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国西乡山区有一个四面环山，西津河纵贯全境的小盆地。一条古色古香的徽式街道临河而建，绵延二三里长。碧波、白墙、黛瓦，很有些徽风徽韵。因为街道只有半边，所以在当地颇有些特殊，提到半边街，附近的人都知道是指东岸小镇。街上有位姓刘名大猷、字海涛的先生，是当地有名的开明乡绅。一九二五年二月初十，正是初春时节，刘海涛先生的第三个孩子降生了，伴随着一声嘹亮的啼哭声，佣人向守候在房门外的刘先生报喜：“是个漂亮的女公子”。父亲根据族谱的字辈为她取名光国，字暋。
一、 山河破碎家国恨，求学求真向光明
刘家是个大家族，祖上崇尚读书经商。在湖北老家，祖父是个有功名的读书人，听说皖南人少田多，一担箩筐从“湖北下江南”，落户宁国东岸酒家村。经过几代人的惨淡经营，在东岸有商店，宁国、宣城也经营着木材、茶叶、桐油等生意。家境变好了，但乐善好施的家风一直未变。从祖父时起，每年家中都要养几十只乳鸽，但这些鸽子自家人从来没享用过，而是无偿为邻里乡亲生病时滋补身体备用的。哪家有人生重病，晚上就抓一只给病人送去。刘家的‘刘恒鑫’店铺因童叟无欺、诚信为本是当地的金字招牌，生意红火。而贫苦百姓赊账的也不少，有的还是祖父手上欠下的，几十年的欠条不知有多少。民国二十三年，东岸发生百年不遇的旱灾，老百姓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父亲决定全部免去这些欠款，并要母亲带着九岁的小光国随朝奉（店员）逐村逐家将欠条字据送给当事人，并当众烧毁。由于母亲是小脚，不便远行，还专门雇了一顶轿子。在赤坑坞送欠条时，她们看见一个妇女带俩女儿在草堆旁晒太阳，大冬天衣不蔽体，不敢见人。回家后母亲立即找了一些衣服，专门派人给那母女仨送去。耳濡目染，养成了小光国同情弱小、关心他人疾苦和为穷人做实事的良好品德。
乡绅刘海波是位开明的父亲，小光国很早就被送到学校读书，东岸小学虽小，却有几位见过世面，颇有进步思想的先生。其中一位汪若海老师，是大别山岳西县人，一九二七年前后，曾任中共岳西苏维埃区政府文教委员。革命暴动失败后，转移到宣宁一带，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他经常给小同学们讲时局，宣传进步思想和抗日主张。汪老师为学校取名“作新”小学，成立了学生自治会，特别鼓励女同学长大后要为妇女解放事业而奋斗。“作新”小学先后设在东岸街上的刘光国伯父刘海峰家和黄家、洪家祠堂里。每逢“五一”国际劳动节，汪老师就安排学生以抵制东洋货为主题画漫画、写作文，并组织学生到祠堂门外的街上演讲、张贴标语。这在小光国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对她革命理想和信念、以及性格的形成起到了重大影响。汪若海老师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夏日的夜晚，小光国常和一些小伙伴燃起火把，卷起裤脚，下河摸蟹找虾。有时遇到大螃蟹，也很害怕，于是就想起了汪老师“视蟹如日寇”，顿时勇气大发，果断下手捉拿了。清时时节，她还喜欢和同学们到野外踏青，名曰“短足游”，在山上采“娃娃拳”（蕨菜）时，便和同学们背诵汪老师教的“上山思齐夷，深知忘国耻，度命采蕨芽”诗句。暑假期间，小光国和伙伴们在小溪中造假山，但常被山洪冲废，可她们并不气馁，冲一次再造一次，因为汪老师曾告诉他们“失败是成功之母”，要怀抱理想，不惧失败。 父亲曾在宣城做木材生意，刘光国常随父亲来往宣宁等地。抗战爆发后，日机多次对宣宁一带进行狂轰滥炸。宣宁道上，许多平民百姓被炸得的尸骨不全，哀鸿遍野。看到这一幕幕惨景，更激起了少年刘光国对日寇的满腔仇恨。她暗暗在心中告诫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建设好国家，使国人不再受外敌欺侮。在作新小学时，刘光国已是一名能干的小姑娘了，她自强自立，有抱负，有主张，深受老师和同学们信赖，俨然成为学生中的小领袖了，于是她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会长，还兼任了学校图书馆副馆长。
