聊了新诗创作，聊了他家里房子的事。赢了官司，断了亲情。我还就曹佩声（即曹诚英）与胡适之间的一些传闻（当时还只是传闻，尚未有人付诸文字。沈卫威的著作在此之后发表了曹、胡之间的情爱轶事）以及石原皋先生的《闲话胡适》。关于曹、胡二人之间的传闻，汪老说，佩声（即曹诚英）交给他有个包袱，嘱他在自己身后烧掉（其实并未全部烧掉，前几年笔者亲见还有不少已经流落到社会上了。因价格不菲，笔者没有买下来。很遗憾）。
汪老说胡适对于他是有恩的，还有鲁迅、周作人他们。没有他们的扶持鼓励和帮助，就没有他后来的成名成家。他还说，要在有生之年做点有益的事情，想把湖畔诗社纪念馆搞起来。关于石原皋先生的《闲话胡适》，当时连载于安徽的刊物《艺谭》上，在学界和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我用了差不多半来年的时间，手抄了大概一大半连载，并根据家乡人们的反映，去信与石老先生讨论过，因此我想听听汪老的意见（因为他们都是上庄人，年龄相仿佛，都与胡适交往密切）。汪老对石原皋的大胆举措很是赞赏。说自己没有这个胆量来写，石头（石原皋的昵称）做了件好事，还原胡适的本来面目，绩溪人感谢他。我说，绩溪有人说他给胡适贴金，也有人说他给胡适抹黑（其时，胡适研究还是个禁区。绩溪大多还处在谈胡色变阶段。我当时从胡适家后人那里拿了一些资料到县里寻求保存竟无人敢接手）。汪老说，贴金也好，抹黑也罢，历史会说话的。我死以后也会有人抹黑贴金的。我不知道老人家这话是否有所指，默默地点着头。大约个把小时左右，我即起身告辞。他写了封简信，托我带给家乡余村小学校长胡蜜蜜。
03
结缘湖畔诗社
1985年，我已调到绩溪县委宣传部工作，期间接到汪老寄来的关于筹建湖畔诗社纪念馆和召开湖畔诗社社员大会的信函、会议通知和社员登记表，并要我为纪念馆筹建拉赞助。通知要求各地社员“尽可能地为本社募集捐款：如果有可能赞助本社的人士（如厂长、经理、万元户等），初步征求赞助后，请即报告本社。由本社具函可能的赞助人士，信寄给报告人，由报告人持本社信件再与可能的赞助人士联系，并将联系结果报告本社。”外地社员以通信方式参会。
汪静之先生在社员大会上作了书面发言。全文如下：
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叶圣陶、巴金、丁玲、艾青、臧克家等著名作家发起在西子湖畔建立湖畔诗社社址，厉德馨同志已经同意。准备在湖畔造个三亩地的小花园，园中造一个湖畔诗社纪念馆，另外在浙江大学附近造个十亩地的花园，园中造新诗刊授学院校舍、湖畔诗社编辑部、招待所。准备出版《湖畔诗刊》《湖畔诗选》《湖畔诗社丛书》 。
今天大会时间有限，现在马上进行选举。先推选七位检票员、记录员、监视员，马上开票，计算选举结果。寄选票给外地社员，等外地选票寄回，再定期开票，然后和杭州选举结果合并计算。
三年来办了三期新诗讲习班，共有学生四百余人。每一期我都要管财务的人报账，三期都没有报过账。第三期连讲课费都发不出，我说我和我的孩子汪飞白不要讲课费，别人的讲课费必须补发。说过几次，最近听说还没有发。我决定不再办新诗讲习班。
去年九月办新诗函授中心，“文学报”广告刚登出，马上决定不办了。汇款报名者有二千多人，我要他们立即退款。说过几次，不知有没有全部退清。也没有报过账。
最近听到传闻，说是办讲习、办函授，是汪静之和汪飞白赚钱。讲习班第一、第二期，一共付给我22元讲课费，付给飞白的讲课费也差不多。除了讲课费，我们没有另外得到一分钱。不报账的事，请同志们讨论。
85.10.23
我作为外地社员和理事，没有去杭州参会，因此对于汪老大会讲话中所说的“报账”问题，并无切身感受，但却对于我为筹建湖畔诗社纪念馆募捐一事有些影响。会前我经过努力，已为该馆筹建谈了两家有募捐意向的当地企业，由于这个报账问题，我有些不放心，遂迟滞了募捐工作。1986年2月，湖畔诗社发起赞助湖畔诗社的文化事业活动，我收到《湖畔诗社建社址缘起》和《请赞助湖畔诗社的文化事业》两函。其《湖畔诗社建社址缘起》全文如下：
湖畔诗社1922年成立于西子湖畔，是中国最早的新诗社，是鲁迅先生精心培养并十分爱护的，曾得到诗人毛泽东同志的称赞。
