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乐界视歌曲创作为“雕虫小技”，导致有水平的音乐人不愿意把心思花在单曲创作上

● 某些网络歌曲以自我表现为中心，博出位，秀下限

● “互联网+”时代，歌曲创作应融入新时代语境，契合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传播中国好声音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唱歌或许是人类最古老、常见的抒情方式。随着人们艺术素养的提升和传播的便利化，歌曲创作的门槛越来越低。几年前，艾瑞咨询发布的《中国在线音乐行业研究报告》显示，国内在线音乐中，有音乐版权的歌曲数量就达到六百万至七百万首，此外还有大量尚未统计的没有版权的“草根”音乐创作者的歌曲。歌曲虽多，但真正流行起来、为大众所熟知的则少之又少。近些年，这一问题越来越突出。

高水平音乐力量缺席单曲创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音乐创作取得了飞跃进展，然毋庸讳言，歌曲创作似乎并不受人待见。即便是以写歌著称的施光南，其毕生的奋斗目标还是写歌剧，终在50岁的壮年倒在了歌剧《屈原》创作的征途上。

进入新世纪，歌曲创作似乎成了音乐家的业余爱好，写歌剧舞剧、大合唱、交响乐等大型音乐体裁成为专业音乐创作的“正途”，从国家级音乐奖项的设置上便可见一斑。中国音乐金钟奖设二胡组、小提琴组、声乐（民族）组、声乐（美声）组四个组别，并无歌曲创作类奖项。

也许有人会说器乐创作不也同样没有设奖，但参加过音乐比赛的人都知道，新创器乐作品可以通过演奏家的精彩演绎而占得先机，而对声乐而言，唱好一首新歌的难度却远远大于对经典作品的二度创作。CCTV青歌赛演唱新作品可获得0.5的加分，即便如此，选唱新歌的参赛选手仍寥寥无几。况且能在音乐赛事上唱响的新歌，往往都是为专业歌手量身打造的定制版，其演唱难度连声乐专业学生都难以完美驾驭，更何谈众口相传？

当前，音乐界视歌曲创作为“雕虫小技”，认为“其难登大雅之堂，难以体现自身水平”。这种观点在专业音乐界颇有市场，导致有水平、有能力的音乐人不愿意把心思花在单曲的创作上，而高水平创作力量的跟不上自然会影响歌曲的质量。

大量网络歌曲只求流量不求质量

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注意力始终是稀缺资源，这必然也影响到歌曲的创作与传播。互联网的兴起对音乐发展是一个巨大推动，它颠覆了近百年来形成的音乐传播方式，歌曲创作也由精神生产转变为商业运作。正如阿多诺在《论流行音乐》中所言：“流行音乐不仅不要求听者努力来听懂具体的音乐，而且给听者提供了模式，任何具体的细节都在这样的模式中被归类”，由此带来三个后果：流行音乐的标准化和伪个性化，流行音乐刺激的是被动消费，流行音乐成为社会的黏合剂，“听众认为这些材料所产生的意义首先就成了他们达到精神上适应当今社会生活机制的一种方式”。

流行歌曲作为文化商品，必然要满足各类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最大限度地吸引流量，以获取商业利润，赢得生存空间，这是“互联网+”时代音乐创作不可逆转的潮流。网络歌曲的兴起，重新定位音乐消费群体，不断改变音乐创作格局，成为艺术市场中一股横空出世的文化力量。《老鼠爱大米》《猪之歌》《最炫民族风》《小苹果》《我的滑板鞋》《学猫叫》等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一两年。

随着网络歌曲的层出不穷，一个严峻的问题浮出水面：网络传播的快捷高效与昙花一现的双刃剑效应逐步显现，大量网络歌曲“过把瘾就死”。为最大限度地吸粉赚流量，迎合受众的文化消费心理，不惜泯灭其艺术个性，甚至刻意降低艺术品位，最终导致歌曲思想上的平面化、风格上的通俗化乃至演绎上的低俗化。而微信、抖音等手机APP的出现则更加剧了这种趋势，大量网络歌曲内容空洞，格调低下，一度成为“三俗”的重灾区。歌曲品质不断滑坡，不求“经典咏流传”，但求李佳琦式的带货，形成大量旋律雷同的“口水歌”；或干脆“语不惊人死不休”，如《忐忑》《小鸡哔哔》等一批不知所云的“神曲”。

另外，受西方后现代解构主义影响，网络歌曲在创作上以自我表现为中心，无视甚至颠覆歌曲创作的基本形式与规律，以博出位、秀下限，甚至歪唱恶搞等方式赢得大量拥趸和粉丝，以至于一些达不到音乐工业标准的歌曲也纷纷走红，有些居然“荣膺”年度爆款歌曲。这使得歌曲创作的行业标准与艺术规范受到了巨大挑战，也在某种程度上拉低了国内音乐文化的美学品格，成为新世纪以来歌曲创作经典难再的重要原因。

创作要走出方寸空间，走进生活现场

“互联网+”时代，歌曲创作要抵达观众心灵，必须融入新时代语境，不断创新表现形式，契合人民群众日新月异的审美需求，注意宏大叙事与具体而微的辩证关系，以接地气的平和心态，传达出广大群众的诉求和理想，向世界传播中国好声音。

中国音协副主席、作曲家张千一指出，当下歌曲创作存在“居中现象”，特别差的歌曲随着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丰富和艺术欣赏趣味的提高，已逐渐淡出舞台，但能传得开、留得下，特别是能够经典化的歌曲寥寥无几，给人的整体感觉是挤压在中间，“高原之作”相对较多，“高峰之作”却千呼万唤不出来，具体表现为“三多三少”：感受多、感悟少；共性多、个性少；写得多，唱得少。在他看来，“歌曲是音乐体裁形式中比较小的形式，但却承载着亿万听众”，要做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亿万听众负责任地创作出更多符合新时代、反映新生活的好作品”，这是历史和时代赋予广大音乐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主席叶小钢强调，音乐创作者只有真正融入新时代发展洪流，把握住生活和音乐的关系，才能创作出打动人、感染人的歌曲；只有走出方寸空间，走进更广阔、更基层的现场，扎实采访、精心创作，才是产生精品力作的关键。

在新生代音乐制作人何沐阳看来，如今的主流传播权都在地方卫视、网络综艺，以及微信、抖音等手机APP，歌曲创作应主动与之对接，才能获得流量出口，赢取更多受众。他为2018年央视春晚创作的《我和2035有个约》，在编曲中采用大量电音，这是借鉴西方现代音乐技法，最具未来感的音乐元素；由TFboys领唱，更好地诠释出歌曲内涵，极大地激发起青少年受众的兴趣。2019年的年度爆款主打歌《我们都是追梦人》更是汇聚了TFboys、李易峰、朱一龙、陈伟霆、吴磊、邓伦等一众明星，以晚会、音乐会、快闪、歌舞、MV等不同形式，唱响祖国大江南北，仅在抖音平台的播放量就已超过75亿。这些成功的歌曲创作表明，新语境下，音乐人只有秉持引领时代风气、回应大众诉求、传承民族文化的艺术追求，才能创作出真正好听的歌曲。

（作者：黄敏学，系绍兴文理学院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