日军占领宣城后，皖南宁国、旌德、泾县、绩溪等地成为抗日小后方。宣城中学等校也迁到偏僻的旌德江村，成立了联中，来自五湖四海的教师和学生聚集在这里，是当时青年学子们向往的地方。一九三七年，在宣城中学就读的刘光国随校迁往江村联中读初中。在抗日救亡的大潮中，刘光国深受进步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在刻苦学习之余，也投身于这一挽救民族危亡的洪流中。她踊跃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当时“联中晨报”就曾刊载她一篇“谈谈日本人的死”的文章，充分表达了她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和对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念。 联中毕业后，刘光国考入设在绩溪县的安徽省徽州农业职业学校茶叶专科，当时该校董事长为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由于她在政治上的进步表现，受到了当时在校读书的地下党人和进步青年的关注，校园里，经常有一些进步同学主动向她传送一些进步书刊。当时有一位叫王文田的男同学，是中共地下党员，经常将丁玲、鲁迅、闻一多的书和高尔基的《母亲》、《童年》借给刘光国。这些书籍是当时国民政府明令禁止的，王文田离开时总是低声叮嘱一声“收好”。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引起了当局的恐慌，国民党军警到学校逮捕王文田等人，王文田等在有正义感的校长及教师保护下，或提前潜逃，或越狱逃生。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刘光国成长为一名向往革命的进步青年，初步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 从徽州农校毕业后，刘光国于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在宁国县建设科农业改进所任见习员。衙门压抑的氛围，加上抗战时局变化不定，她很快便辞去工职。赋闲在家时，她与两位杭州女同学白天读书议论时事，晚上教街坊邻里小孩和附近村上牧童识字、唱歌。期间，旌德江村联中进步同学谢德行等人常来信探讨国事，除了谈抗战形势，他们还在信中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宣传共产党的进步思想。
一九四三年，吕辉受中共皖南山地中心县委指派，带领游击队在板桥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反动派对板桥实行严密封锁政策，各地商行都有特务严密监视，禁止物资流入根据地，使得根据地物资匮乏，生活十分困难。一九四六年初，娘家住板桥的女同学仰惠卿找到刘光国说：“家里兄弟姐妹多，想买一些布匹、食盐、药品，用量较多，我怕别人说闲话，请你帮忙买一些，好吗？”知道仰惠卿的两个哥哥是游击队里的人，刘光国明白这是游击队急需的东西，便爽快的答应了，找亲戚黄小翠帮仰惠卿完成了任务。不久，仰惠卿又找到刘光国，要她想办法了解方塘乡碉堡里国民党行动队的兵力、武器配备情况。这可是一个难办的事，于是刘光国找到酒家村一个叫罗作相的邻居，要他以卖小猪为借口混到碉堡旁摸清情况。后来，游击队向东岸等地发展，多次派冯和忠、喻家顺、穆大发等骨干到东岸活动，大多是刘光国利用族人、亲戚、同学等关系，在东岸外围的酒家村、兴隆街、大小云岭沟秘密安排落脚处，为游击队的活动提供帮助。 经过一段时间接触，游击队领导吕辉感到刘光国值得信赖，决定与刘光国见一面，并通过她找到东岸一些有影响的开明绅士宣传我党的主张，于是游击队派人通知刘光国到山伯坑有任务。