湖畔诗社社员：共产党员应修人、潘漠华、赵平福（柔石）是英勇不屈的战士；共产党员冯雪峰曾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魏金枝为党的文艺事业鞠躬尽瘁；谢旦如掩护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在家中隐藏了两年；汪静之于1921年写了最早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诗《天亮之前》（1922年初版本《蕙的风》）。
我们发起在西子湖畔建筑湖畔诗社社址，既作为纪念馆，又为西湖增加一个人文景观，美化西湖，锦上添花。
1985年1月5日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场北京京西宾馆。
签名：叶圣陶、巴金、丁玲、艾青、臧克家、冯至、张光年、冰心、沈从文、宗白华、田间、楼适夷、冯牧、唐弢、黄源、葛洛、朱子奇、艾芜、牛汉、陈沂、戈宝权、杨纤如、汪静之等。
《请赞助湖畔诗社的文化事业》全文如下：
胡耀邦同志当宣传部长的时候，和胡乔木同志于1979年春出席全国诗歌座谈会，诗人们向耀邦同志提出要成立中国诗人协会，耀邦同志说：“何必成立中国诗人协会呢？你们把最著名的湖畔诗社恢复起来就好了”。乔木同志在会上说，毛主席曾对他说，“《湖畔》确是一本很好的诗集，有些作品到现在还是新诗历史上很可宝贵的财产”（浙江作家协会印行的《湖畔诗社资料集》第62页）。
三十年代初期，冯雪峰是上海左联的领导，潘漠华是北方左联的领导，应修人是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当时全国只有两个左联，他们三人领导全国文学艺术工作，作出了贡献。湖畔创始人的志愿是一是教化天下，只有创办湖畔新诗函授学院，培养千万诗歌爱好者，才能实现先烈先贤的志愿，让先烈先贤含笑于九天。
要办学首先要建造湖畔诗社社址。国务院《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规定：“风景名胜区应开发风景名胜资源”。建造湖畔诗社社址，就是开发有文化内容的风景名胜资源。西湖天下景，没有一个诗社社址，实是美中不足，与杭州文化名城不相称。建造一个湖畔诗社社址，里面有校舍，有编辑部，有纪念馆，作为对先烈先贤永久性的纪念。西湖每年有游客一千多万人次，纪念馆听任游人参观游览。而更有意义的纪念，是创办湖畔新诗函授学院，出版《湖畔》诗刊，《湖畔诗社丛书》。办起这些事业，湖畔诗社就能对党的社会主义诗教作出贡献。贡献越大，对先烈先贤的纪念越有价值。
湖畔诗社有大批全国著名的诗人、诗歌翻译家、诗歌理论家。实力雄厚，可以在诗坛做一番事业，可是没有经费，一筹莫展。希望赞助人士大力赞助，群策群力，共同替湖畔诗社的诗事业打下基础——建造湖畔诗社社址。
赞助人士建造了湖畔诗社社址，给西湖增加一个诗社景观，为西湖的山山水水增添风采，和白居易造白堤，苏东坡造苏堤加在一起，两条诗人之路加一个诗人之社，将成为西湖风景中与诗有关的三美景。自然美与诗美相得益彰，西湖风光之美就美上加美，美不可言了。风雅的美事必将成为千古美谈。千秋万代的游人自然要感谢替湖畔诗社建造社址的赞助人士。赞助人士赞助湖畔诗社的文化事业，湖畔诗人就能在诗坛立功，向党贡献。这首先是赞助人士的赞助之功。赞助人士功在湖畔诗社，功在西湖，功在党的文化事业，功在国家！
汪静之先生时年八十有五了，但精力还是很不错的，诗社的大小事务他都事必躬亲。这两篇关于建造湖畔诗社社址（即纪念馆）的文稿其实是汪老亲力亲为之作，情真意切，感人至深，表现了汪老对于建造湖畔诗社社址（纪念馆）的急迫心情和些许无奈。于是我再次去找企业商量襄助，并获企业表态支持。1988年，我调到绩溪缫丝厂工作，直至1996年汪老逝世之前，我们之间一直保持联系。湖畔诗社纪念馆也在杭州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终于落成并对外开放。
（作者系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