山伯坑是方塘与东岸之间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零散住居着十来户人家。村里有个叫刘光银的农民，是刘光国的族兄，他家就是游击队秘密联络点。皖南山区的冬天来得早，去的也特别晚。那天，天上大雪纷飞，地上积雪漫过膝盖。经过整整一个上午，刘光国才艰难地走完十几里山路到达山伯坑。在刘光银家，刘光国第一次见到了传奇英雄吕辉。吕辉虽是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但当时年仅二十三岁，他中等偏高身材，眉清目秀，一笑还露出俩可爱的小虎牙。刘光国眼里，他既有读书人的文气与英气，又有一般年轻人少有的成熟与稳重。简单的问候了刘光国后，吕辉开门见山的说：“我想见见东岸商会的负责人，你能帮忙联系一下吗”？根据吕辉的要求，刘光国写了一封信，叫来自己的哥哥和东岸商会会长曹明辉。吕辉向他们宣传了我党的政策和主张，并要求他们多与共产党游击队合作，支持游击队的斗争。两人表示一定按吕辉首长的要求做。 刘光国频繁的参与游击队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宁国县党部的注意。县党部书记宋楚吾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说，宁国西乡有嫌疑份子，命令县国民兵团中队长唐述玉人到东岸抓捕刘光国、仰惠卿。唐述玉带人到东岸后，东岸乡自卫队副队长洪立新是刘光国同学，立即将消息告诉刘光国，建议她避一下。得知消息，刘光国、仰惠卿商量后，决定转移到板桥，找吕辉游击队。
二、 奔赴板桥找吕辉，烽火岁月显峥嵘
雄伟壮美的黄山山脉绵延向北，在宁国境内有一颗明珠叫板桥。这里山峦起伏，景色秀美，繁衍生息着许多淳朴善良的山民。她四境分别与宣城、泾县、旌德相邻，山路坎坷，交通闭塞，国民党的统治相对薄弱，是理想的游击战争地区。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游击队就在这里开展过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吕辉受命带领一支六、七人的游击队以此为中心，开展泾旌宁宣边区的游击斗争。经过几年努力，游击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我党在皖南地区同敌斗争的重要力量，中共皖南地委机关有时也在此活动。 一九四六年底，刘光国、仰惠卿冒着刺骨的寒风，经过六十多里山路的长途跋涉，到达板桥找到了吕辉游击队。刚到游击队，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刘光国浑身充满了活力，她积极完成首长布置的各项任务，并主动要求多做一些事情。刘光国和仰惠卿的到来，为游击队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在根据地产生了热烈的反响。 可是有一天，中共皖南地委书记胡明把刘光国叫去，给她看一张报纸。报上登着一则启事，刘海涛先生宣称：刘光国因向家庭要钱未果，负气离家出走，今后要与她脱离父女关系。刘光国知道，这是因为她参加游击队，国民党宁国县党部在找家人的麻烦了。看到刘光国着急、落寞的神情，胡明像大哥哥一样安慰了她。 游击队是一个温暖和睦的大家庭，工作紧张而充满人情味。刘光国、仰惠卿到板桥不久，迎来了苏皖游击队会师。胡明、熊兆仁、倪南山等首长都汇集在板桥。因刘光国有文化，可以做一些文案工作。有时地委领导胡明到泾县、旌德等游击区开会、检查工作，也带上刘光国。一次，在榆林坦通过电台收到上级传来的文件，胡明交待刘光国把文件抄下来，以便传达到各地游击队。可是刘光国的字写的很大，因当时根据地纸张非常紧张，胡明发现后说：“这不行，我们平时一张纸要写一、二千字，一定要写小一点”。同大家一样，胡明对这位新来的女兵很是喜欢、信赖。为庆贺苏皖会师，特地叫警卫员上山采集来一些 “九月黄”等野生水果，指定要刘光国分发给各位首长。大家七嘴八舌，要她先发给吕辉首长，让刘光国很不好意思。 快过年了，游击根据地少有作战任务，队员们除了开展一些军训外，在内部还开展了“挑应战”活动。所谓“挑应战”就是两名游击队战士结成一对，一方提出问题，一方回答。吕辉出于对新来的同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关心，也想进一步从思想上考察刘光国，于是主动找到刘光国“挑应战”。吕辉的纸条上写的是： “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你抱什么世界观和人生观？”刘光国在应战纸条上回答到：“我抱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人生观。”通过多次问答，都充分表明刘光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青年。刘光国给吕辉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春节到了，这是刘光国在外过的第一个春节，板桥游击根据地充满了新年的气氛，游击队战士们脸上都洋溢着节日的喜悦。除了改善伙食外，游击队还燃起熊熊篝火，举办迎春晚会。大家围成圈，讲故事，做游戏。其中碰球最有意思，就是依次报“一球”、“二球”……错者要罚唱歌、跳舞、讲故事。吕辉首长没接上，唱了一首《坚持皖南斗争歌》。后来，球碰到了刘光国，可能是春节思念家人，刘光国满怀激情唱了一首当时学校流行的歌曲《母亲》。深情并茂的表演、悦耳的声音，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她的歌把晚会推向了高潮。 正月初一，大家互致新春祝福后，吕辉派人把刘光国找到游击队领导机关驻地黄家大屋，作了一次长谈。谈到昨晚刘光国唱的《母亲》，吕辉说：“你的歌唱得真好。”然后他又问：“你知道我有一位什么样的母亲吗？”刘光国不明所以，没有回答。吕辉深情地说：“我有一位慈祥的深明大义的母亲，我十六岁在学校读书时就参加了新四军，离家时母亲依依不舍，但为了抗日救亡，她毅然决然地送我走上革命道路。”吕辉接着说：“现在我们的国家母亲还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为了这个母亲，我们离开了生育养育我们的母亲，为解救国家这个母亲而奋斗，所以，我们还要学唱革命歌曲，为革命工作服务。”脚下的木炭火映红了刘光国那俊俏的脸庞，她的心中也象熊熊的炭火一样激情澎湃。她对吕辉的母亲充满敬意，也感谢吕辉对自己的启发，决心学好革命歌曲。 刘光国找来小本子，把平时听到的革命歌曲都记下来，平时一有机会就要吕辉等首长教她唱。吕辉见刘光国有文化，有思想，不只叫她唱歌，还经常将《矛盾论》、《社会发展简史》、《论共产党修养》等书籍借给刘光国看。刘光国学习后，更加坚定了革命理想和信念。 自正月底开始，游击队主动向外线出击，刘光国随吕辉一道转战至方塘、上坦、东岸、济川一带。行军大多是夜晚进行，吕辉总是安排有经验的老战士冯和忠，喻家顺、穆大发等人一前一后保护着刘光国，防止出现意外。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山路上，战士们一般是后面的人拉着前面人的衣服，摸索着艰难前行。在艰辛的征程中，刘光国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克服重重困难，从未掉过队。这一带刘光国比较熟悉，她积极同大家一道向所到之处贫苦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与群众谈心，组织大家抗租、抗税、抗丁、抗粮。吕辉带领游击队在一个叫云岭沟的村子开展工作时，由于有人告密，国民党自卫队很快追来。快到村子时，幸好自卫队副队长和游击队有联系，开枪示警。敌众我寡，吕辉等人刚转移到村后的山上，敌人就把村子包围了，子弹打的身后树叶纷纷飘落。看到同志们镇定自若的神情，刘光国紧张的情绪也一扫而空。由于他们对群众的利益秋毫无犯，老百姓都说游击队是自己的队伍，新区很快就发展起来了。 为给部队筹集军费，刘光国还找机会几次将吕辉等首长秘密带回东岸家里，使吕辉首长有机会向其父亲宣传革命主张。刘光国的父亲虽为国民党员，但对共产党的主张也有一定认识，他除了热情招待吕辉等人，还捐给游击队不少钱粮。
一九四七年，敌人主力部队六十三师对板桥根据地“清剿”的时候，是根据地最艰苦的岁月。刘光国随部队转战至泾县、宣城、宁国等山区的丛山峻岭中。他们常常是住山棚、吃野菜、风餐露宿，但刘光国从没叫一声苦，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她常在山棚里与吕辉探讨革命理想，共读革命书籍，同时对吕辉的生活关怀备至，让吕辉有更多的精力考虑反清剿的事。 几个月的共同战斗与生活，吕辉对刘光国产生了超出战友情谊的好感，同志们也都在闲暇时不经意的促成他们俩成一对。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吕辉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慎重地找到皖南地委领导汇报了一这件事情。在那个异常艰苦的年代里和复杂的形势下，地委领导胡明考虑到刘光国父亲是国民党人士，决定再考察一段时间，等革命胜利后再谈此事。于是胡明给刘光国写了一封长信，鼓励她要多向吕辉同志学习，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知识分子工农化，与群众打成一片，多做革命工作，并特意让吕辉将信亲手交给刘光国。 后来，国民党正规军再次对板桥等根据地大肆“清剿”，条件非常艰苦，一个女同志在队伍实有不便，再加上出了一个苏北游击队员与仰惠卿谈恋爱、准备私自离开部队的事件。吕辉首长决定将仰惠卿劝离部队，同时安排刘光国到地方做地下工作，待条件允许后再归队。吕辉同刘光国谈话之后，刘光国接受了组织决定。临行前，吕辉要警卫员交给刘光国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屯溪一处我党秘密联络站的地址，并交待紧急情况下可以到那里找党组织。带着新的任务，带着吕辉的嘱托和他赠送的革命书籍，刘光国在冯和忠等人护送下，依依不舍地回到东岸老家。
三、历经磨难初心在，转战南北多艰辛
回到东岸家中，刘光国开始了新的工作和生活，但她忘不了在板桥那火热的生活，忘不了吕辉首长和战友们。每每遥望板桥，她都在心里祈盼，吕辉带领游击队早日取得反“清剿”斗争的胜利。多年以后，刘光国写的一首诗“扫墓节”可表当时心境。 烈士离世卅余春，扫墓塔前祭故人。 民族英雄严氏子，能和能正得民心。 丹心日月相晖映，出止军中众尚尊。 临逝遗言休为我，众多声诺谁重温。 对战友的思念与担心，使刘光国患上了疾病，身体很虚弱，于是刘光国冒着被国民党逮捕的危险，到宁国城里西街的大姐家养病。 得知刘光国到了宁国，国民党便衣便借清查户口前来打探，国民党县党部密令，抓捕刘光国时若遇抵抗，即就地枪决。于是刘光国转移到大姐养女家，由于便衣严密监视，白天就藏身于其楼上的草堆里。等到有一天，天下起了大雨，趁雨夜，刘光国准备转移到五里铺一位宗亲家，不料刚出门，就被盯在门口的国民党宁国县党部调查室特务发现而被捕。得知这一消息，刘光国的大姐立即找到开明绅士陈道富求救，陈道富是刘光国家亲戚，又是国民党宁国县党部书记宋楚吾的干爸。由于当时刘光国正在生病，脸色枯黄，极为虚弱。陈道富找到宋楚吾，以病情严重为由，当晚即保释其到河沥溪堂姐刘闺玉家治病。虽保释在狱外，但遭特务们严密监控。得知刘光国被捕，进步同学吴纯华、吴报玉经常前来探视，并告知外面一些消息，这让处于囹圄之中的刘光国感到一些慰藉。
刘光国被软禁期间，家里人都在想办法帮其脱身。时任宁国县经济保管委员会的大姐夫找到任国民政府中央审计处长的堂兄和宁国县县长操竹友，共同商量营救办法。操竹友虽为国民政府宁国县长，但其是农工民主党党员，与中共皖南地委领导胡明保持着直接联系，很有正义感，是我党的朋友。脱身计划就由操竹友负责，即刘光国逃脱后，操县长带人名为追捕，实为护送出境。他们定好脱身之计后，由刘光国大姐借探望之名告诉刘光国何时脱身，走哪条路线。 当天晚上，刘光国女扮男装，化名程绿英，从芜屯公路经五里铺、竹峰潜往屯溪方向。待刘光国走远后，操竹友则带领县民团在芜屯公路上一路搜查，以掩人耳目。刘光国逃离后，吴纯华、吴报玉二位同学遭到国民党县党部特务的追捕，因逃脱及时才幸免于难。刘光国在屯溪住了一段时间，按吕辉纸条上的地址没有找到党组织，却碰到了一个洪姓女同学，洪姓同学心直口快，刘光国怕被其暴露，立即将纸条咽下肚。后来她找到在屯溪经商的表叔彭正华，彭正华通过关系为其搞到一张通行证，并护送刘光国到南京。找到党组织后，由于南京形势复杂，又由中共地下党人吕健军（宁国人）、徐祖一护送其转移到上海。在上海，刘光国暂住在暨南大学女同学汪珍芬宿舍，假期又转移到南京同学江琼林家。在南京，她积极参加南京中共地下活动，与徐祖一等人送中共地下党宣传文件到芜锡等地。之后，刘光国又到合肥二姐家，才算安定下来。闲时以“金银花”笔名写了一篇“月夜怀远”的散文，发表在《安徽日报》副刊，抒发对战友亲人的思恋之情。在合肥她以程绿英之名在省科学馆工作，并在馆报上发表“康庄大道”等文章。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姐迁往芜湖，刘光国又随其到芜湖，在芜湖田粮处工作。一年多时间里，刘光国辗转往复苏、沪、皖各地，历经艰辛，但风霜血雨丝毫没有动摇她的革命意志，反而更坚定了她对党的信念。 一九四八年六月，根据斗争形势需要，泾旌宁宣中心县委在宣宁边区设立了中共宣宁工委和办事处。十月，刘光国秘密回到宁国。得知刘光国回宁国的消息，工委书记张帆指示吕建军找到刘国光，安排其归队事宜，刘光国又回到了游击队的怀抱。这时，吕辉首长已经牺牲半年多了。在宣宁边区的游击队里，刘光国受到了工委书记张帆等老战友的热情接待和热烈欢迎。刘光国很快从失去战友的悲伤中走出来，又积极投身反清剿和迎接大军南下的游击战争行列中。一九四九年四月，随着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刘光国和她的战友们一同参加了解放接管宁国的战斗，她幸福地见证了宁国这块热土回到人民怀抱的历程。 新的政权诞生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刘光国又积极投身于保卫胜利果实和建设祖国的大潮中。一九四九年四月至七月，她先任宁国县新生政权的宣传组副组长，宣传党的政策。后来她参加县接管物资工作队，开展接管敌伪物资工作。一九四九年七月至十二月，她到郎溪县参加剿匪反霸工作队，接着又参加秋征免减工作队。在交通极其不便的环境下，背着被包，日夜步行在工作第一线，被同志们笑称“刘铁腿”。在随后的“土改”、“统购统销”、农村经济特别是菜叶等农作物开发工作中，刘光国同志始终紧跟时代大潮，始终以满腔的热情，冲天的干劲，以扎实的专业知识，立足于宣城这块土地，积极带领其他同事为当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了省地县以及当地群众的表彰和肯定。
在“反右”和“文革”中，刘光国同志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刘光国同志得到平反，党组织纠正了一切强加在她身上的不实之词。她老当益壮，又以顽强的毅力、饱满的热情投身于工作中。在林业局和农牧渔业局工作期间，其《秋茶采摘必须具备的条件和技术措施》在《华东茶叶季刊》等学术刊物刊登，并获国家农牧渔业部金奖。晚年的刘光国，对生活充满激情，六十多岁学诗，二十年余年笔耕，孜孜不倦，常常吟诗子时后。诗文结集成《芳洲集》，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其《洞仙歌·僵桃》曰： 小桃无主，寂然僵眠去，浸透风霜历年许。 眷寒枝，挂影空水清漪，谁顾盼，点缀霜天桃树。 倚天寒寄傲，积雪痕消，酣梦枝头着春雨。 趁桃花重放，暗送幽香，花下客，仰睇香魂隐处。 早攀拾茶供珍藏，且莫管衰荣，当观时序。 这正是一位老战士七十余年革命生涯历尽风雨、无悔追求、淡然人生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